汉籍传入日本，据《古事记》载最早是在第15代天皇应神天皇时期，由王仁经百济传入《论语》、《千字文》。前者是儒学的教典，后者是有关汉诗语言及表记的辞书，两书不仅对日本的汉诗文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文明意识的形成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儒佛文明的传入使日本汉文学受到触发
据《日本书纪》载当时圣德太子已"向高丽僧惠慈习内教，向博士觉哿学外典 "。他努力开展日本汉文的工作，完成了《伊予温泉碑》和《十七条宪法》。《伊予温泉碑》原碑文现已失落，据《释日本纪》记载，此碑是推古四年即596年圣德太子游温泉所记，引用了后汉张衡的《温泉赋》和魏朝曹植的《七步诗》，而且用对句表现，部分还用了四六体，基本上受我国六朝文章的影响。其中开首一句"日月照于上而不私，万机所以妙应;神井出于下而不给，百姓所以潜扇"，反映了其具有儒教教化的初步意识。
这种接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在《十七条宪法》中表现的就更加明显，第一条"以和为贵"和第二条"笃信三宝"的要旨都分别体现儒、佛二教的基本精神，相反十七条都没有触及本土的固有神道思想。可以说，圣德太子最先通过汉文学接受了儒佛的思想体系，学习并推进中国的中央集中权利的建制。645年的大化革新就是以儒学思想作为其政治理论的基础，它对于决定其后日本古代汉文学的发展方向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奈良时代儒学思想的渗透更为强烈
8世纪的奈良时代，第一次以明确的文学意识编撰的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也留下了我国六朝诗所含"述志"、"言志"的儒教文学思想的印记。其序文强调撰集的目的，是"恢开帝业，弘阐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
撰集从儒学的立场出发，主张"调风化俗"，"润德光身"，将仁智尤其是仁作为其文学的根本思想;其次，贯穿佛、道调和的对立思想，形成生的享乐态度和静观性格。尤其是儒学的思想的渗透更为强烈，在编撰的汉诗中，大部分是五言诗，以叙事及言志诗居多，即使是自然诗，也模仿唐诗多从概念性出发。几乎没有和歌那种言情的抒情诗。
举两例来说。一例是，作为最古的日本汉诗、大友皇子的两首五言诗，一"侍宴诗"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以皇明、帝德、三才来歌颂天皇的圣德;另一"述怀诗"曰:"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羞监抚无术，安能临四海"，以承天教而从人道、行政治来宣扬教戒之途，赞颂了信奉儒学的为政者的立场，就反映了儒学的王道思想倾向。
另一例是，多益须咏两首题为《春日应诏》的"应诏诗"，一曰:"望山广知趣，临水敦人怀"，一曰:"喜若暇听览，仁智寓山川"，更是效仿《论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精神，以儒学的思想来歌颂天皇的仁智恩德。与此同时，僧侣诗则多以咏佛教世界为主题。它诞生于总和歌集《万叶集》问世之先，而且是作为宫廷文学出现，对和歌产生一定的影响，仅此足以证明早在奈良时代，汉诗已作为日本文学所占据的历史地位。
三、平安时代对儒佛思想起了规范作用
在9世纪平安时代初期，嵯峨天皇即位，他热心引进中国文化，奖励汉文学创作，此时出现三大汉诗文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而且前两部是嵯峨天皇亲自敕令编纂。以此为契机，迎来了其后汉文学的全盛期。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大地推动了文学上的"汉风"风潮。某些日本文学史家称为"国风黑暗时代"，可见当时汉风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这些诗文集的特点，一是以大陆儒佛道的教化、感化和经世的思想作为根基;二是以七言诗居多，二十行以上的长诗也不少，突破了日本短型诗的模式。据《日本后记》载，嵯峨天皇敕令撰集时就指出:"经国治家以文为善，立身扬名以学为尚。"
这成为平安时代汉文学的指导思想。更值得注目的是，这三部汉诗文集都是敕撰集，而且比醍醐天皇敕令编撰的纯日本式歌集《古今和歌集》早了近一个世纪，这一方面反映当时皇室对汉诗文的极大关心，另一方面其敕撰的指导思想，对这个时代的日本文学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
《凌云集》是小野岑守奉敕令编撰的，半数是七言诗，反映了当时学习唐诗长句的一斑。编撰者在序文开首就引用了魏文帝的"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就是从为政者的立场出发，强调了文章——这里是指汉诗文以及广泛意义上的文艺——的"经国"的政治作用和教化的功利作用;同时用了很大的篇幅称赞嵯峨天皇的仁爱和文才。
由藤原冬嗣奉敕令编撰的《文华秀丽集》，共3卷，主题分游览、宴集、饯别、赠答、咏史、述怀、艳情、乐府、梵门、哀伤、杂咏等，"经国"的文艺思想没有《凌云集》那么浓烈。但值得注意的是，《凌云集》没有收入僧侣诗，而《文华秀丽集》则收入空海在内的僧侣诗，赞颂僧侣的德望、祈愿轮回等，作为梵门的主题更是渗透着浓重的佛教思想。可以说，"梵门"类诗实际上就是佛教诗。
作为第三部奉淳和天皇之命，由良岑安世等编撰的汉诗文集《经国集》，集名取自上述魏文帝的"文章者经国之大业"句，而且序中强调了"经国而无穷"，指出:"天肇书契，奎主文章。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故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此外还收入许多空海的佛教诗。这明显地表现出其编撰的文艺指导思想。
在短时期内敕撰三大汉诗文集，可以看出在当时律令政治体制下，汉诗文之所以兴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为政者从汉文学，尤其是从儒学的功利主义出发。也就是说，文艺的政治优先成为一种价值的判断，以利"经国治世"之大业。实际上也如此，三集的儒学思想比佛教思想浓烈得多。
继三集之后，空海的《三教指归》，其意义在于它能分别研究并归纳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所有思想体系，探求其相互的关系，企图在整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中给予一种秩序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于9世纪初叶第一次在日本出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暗示了我们土著世界观的裂缝。由此，日本思想第一次在世界观的结构水平上同佛教邂逅了。"它的形式兼具戏剧和小说的因素，而且运用中国六朝的四六骈俪体，通过艺术的表现，来表述哲学的理念，所以在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日本最古的戏曲"或"日本最古的小说"。还有空海的汉诗文集《性灵集》，主要是佛教诗，自不用说是咏佛教的事，而其他的诗和散文诗也都委婉地表现了佛教的思想。
9世纪末由于菅原道真的汉诗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的问世，继嵯峨天皇之后，掀起了第二次的汉文学高潮。菅原道真是汉学、儒学世家出身，有较高的汉文学素养，他的汉诗文的主题，首先是描写庶民的艰苦生活;其次是揭示宫廷的国政弊端，还慨叹"国家恩未报，沟壑恐先填"；再次是描述自己的被贬生涯，反映自己的人生态度;最后是吐露久病衰老又失意所生的佛心，抒发"此贼逃无处，观音念一回"的心境。这两部汉诗集共550余首，其表现的主题，也是强调了佛儒的感化作用。
比如他在《菅家文草》中所说"文辞甚美，义理皆通者，所谓上上也"，就是强调优秀的汉诗文不仅需要词美，而且更要重视通达义理。道真还强调了"赋古诗之流，诗盖志之所之。各献一篇，具言汝志"，从理论上来说，道真是将诗赋的表现原则，与儒教的经世的文艺观结合来思考的。
总结：
由此可见，日本的汉诗文家，他们的文艺思想无疑是以儒教的经世思想作为根底的，但在感情上却没有将汉诗与和歌的文艺观对立起来，相反积极发现和歌的优点，将和歌纤细的感受性的表现引进汉诗，增添了平安时代文学尤其是和歌的优美的抒情性。不仅大大地扩大了汉诗优美的抒情世界，而且迈出了汉诗走向日本化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日本文学史序说》
《释日本纪》
《性灵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