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滅佛的動機分析:三大矛盾激化,道士趁機向武宗遞了一把刀

唐武宗滅佛的動機分析:三大矛盾激化,道士趁機向武宗遞了一把刀

佛教自傳入中國後,經歷過四次大的浩劫,即“三武一宗滅佛”。“三武”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為後周世宗柴榮。

在這四位帝王滅佛事件中,以唐武宗的滅佛最為徹底,在唐武宗滅佛事件中,共拆除大的寺廟4600餘所,民間私造的小寺院4萬餘所,令26萬僧尼還俗,沒收寺院的良田數千頃,讓寺廟15萬奴婢變為兩稅戶(納稅人)。唐武宗的這次滅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沉重打擊了寺院經濟,擴大了朝廷財政收入的來源,鞏固了中央集權。

對於唐武宗滅佛的原因,有人認為是唐武宗與皇叔李忱之間的矛盾引起的。當時,唐武宗為了奪取帝位,就派人把李忱抓起來,想弄死他。有個仇公武的宦官有心搭救,便假裝殺死了李忱,並將其送出皇宮,李忱從宮中逃到民間後,就隱身於佛門。唐武宗滅佛,就是為了查殺宣宗,以毀滅他的棲身之所。後來,唐武宗暴斃,李忱就被宦官迎入宮中,繼位稱帝,成了唐宣宗。

上位的唐宣宗,與唐武宗滅佛相反,而是馬上大興佛教。唐武宗滅佛,唐宣宗興佛,兩個皇帝的政策剛好相反,似乎更進一步說明,這次滅佛是唐武宗和唐宣宗矛盾引起的。但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後,繼任者文成帝就立馬恢復佛法;北周武帝滅佛了,周宣帝即位了,也恢復佛法了。這說明,一個皇帝滅佛,另一個皇帝恢復佛法,並不能說明兩個皇帝是對立的。

唐宣宗興佛的原因分析

1,佛教在中國發展的太深了,已經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單純的依靠暴力手段滅佛,是不能持久的。

2,滅佛,也帶來了一些不利於社會安定的因素。有些還俗的僧侶,突然失去了生活來源,就開始擾亂社會治安,而唐宣宗適當恢復佛教,也是緩和一下社會矛盾。

3,這次暴力滅佛,無疑也會引發大量的輿論指責,而新即位的唐宣宗,為了獲得民意支持,逐步有限度地恢復一下佛教,有利於鞏固個人的統治。

因此,唐宣宗恢復佛法,並不是因為與唐武宗有個人恩怨而恢復佛法,而是基於一定的現實考量。唐武宗滅佛,顯然也不是為了打擊逃難的唐宣宗,根本原因其實還是經濟問題。

唐武宗滅佛的動機分析:三大矛盾激化,道士趁機向武宗遞了一把刀

滅佛的根本原因:佛教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武德年間,學者傅奕就多次上表廢除佛教,他認為僧人都是“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目的是為了逃避賦稅義務。到了武則天時期,她為了利用佛教鞏固自己的地位,大肆興佛,給國家財政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狄仁傑指出:“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重,又劫人財。”唐中宗時期,修建寺院,“大則耗費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而且,修建寺院就需要轉運石頭和木材,這就會“廢人功,害農務,事既非急,時多怨諮”,浪費了極大的人力和物力,還影響了農業生產,百姓對此也有怨氣。

也就是說,如果在唐朝初年,佛教還並沒有大肆興起,當時的人也只看到了僧尼逃避賦稅的端倪,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財政收入;那麼,到了武則天及唐中宗時期,佛教大力興起,政府就必然會加大財政上的支出,使國家府庫空虛。而且,一旦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每逢天災,寺院又不能解決百姓的飢餓。

這說明,在經濟上,佛教已經與國家的發展進步產生了矛盾,特別是在安史之亂後,這種矛盾顯得更為突出。唐文宗認為:“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以前,一個農夫種的糧食是養三類人,現在又要養軍隊和僧人,等於就是要一人養五人,無疑是加大了百姓的負擔,佛教讓百姓變得貧苦。針對於此,唐武宗更是憤怒地說:“窮吾天下,佛也”,把佛教當成天下窮困的罪魁禍首。

“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

唐武宗認為,在兩京的長安、洛陽,僧人越來越多,佛寺也越建越多,勞天下之民來修建寺廟,真是勞民傷財。而且,全天下的僧尼“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僧人的吃穿用度,都是靠天下百姓來供應。

由此可見,安史之亂之後,佛教得到了很快的發展,這就使得佛教和政府之間在經濟上的矛盾日益明顯。因為,唐朝前期,反佛者也只看到僧尼逃避租賦,興佛會加重政府的財政支出,對社會的負面影響還能忍受,而安史之亂以後則是認為佛教導致天下民窮,對佛教的發展採取限制措施的理由越來越充分。

唐武宗時的宰相李德裕就是堅定的反佛者,早在唐敬宗時擔任浙西觀察使,就對佛教的發展加以限制。例如,當時朝廷規定“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當時,徐州節度使王智興為了斂財致富,就以敬宗生日為由,於泗州置僧壇。當時,許多江淮以南的人,都紛紛北渡淮河,落髮為僧,而王智興也藉此獲利甚厚,“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回,別無法事”,每個到來的僧尼,上繳二貫錢,就可以拿到官府頒發的憑證度牒,以此牒可以免除徭役。

針對於此,李德裕就上奏朝廷,說:“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王智興於泗州設僧壇,當地有三分之一的人丁趁機落髮為僧,以逃避徭役和賦稅。如果不禁止,恐怕整個江淮以南會失去六十萬壯丁。

由此可見,當時已經有官員把增加僧尼作為斂財的手段,大量的壯丁變成僧尼,政府就損失了這部分壯丁的租賦。唐敬宗雖然昏庸,但也能看出這件事會造成極大的財政損失,也不得不下“即日詔徐州罷之”。

當唐武宗滅佛,宰相李德裕興奮地對唐武宗表示,滅佛使得還俗僧尼、奴婢為兩稅戶(納稅人)共約41餘萬,獲得良田數千頃。李德裕無論是在地方,還是在朝中,都是始終堅持打壓佛教的態度,他認為佛教勢力的發展,必然會影響政府財政來源,基於這個認識,他積極主張滅佛。這說明,唐武宗滅佛是佛教勢力日益膨脹的必然結果,唐武宗之前的皇帝之所以沒有滅佛,主要是這種矛盾的發展還達不到最尖銳的程度。但是,唐武宗滅佛,並不全是因為經濟原因,還有一個政治原因。

唐武宗滅佛的動機分析:三大矛盾激化,道士趁機向武宗遞了一把刀

政治原因:佛教思想對皇權發起挑戰

佛教自從傳入中國,就和儒家思想相互影響,互相吸納對方的優點。但是,由於佛教是外來的,其文化還是與中國的儒家思想並不能完全兼容,兩者呈現出相互對立的一面。同時,由於儒家思想在中國處於正統地位,佛教自然也經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

因為,儒家是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倡導每個人要做到修身齊家平天下的程度,以達到家庭和諧,國家富強的目的,是一種積極的人生觀。而佛教則認為人生是痛苦,社會是苦海,要求人們出家,脫離現實,以達到成佛的目的,這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基於此,兩者對生與死的看法,也是對立的,儒家認為生與死都是自然規律,男婚女配,生兒育女,人類才得以繁衍開來,倡導人們要重視現實中的人生。而佛教則強調因果循環,輪迴轉世,使人們在死後能有一個好的歸宿,期望在來世改變命運。也就是說,儒家重視生,而佛教重視死,又是一個矛盾,唐武宗滅佛,與這種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有密切關係。

韓愈自稱是孔子、孟子思想的繼承人,他指責佛教“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不利於鞏固唐朝政權。因為,佛強調眾生平等,無論是貧賤富貴,都是佛的作用,這無疑是剝奪了君王的權力。況且,佛教宣揚“削髮而揖君親”,就是不忠不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削髮是違背了儒家的孝道。

晚唐詩人杜牧也對佛教進行過猛烈的抨擊,他認為商人靠坑蒙拐騙發家致富,基層的小官吏也靠勒索等不正規手段斂財,上層官員,假公濟私,魚肉百姓。這些人“心知其有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都知道自己犯了罪,為了求得心理上的安慰,就對佛捐錢做些善事,希望“有罪罪滅,無福福來”。一個人是否有罪,是由佛來決定的,用錢就可以買福賣罪,完全是一種交易行為。這無疑會損害國家法律的威嚴,一個人是否有罪,本來是由法律來決定的,現在卻可以讓佛來決定,等於就是替代了政府的權力,這就不利於政權的穩定。

天下是靠儒家思想來治理的,佛教和儒家的矛盾卻日益激化,不得不使唐武宗考慮佛教與政權的關係,這可以從他的一段話得到佐證:

“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

所謂“以文理華夏”,就是指以儒家思想治國,其思想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無疑是有利於統治者鞏固政權,一個區區西方來的佛教,豈能比得過儒家思想。

很顯然,唐武宗認為儒家思想是治國之本,而佛教作為外來的宗教,思想上膽敢挑戰儒家的地位,間接與皇權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無疑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唐武宗滅佛,政治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任何事情的發生,有其根本原因,但都需要有一個導火索引發,除了根本的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外,還有一個直接原因,就是佛教與道家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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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矛盾,武宗滅佛的直接原因

佛教除了與儒家思想有衝突,還與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矛盾重重。佛教雖然是外來宗教,但其教義的深度卻遠遠超過道教,因而更能獲得一些上層人士的青睞。而且,佛教的一些內容也更能被百姓接受,如因果報應,輪迴轉世等,可以使得處於困難的人把希望寄託於來生。只要信佛,一切罪過,都可以得到原諒,而道教在這方面,卻相形見拙。

在對待生死的問題上,佛教告訴百姓,只要信仰佛教,死了就可以去西方極樂世界。而道教卻宣揚長生不老的思想,信道者可以修成神仙,到天上去享受理想的生活。在這裡,佛教就比道教佔有優勢,佛說人死後可以去到極樂世界,就算有人對此有疑問,但沒辦法證偽;而道教宣揚人長生不老,卻是可以證偽,因為沒有哪一個信道的人可以不死。

這就使得佛教相比於道教,在百姓群體中更有基礎。雖然說長生不老之術難以實現,但作為最高統治者,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擁有佔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就對長生不死抱有一線希望,就往往迷信於各種不老之術。不但秦皇漢武有追求長生不老,到了唐朝,帝王也不例外,唐朝有六位君王亂服藥而死,分別為太宗、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和宣宗。

這說明,道教雖然在理論上戰勝不了佛教,但能用長生不老之術來迷惑帝王,唐武宗崇尚道教,並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道教利用了唐武宗“貪生不死”之心,以抬高自身政治的地位。

於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的優勢來排斥佛教,當逃難的唐宣宗隱身佛門,道士向唐武宗上奏說:孔子云:“李氏十八子,昌運方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臣等以為黑衣天子是僧人也。唐武宗就相信了這樣一個讖語,就開始憎恨僧尼。

這說明,唐武宗時期,道教和佛教的矛盾達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而道教利用自身政治上的優勢,就乘機制造輿論,瞎編亂造說什麼黑衣天子取代武宗,這使得唐武宗最終下了決心滅佛,因此,道教利用政治上的優勢排斥佛教,暗示僧人威脅唐武宗的地位,成了滅佛的導火索,是唐武宗滅佛的直接原因。

總結:

唐武宗滅佛,不是心血來潮,而是各種矛盾激化後的結果,佛教被統治者打壓是一種必然。最終,道士的一句讖語,成了唐武宗滅佛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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