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存款新增量罕見地超過了人民幣貸款增量。
近期融資環境有所轉松，信貸投放與社會融資均超市場預期，人民幣存款新增量也少見的超過了人民幣貸款增量。
存款的激增，一方面是由於資金的避險情緒，“現金為王”的趨勢愈發強烈，各類風險資產的投資者將其持有的投資標的變現，增加現金持有量。美國銀行對近200名全球基金經理進行的月度調查顯示，基金現金配置比例從5.1躍升至5.9%；另一主要方面，是在疫情衝擊下寬鬆的金融環境已經逐漸明確。
3月新增人民幣存款41600億元，新增人民幣貸款28500億元，存款相對貸款多增13100億元；將機關團體以及事業單位涉及的財政性存款計入調整後，3月單月新增存款相對貸款多增11145億元。新增存款與新增貸款二者的差額直接衡量了常規信貸投放以外的貨幣派生，3月該差額的轉正意味著在政策“寬信用”外的金融體系融資環境整體好轉，市場參與主體的直接融資能力如發債、股權、股票、信託等融資渠道明顯暢通。
商業銀行債券投資是非信貸形式貨幣擴張的主力。2020年1季度，商業銀行增持企業債券6700億元左右，銀行藉助非銀部門債權投資擴張的貨幣量大約1350億元左右。
從貨幣統計報表來看，“銀行-非銀”間的融資同樣走升。存款性機構對非銀機構債權規模自2017年以來持續處於縮減狀態，但自2020年初就開始轉向淨增長，並在3月環比增量達到了近2年來的最高值約7500億元。由於非銀自有資金投向為債券類和權益類，均為企業直接融資資金來源。
逐漸降低的貸款利率與相對剛性的負債成本使得商業銀行不得不將更多的資產配置在企業債券上以維持淨息差穩定；商業銀行通過向非銀機構提供拆借或同業理財投資間接的持有了新增的債券和增發的權益類資產。
經濟下行壓力帶來了更加寬鬆穩定的貨幣環境，目前較低的資金拆借利率既推升了企業債券的發行，也增加了金融機構的配置慾望。企業債權融資環境整體轉好，非銀機構加槓桿的環境也同步轉好，二者聯合投放了信貸以外的貨幣，上述貨幣也成為了了新增存款的重要來源之一。
在寬鬆的政策環境下，我國出現了“融資向上-產出向下”的背離：金融部門投放的流動性未能在實體經濟多次流轉，形成了“融資-產出”的背離，其本質是實體經濟貨幣需求的弱化。雖然政策層投入了相關政策成功的派生了大量的存款，但經濟承壓的風險仍然是客觀存在的，企業部門的投資需求下行，居民部門消費的潛力也受到疫情的影響，流動性需求的弱化也嚴重降低了貨幣政策拉動產出的效率。
前期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帶來了整體融資的轉松，推升了非信貸形式的貨幣更多派生，帶來存款的高增。而當前實體經濟貨幣需求逐漸鬆弛，未來社融與增長的分歧可能仍然會延續，更多的流動性投放可能難以帶來立竿見影的增長，融資環境的好轉帶動基本面好轉尚需時日。落實到債券市場，預計流動性寬鬆帶來的債券牛市尚未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