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不同於舊管理主義，新管理主義超出了技術操作層面，不僅影響著高校的管理制度，更以意識形態的形式滲透在高校的方方面面。將新管理主義原則和方法應用於高校青年教師的學術產出，初衷是為了激勵高校教師的學術活動，然而其弊端也十分突出。表現為學術量化與碎片化，教師學術認同危機，科研學術從教學學術中漂移。對此，應打造“精美”學問，營造“慢節奏”的學術氛圍，構建高校青年教師的學術認同，明確學術認同的內在機理，合理定位教學學術，建立教學與科研的聯結體。
關鍵詞：新管理主義；高校青年教師；學術產出；學術認同
新管理主義與我國高校青年教師的學術產出
新管理主義起源於西方政府的新公共管理改革。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公共管理部門進行了改革，將企業的經營理念及一整套管理工具和技術運用到公共服務部門的管理。新管理主義的“新”是相對於傳統韋伯式舊管理模式而言的。傳統的舊管理模式存在規模龐大、低效和缺乏靈活性等弊端，新管理主義則強調“三E”（Economy、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即經濟、效率和效益）。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管理主義重塑著西方大學的內外部環境。受市場經濟的影響，新管理主義也無形地影響著中國高校的改革，主要特徵在於技術層面的超越，以意識形態的形式滲透在高校的方方面面，直接影響著高校的辦學方向和管理制度，更是對高校學術產出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新管理主義的核心要素包括：監督員工表現、經費與目標實現相掛鉤、設計質量審計的方式、開發服務部門的準市場等[1]。可見，企業屬性是新管理主義最根本的特性。企業通過兩條路徑進入高校，一條路徑通過影響政府對高校間接影響。反觀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歷程，受西方新管理主義的影響，政府不斷下放權力，強化市場影響力，增強高校自主權。政府與高校的關係由直接控制變為間接監督，由信任走向問責。另一條路徑為企業的技術與精神直接滲透進高校，將企業管理模式引入高校，改變傳統的制度設計，建立新型的現代大學制度。這一系列變革深深影響了高校的學術生態系統，最終把焦點落在了高校青年教師的學術產出上。從數量上看，“科研規劃”“獎勵機制”“人事聘任”“非升即走”等一系列改革促使高校的學術產出呈現出繁榮的現象，但從長遠來看，則是新管理主義“效率至上”原則在我國高校青年教師學術產出的體現。將教師的學術與SCI、SSCI、CSSCI發表量牢牢地綁在一起，學術研究完全成為高校青年教師的一種謀生職業，研究方法只是謀生的手藝，研究室只是謀生的作坊，研究論文只是謀生的產品，研究生只是僱傭的幫工，高校青年教師將變成異化的、名不副實的“學術產出工匠”[2]，體現了“急功近利”“工具主義”等觀念，長此以往，必將影響我國學術事業的發展。因此，本研究以高校青年教師作為學術人的身份為立場，從新管理主義的視角探討中國高校教師學術產出的實然狀態，並且從學術產出的節奏、教師學術認同的內外部因素以及科研與教學的關係進行深入的挖掘，對當今我國高校學術產出的“熱潮”進行“冷思考”。
我國高校青年教師學術產出的實然狀態
1.量化學術，快節奏下的學術碎片化
自中世紀以來，大學就被視為一個探究真理、追求學術自由的場所，科學意義上的學術源於“閒逸”的好奇、精神的滿足。學者是“人類的教師”，他應當為社會而存在，為公眾樹立典範，為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事業而不懈努力，這是教師偉大而光榮的歷史使命。本質上，傳統的學術活動受外界的影響較小，更多源於教師內在的學術認同與激情。隨著西方生產方式的不斷變革，市場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市場經濟原則開始進入社會其他領域。至20世紀80年代，開始影響英國、澳大利亞、美國等高校的政策改革，尤其表現在教師的學術方面。在現代，高校教師學術活動的展開邏輯通常具有雙重屬性：一是學術自由的邏輯，這與科學的產生、分化和綜合的內在邏輯間具有關聯性，高校教師學術人的身份也相對穩定；二是新管理主義影響下學術邏輯的異化，外部政治和經濟力量及內部高校行政權力的介入影響著青年教師的學術活動，即學術人的活動或多或少地被納入到國家意志、市場邏輯或高校文化意識形態，不同主體通過不同機制作用於高校教師的學術工作，體現著新管理主義的不同特點。首先，政府採用問責制，通過新泰勒主義機制培養政治人，採用間接意義上的引導和控制，如提供研究資助、控制學術資源及開展學術獎勵等，對高校青年教師的學術工作進行遠程控制。其次，政府角色的轉變壯大了市場力量，採用企業家精神以培養高校的經濟人，學術活動被賦予了市場價值，把高校的學術系統視為一個“準市場”，如研究撥款的“擇優”準則、“自負盈虧”原則、大學教師薪酬與市場掛鉤、積極鼓勵大學科研商品化等，學術與學術人的利益密切關聯，這些都是高校“學術量化”的表現。最後，高校則通過“文化管理”來控制學術人，通過形成與學術掛鉤的一系列制度與理念來對教師的學術進行控制[3]。
在我國，這一系列變革集中體現在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上。我國高校教師聘任制度改革歷經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崗位聘任制與勞動合同聘用制三個階段[4]。如今，勞動合同制基本屬於高校人事制度的主流制度。2003年，北京大學率先進行人事制度改革並採取“非升即走”的政策。2014年7月，國務院出臺了《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高校開始進入了一個以勞動合同聘用製為主要特徵的階段。而這一人事制度的對象基本為高校青年教師，其初衷在於轉變傳統的“鐵飯碗”制度，但這項改革總體上帶有效率和數量至上的取向，更傾向於以外在約束與激勵而不是從學術興趣以及高校青年教師發展規律的角度來進行改革。一方面，高校教師聘任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校的創造力與活力，是現代大學制度的重要一環；另一方面，人事制度改革增加了高校青年教師對科研的投入時間，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教師學術產出的功利化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國高校青年教師的學術產出具有很強的依附性，對政府的政策依附、對企業性管理依附、對高校制度依附，逐漸影響高校青年教師的學術習慣，對學術碎片化起到了催化的作用。這正與新管理主義強調數量與速度的突出特徵相符合，學術在“效率至上”的理念下逐漸分裂成“快節奏”中的增值產物，青年教師的學術呈現著碎片化、臨時性狀態，成為隨時間流動快速分裂和增加的數字。
2.高校青年教師學術認同危機
關於認同，麥吉泰爾（MacIntyre）強調個人內在的因素對學術認同的影響，而泰勒（Taylor）更加強調外在環境對學術認同的影響[5]。可見，高校青年教師的學術認同來源於個人與他人的相互作用，即內在自我認同與外在他人認同的結合。為了探尋教師學術活動中的新管理主義，王曉芳等人（2015年）基於對相關官方文件與若干結題報告的文本分析發現，教師作為研究者的專業身份並不被承認[6]，這也是教師學術認同危機的原因之一。但筆者認為，內在的認同對教師的學術產出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首先，在實際學術工作中，受新管理主義的影響，外部工具與手段仍然主導著青年教師的學術活動，部分大學轉向排行榜治校，把排行榜的名次等同於學校的辦學水平。國內外有影響力的大學排行榜科研指標占據了十分重要的比例，而這一比例正是依靠論文SCI及其他核心期刊的發表數量。學術產出數量關係著高校青年教師的職業生涯，為了在短時間內增加論文數量，對於剛剛步入高校的青年教師而言，學術被視為較不穩定的謀生手段，高校青年教師缺乏做學問的內在動機。
其次，學術產出帶來的壓力也影響著青年教師的學術認同。葉瀾等人（2001年）提出，根據關注內容的不同，教師發展階段被劃分為“非關注”階段、“虛擬關注”階段、“生存關注”階段、“任務關注”階段和“自我更新關注”階段[7]。生存關注是指教師在職業生涯初期對自我如何“生存”下來的關注，不僅決定教師的去留，而且影響教師將成為什麼樣的教師—教學型教師或科研型教師。這一階段，青年教師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教師的行為表現乃至心理、精神及身體狀態都呈現一系列新的特徵，如工作滿意度下降、激情消退、精神緊張乃至倦怠等。這些由過高學術壓力所帶來的負效應，會影響到教師的學術活力甚至創造力[8]。尤其在現代，青年教師職業壓力及科研壓力，在新管理主義“效率至上”的影響下愈發明顯，教師學術產出的外在推力大於內在動力，學術的工具性和目的成為了學術工作的本身。
最後，新管理主義的特徵還在於引入市場競爭，績效主義主導的競爭機制也導致學術共同體內部結構性分化日益突出。張銀霞（2012年）談到，競爭性的資源加劇了群體的分化與分層，然而這種分化與分層並不是遵循學術的邏輯，而是由外部管理力量導致的剛性制度分割。失去學術共同體這個家園的學術人由於學術活動目的取向的不確定性而陷入角色模糊狀態[9]。閻光才（2015年）認為，當代學術人正處於一個充滿內在學術自由與外在學術活動制度化、社會的外在角色賦予與自我內在角色的矛盾之中[10]，他們很難兼顧，更難以獨善其身，即在學術人、經濟人、政治人的角色中找不到適宜的方向。盧曉中等人（2014年）通過對G省大學青年教師的考察，提出以少數拔尖人才為目標的學術錦標賽制與多數青年教師的價值信念並不吻合，這種設計很難獲得多數高校青年教師的認同，如果一開始就被置於高強度的激勵刺激之中，在短期內可能使青年教師產出更多的學術成果，但容易使他們過早地產生職業倦怠，影響身心平衡，不利於其長遠發展[11]。因此，在由非學術力量主導的框架下，教師內在的、自主自為的學術認同邏輯因缺乏適宜的生態而無法紮根，青年教師的學術認同潛藏著巨大的危機。
3.科研學術居於主導地位，高校青年教師的教學漂移
相對於教學學術來說，科研學術產出的速度更快，縱觀國內外著名高校，無不把科研放在首位，導致學術從教學中漂移。科學研究作為高校的重要職能，起源於德國的柏林大學，最初為培養人才的重要手段，教學與科研本是一個聯結體。而在現代，科研一直備受青睞。20世紀90年代末，唐麗萍等人（1997年）以田納西州兩個大學系統為調查對象進行研究梳理發現，無論是管理者還是教師都更加重視科研[12]。科特等人（2001年）也談到，日益激烈的外部競爭壓力迫使許多院校在資源和政策上向科研傾斜[13]。
當然，中國的情形與國外相似，無論是研究型大學還是普通綜合大學亦或是應用型大學，甚至部分職業院校，都將科學研究擺在首位，忽視培養人才的基本職能，在新管理主義理念的影響下，高校青年教師的科研從教學中漂移。李君甫等人（2015年）以北京地區18所大學為調查對象，對大學教師收入的公平感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職稱差異越大，工資差距越大[14]。因此，為了縮小這種差異，青年教師只能通過高產的論文進行職稱評定。高校還根據論文的檔次和數量對發表在SCI、SSCI、CSSCI期刊上的文章進行不同層次的獎勵。由於實行的是數量層次上的獎勵，多數教師通過採取降低質量、提高數量的手段來獲得更高的績效工資。在高校青年教師的引進上，科研成果成為評價人才的重要尺度，甚至某些高校在引進人才時對教學能力隻字未提，並在教師考核晉升時也過分強調科研的指標，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親研究、疏教學”現象。在經費投入上，政府、高校及社會捐助也更加傾向於對科研的投入，這集中體現在工資待遇上，教學型教師收入普遍低於研究型教師。很多高校為了追求學術產出的數量，聘用專門進行論文發表的教師，他們與教學型教師的工資待遇相當甚至高於教學型教師，長此以往，必定使高校教師的教學動力大大減弱。在高校系統中，科研機構能夠得到學校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但對有關人才培養機構的支持缺乏，有些高校的教研室被研究所、研究院等組織取代，教學學術失去了基本的組織保障。
我國高校青年教師學術產出的應然狀態
1.打造“精美”學問，營造“慢節奏”學術氛圍
不可否認，新管理主義對高校青年教師的學術產出具有促進作用。一方面，改變政府包攬高校所有事務的狀態並減輕政府的負擔，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管理其他事物。通過市場機制增加了學術產出的數量，讓高校在短時間內產出了大量論文，在排行榜上獲得了巨大進步。另一方面，表面上教師學術看似一片光明，實則損害了高校教師的學術理想，甚至會出現偏離正規學術的軌道。從教師的學術投入時間來看，在新管理主義的影響下，要求高校青年教師在短時間裡產出大量的學術成果，生活和學術工作的界限日漸模糊，青年教師的心理長期處於高壓狀態，可能出現長期性的職業倦怠及嚴重的身心健康問題，最終影響個體的學術產出質量。這種表現將會影響學術共同體的氛圍，當它蔓延到整個學術系統，最終影響國家學術事業的繁榮[15]。
當然，現代意義的大學已經不再是伯頓·克拉克眼中的象牙塔了，它與政府、社會的關係越來越密切。這對政府決策者、高校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進行冷靜思考並以長遠的目光整體佈局。
因此，目前首要任務在於完善與教師學術產出密切相關的聘任制度。通過整體設計進行有序改革，尤其要淡化高校青年教師考核評價中以論文發表數量為導向的傾向，注重學術產出的質量。高校教師學術產出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節奏”的快慢，也就是教師學術產出的時間長短，這既表現為外在時間投入的多少，又取決於學術人內在的心理規律。因此，人事制度改革的前提在於充分了解知識分子勞動特點與心理特徵，尤其要根據學校的不同學科制定不同的標準。慢工才能出細活，好的學術一定擁有充足的準備，創造性成果才是高校學術的本質性特徵，尤其是對於人文社會學科而言，學術應該是一種“精美”的學問。同樣，在自然科學中，也需要長期反覆的實驗才能產出重大科學成果。
2.構建高校青年教師學術認同，明確學術認同內在機理
受外在環境與內在因素的相互影響，青年教師的學術認同包括外在角色認同和內在思想觀念認同。角色認同是青年教師學術認同的重要影響因素，思想觀念認同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學術認同外顯為高校青年教師的角色定位，因此充分尊重教師“以學術為天職”的獨特性是關鍵。政府、高校應該明晰高校青年教師的定位，把“學術人”的身份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學術認同內隱為思想文化觀念，具有比角色認同更加強烈的內在驅動特徵和思考特性。教師的學術活動本質上來源於個人的獨立思考和凝神專注，需要一個相對平和的心境，其是教師內在精神世界的表現，憑藉內在的好奇心來進行學術活動會使學者更加主動和輕鬆。自古以來，“追求真理”與“格物致知”是學術人的理想。卡西爾曾說過：“人早在他生活在科學的世界中以前，就已經生活在客觀的世界中了，即使在人發現通向科學之路以前，人的經驗也並不僅僅是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感覺印象，而是一種有組織有秩序的經驗”[16]。青年教師剛剛從高校畢業，在知識儲備上具有廣泛性和深刻性，對其專業領域的問題具有自身獨到的見解，如果能將他們的內在學術動力有效激發出來，使其沉浸在學術研究的樂趣中，往往能夠創造出偉大的精神成果。
3.合理定位教學學術，促使高校青年教師教學與科研並重
在新管理主義的影響下，青年教師普遍以學術科研為重。一直以來，高校教師的教學學術與學術科研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導致人才培養質量的下降。可見，合理定位教學學術，促使二者的聯結尤為重要。
“教學學術”是博耶針對美國大學“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提出的，要求從新的學術視角看待高校教師的教學活動，應該把教學與科研放在同等地位。閻光才（2017年）根據學術生命週期的大致規律，將教師的科研與教學的關係分為以下三個階段，即入職初期(博士畢業後6年～7年，40歲以下），穩定的職業中期(大約在40歲～55歲間)以及職業後期(大約在56歲以後) [17]，他認為職業初期的青年教師應該屬於學者和教學者，在重視科研的同時，更要注重教學。青年教師的科研學術與教學學術是相互促進的，只是在不同時期有所側重而已。例如：當今，高校青年教師在入職初期，部分高校重視對教師研究潛質與能力的考察與培養，通過適當減輕教學負擔，給予他們儘量相對充裕的時間，逐漸明確自己的研究方向，獨立承擔研究項目，確立自己作為學術型教師的身份認同。
在我國，需要重新發揮高校教研室的重要作用。把教研室與研究所、研究院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夯實基層教學組織，為不同職稱、不同年齡的教師提供一個相互交流探討的橋樑，更好地為教學服務[18]。發揮教研室的作用只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治標之策，需要找到教學學術與科研學術關係扭曲的根源。因此，治本之策的關鍵在於政府與高校政策導向的調整，在強調數量時更要關注質量，實現“質”“量”統一，標本兼治。
整體來說，新管理主義理念通過市場、政府對高校產生著間接的影響。利弊分明，既不能被全盤否定，也不能簡單接受，而是要在傳統與變革中用冷靜的態度來審視。將新管理主義的原則和方法應用於高校青年教師的學術產出，是一個有效的激勵手段；然而，量化學術，以產出數量為目標終究不是長遠之計，也違背了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高校不是計算產出的工廠，而是育人的源地、學術的殿堂和社會的良心。（作者：周奕，單位：深圳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學科共建項目“深圳特區高等教育改革史論”課題（課題編號：GD18XJY35）；廣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重點項目“教育學一級學科研究生培養模式創新研究”（項目編號：2017JGXM-Z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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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