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
明代，萬曆皇帝不經過正當程序，繞過朝廷直接派人到蘇州收稅。高額的稅負使紡織行不肯開業，大量工人失業。憤怒越積越大，終於，在進城農民工葛成的帶領下，兩千多紡織工人群起而上，一舉搗毀了蘇州城中的數個稅收站。走投無路的皇家稅官請求蘇州知府鎮壓，知府卻說「兵御外寇，非為民變」。萬曆接到報告，也承認「事出公憤，情有可矜」，除了對葛成一人判處有期徒刑之外，悉予釋放。10年後葛成出獄，被蘇州百姓稱為「葛將軍」。
清代，乾隆年間，戶部寶泉局的兩千多工人，因抗議剋扣工資決定停爐罷工，步軍衙門出動火槍隊鎮壓。事後，皇帝批示「此等刁風，甚屬可惡。務必重處，以警其餘」，還因為沒多殺幾個人而認為官兵辦事不力。乾隆規定，群體性事件聚眾達四五十人以上者，准許地方官不分首從就地正法。
評：盛世。
秀才
崇禎十五年，浙江海寧的秀才陳確因控告知縣貪汙，被無故取消了參加全省考試的資格。該縣的其它秀才聽聞此事，集體抗議，「群聚不散」，知縣見了，心下害怕，只好撤回命令。不久，消息傳到朝廷，該知縣被免職接受調查。
乾隆四十五年，廣西桂林的老秀才吳英給布政使呈去了一份策書，建議減免賦稅、救濟災民。當日，吳英全家被逮捕，嚴刑拷問背後的主使。審訊發現老秀才只是出於關心國事的熱情寫了一份建議，地方官遂以其「生逢盛世，不知安分」擬凌遲處死，家屬斬立決。一個月後，朝廷批覆，核准吳英凌遲，不過皇上開恩，家屬不必立決，留到秋後問斬吧。
評：欲做奴才而不得的人。
大臣
明代，嘉靖皇帝因對刑部尚書林俊所作的判決不滿，下旨說「著林俊回將話來」。林俊立即上殿，當著皇帝和百官高呼「臣官至尚書，天子無故不呼名」，其他大臣也以孔子「君使臣以禮」的話《論語·八佾》勸告皇帝。史載，林俊發言時「辭嚴色厲，聲震殿陛」。最後，皇帝亦不得不為之讓步。
清代，曹振鏞歷朝為官52年，其中任首席軍機大臣15年。學生向他請教在朝的奧秘，曹回答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道光皇帝覺得御史的奏摺太煩，曹振鏞出主意說「不管寫的什麼內容，您都從裡面挑幾個文字上的錯誤，交部處罰，這樣就可杜言官之口了」，道光聞之大喜。終其一生，曹振鏞「恩眷之隆，時無與比」，死後還得了「文正」的諡號。
評：做穩了奴才的人。
皇帝
明洪武朝，御史周觀政發現一隊女樂正往皇宮裡走，便上前詢問。領隊的太監說是皇上讓叫的，周觀政攔住不放。太監生氣地回宮，過了一陣子出來對周觀政說「皇上已經決定遣散女樂」，周觀政回答「必當面奉詔」。無奈，太祖皇帝只好親自出宮，當面向周觀政道歉「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
清嘉慶朝，皇帝詔求直言，翰林洪亮吉便上了奏摺，說皇上您最近上朝似乎偶有遲到，不妨稍加註意。隨即，洪亮吉嚴旨立斬，臨刑前改為發配新疆伊犁，還要稱頌皇恩浩蕩。
評：嘉慶君的廟號在我大清可還是「仁宗」呢。
天下
明代，東林書院依庸堂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也不是明朝獨創，「陛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明的政治基礎，「以天下為己任」更是上千年來讀了一點書的人的擔當。
清代，乾隆皇帝親自批示「居然以天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自然嘛，書院的職能也從切磋義理、議論公卿變成了科舉考試補習班了。
評：既然全天下只能有一個人姓趙，既然風聲雨聲都不讓聽了，那讀書人還有何用呢？一起來研究回囬囘迴字的不同寫法吧！
南巡
明武宗不顧大臣阻攔，以「親征」為名巡幸江南。路過揚州，武宗釣上一條大魚，非要賣給知府蔣瑤，蔣瑤說「本府沒有買魚的預算，臣只好拿家裡衣服來換」。武宗又一再索要特產，蔣瑤說揚州的特產只有瓊花，但是自從北宋亡國之後就絕跡了。皇帝無奈，最後強索了500匹白布才勉強挽回顏面，前往蘇杭的計劃也不得不作罷。對於蔣瑤的行為，朝野上下「極重之」，繼位的嘉靖皇帝舉行酒會還特地讓他坐在首桌。
200年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江蘇學政尹會一抱怨「民間疾苦，怨聲載道」，乾隆嚴旨詰問「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尹會一聞言免冠叩首，還是被謫戍遠邊。紀曉嵐也曾稍稍言及南巡耗財太甚，被乾隆怒叱道「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於是，「自是而後，朝臣皆相與結舌吞聲，無復有為民請命者矣。」
評：所以，歷史學家們的結論是，明武宗南巡窮奢極欲，乾隆南巡盛世佳話。
明武宗《明朝正德年間的囧人囧事》
孔廟
王陽明是近世最偉大的儒者，不過，他從祀孔廟一事卻經歷了多年的討論。第一次，有人提請王陽明從祀，多數大臣持反對，提案被否決。第二次，禮部尚書直接批准了從祀，因未經正當程序，最終未被執行。第三次，萬曆皇帝把提案下發討論，這回出席廷議的大臣有41人，支持從祀的有22人，另外，其它被提名人胡居仁、陳獻章、蔡清分別獲得了25票、21票和5票。隨即，奉聖旨：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准予從祀，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退休官員尹嘉銓上折，說湯斌、范文程、李光地等人品學兼優，建議考慮從祀孔廟。看到奏摺當日，乾隆批覆「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29天后，尹嘉銓判處凌遲。御筆改為絞刑，當夜執行完畢。
評：從祀孔廟事小，誰掌握對歷史評價的權力事大。歷史評價權的獨立性消失之時，就是最高權力可以衝出籠子肆無忌憚咬人之時。
百姓
1644年，北京煤山，崇禎皇帝咬破手指寫下的遺詔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份聖旨：「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無傷我百姓一人。」
1932年，吉林長春，愛新覺羅·溥儀表示：「佔據著我全心的不是東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麼辦法統治這塊殖民地。它要駐多少兵，要採什麼礦，我也一概不管，我關心的只是要復辟，要他們承認我是個皇帝。」
評：1898年，瓜爾佳·文悌（滿洲正黃旗人）向皇帝上奏反對變法，理由：「奸宄之徒欲保中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於度外。」將近三百年的時間，人家可是從來就沒把您當成過自己人啊。
文字
晚明，江南一些士人組建了復社，點評詩文、批評政治，其議論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可以動天下之觀瞻。崇禎十五年（1642年），有人向皇帝告發，說復社結黨營私，「上搖國柄，下亂群情」。覽奏，崇禎皇帝批了10個字，「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全案註銷。
十年之後，順治九年（1652年），禮部奉旨要求全國各府縣製作臥碑，橫放在學校的明倫堂前，核心是三條禁令：不得上書言事；不得立盟結社；不得刊刻文字。
評：「這三條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爭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謂三大自由了。東西雙方的現代史，在這上，有一個恰正相反的對比。講起來，真值得我們內心的慚愧。臥碑立於順治五年。有名的金聖嘆，就為犯了臥碑禁令而殺頭了。因為當時考試官貪汙，一些生員跑到明倫堂向孔子靈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結社的禁令。我們從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別獎勵大家發言，公開發言的。也不僅明制如是，歷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許人講話。這成什麼制度呢？這只是滿洲部族政權便利他們統治中國的一些無理的法術。」——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臥碑，順治九年（1652年）頒詔、同治七年（1868年）再刻。攝於臺南孔廟
大儒
明代，理學名臣黃道周當面批評崇禎皇帝施政急躁、用人不察，還說「臣不盡言，怕陛下便亡國了」。崇禎爭不過，一邊揮手讓他下殿，一邊嘟囔「黃道周一生學問，只成就了一張佞口」。正在離開的黃道周聽到此言，立刻轉身說「這一個『佞』字，待臣與陛下分辨」，遂又有一番激烈的言辭。事後，崇禎怒甚，但「奪於公議」，也不得不承認「道周有學有守」。
清代，考據學家閻若璩被推為「國朝六儒」之一。康熙南巡路過他老家，閻若璩已經68歲，聽聞消息立刻出門，結果因為皇帝的御舟走得太快，沒能趕上。閻若璩耿耿於懷，又寫了萬壽詩8首，讓兒子閻詠帶去求皇帝賜一幅字。閻詠北上，趕在皇帝必經的河岸邊等候，康熙聽說了，在船上遙問「閻若璩是誰啊」，閻詠在岸上一路小跑追著回答，還是沒能趕上御舟。終於，尚是皇子的雍正聽說了，叫閻若璩進京。閻若璩正在病中，接到通知「霍然而起」，好友勸他老當自重，他卻說「吾績學窮年，未獲一遇，今賢王下招，古今曠典，乃斯文之幸也」。到了北京，沒幾天便過世了。
評：閻若璩到現在還被稱為「中國啟蒙思想的先驅」。不知所啟何蒙？
殿上相爭8年之後，黃道周起兵抗清，被俘就義，遺言「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使閻若璩處此國破家亡之際，不知會有怎樣作為
尊嚴
明代，王樸是洪武年間的言官，多次直諫，太祖皇帝生氣把他罷官。不久，皇帝想起他的忠直，又起復為言官，王樸本性不改，繼續直言，屢屢當庭辯論是非，不肯屈從。一次，王樸遇事強爭，還說了一些人身攻擊的話，暴怒之下的太祖命人將其推出斬首，爾後立刻想起他的耿直，命人快馬將王樸追回，問他「汝其改乎」，王樸回答「臣無罪」。乃再命人縛之行刑。去刑場路上經過國史館，王樸還衝著路邊大喊「史官聽好了：『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樸！』」
清代，乾隆時，翰林杭世駿被推薦擔任御史，在筆試時他回答說「我朝統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當日下獄，刑部擬死，皇恩浩蕩，削籍為民。30年後，乾隆南巡，杭世駿趕來迎駕。乾隆驚訝說「杭世駿還沒死麼」，杭回答「臣之所以還活著，是為了能歌詠太平啊」。當夜回家，杭世駿驚懼而卒。
評：士可殺，不可辱。可怕的是，我們已經不知道在生命之上，還有更寶貴的，是為人之為人的尊嚴。更可怕的是，放棄了這尊嚴，我們的生命還是不能保全。
暮春三月，黃沙漫天。南望關河，最後一眼
正義
明代，武宗皇帝巡幸山西，因為屬於未經正當程序的出遊，既沒有詔書，也沒有儀仗隊。到了太原城下，守門的吏員何麟以未奉明詔為由拒不開門。堂堂一國天子，竟不能入。到京後，武宗大怒，逮來何麟，廷杖後釋放。何麟回到太原之日，山西省城官員自巡撫以下全體出城迎接，自此對這個門吏禮敬倍加。
清代，探花錢名世阿附年羹堯，雍正皇帝決定大做文章，給天下讀書人一個樣子。於是，雍正下旨說錢名世鼎甲出身，但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御書「名教罪人」四字，製成匾額，掛在錢家門楣，責令錢名世每月磕頭。同時，雍正還要求中央官員進士出身者385人全體做詩譏諷錢名世，寫的不好的還要發回重寫。事後，385首詩集成一部《名教罪人》，要錢名世自行出資刊印。那385人，上自一品大學士、下到不入流筆帖式，加上錢名世本人，竟從未顯露異見。
評：何麟只是一名門吏，為了他，一省的官員敢同天子的意思相抗。何故？從義。這樣的例子在二十四史中俯拾即是，實在是再再普通不過。然而，這一風氣在1644年之後倏然大變，最高權力既不再容許體制外有一套獨立的輿論體系，也根本不讓體制內的殘存者再有任何聯合起來的可能性。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不僅要打倒你，還要舉天下的力量一起來批判你，還要讓你做靈魂深處的自我批判。從此，「劃清界限」四個字開始滲入中國人的脊髓。
近鄰
1592年，日本西侵，朝鮮危在旦夕，萬曆皇帝赫然一怒，發兵援朝，下詔「弱者不扶，誰其懷德？強者逃罰，誰其畏威？」歷時8年，明軍平定倭患，朝鮮重歸安寧。幾十年後，明亡的消息傳到朝鮮，「及聞此報，雖輿臺下賤，莫不驚駭隕泣」。整個清代，思明，成為了朝鮮上下共同秉持的理念，萬曆被朝鮮國王年年奉祀，「崇禎」年號則一直沿用了300年。甚至直到今天的韓國，還有人堅持使用明代年號紀年。
1636年，清兵入侵朝鮮。儘管許多大臣一再堅持「臣自墮地之初，只聞有大明天子」，但經過了數十日的抵抗，還是最終不敵。出降之日，朝鮮國王身穿青衣，徒步走到清軍帳中，向皇太極三跪九叩，稱臣並承諾派遣王子做人質、協助攻打明朝、設立「大清皇帝功德碑」、建立「迎恩門」以歡迎大清使臣。1895年，大清在甲午戰爭中告負，朝鮮獨立，「迎恩門」隨即改名為「獨立門」，功德碑被推倒埋入地下，數百年前降清的那一天則被韓國人視為國恥之恥代代銘記。
評：從1644年起，靠「文明」為紐帶維繫的東亞體系儼然實質崩潰。
落款為「永曆三三八年」（1984年）的韓國石碑。「永曆」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的年號。此碑亦在該年的三月十九日樹立
遠朋
晚明來華的傳教士曾德昭（1585-1658，葡萄牙人）說「他們爽快地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除自己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們，真是一種羞辱」。「直到今天，很多人仍把中國人叫做野蠻人。聽見有人仍作這種稱呼，我感到慚愧，因為多年來，我在他們當中旅行，見到的情況並非如此。」
我大清，乾隆皇帝口諭「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綢為西洋各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
評：傳教士的見聞在歐洲掀起了長達百年的中國熱。沐浴著這樣的熱情，馬嘎爾尼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率領使團來中國訪問。然而，事實卻大失所望：「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英國使團描繪的中國風貌，注意辮子哦。
自由
中國自孔子以來，在政治的統系（「政統」或者「治統」）之外便有著一條明確的「道統」。何謂道統？道統便是歷代聖賢代代相傳的道德性命，是代代中國人賴以安身立命的信仰，也是中國人文精神史的總集。就像明儒呂坤所言「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焉，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帝王無聖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
1644年，畫風突變。順治皇帝首先表示帝王的任務是「繼道統而新治統」。到了康熙，則明白表示「朕維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之道統，即萬世之道統所繫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當然，這樣的自信也和「大儒」們的創新是分不開的。「國朝理學第一人」李光地就對康熙表示「我皇上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複合乎？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統」，開了孔子以後兩千年的先河。
評：只要道統還能獨立於政統存在，這世界上便還有聖人的教誨、天下的公議與人間的正氣。它們代表了超越有形權力的行為規範與評價體系。唯有如此，政治權力便不敢在世間為所欲為，也唯有如此，人性的自由才得以全面的施展，人才能作為一個個真正的「人」活在世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一旦道統被壓著脖子擠入政統，人性自由的輓歌便將在這片土地上吹響。
1644年，十五個瞬間，讓中國不可思議地轉過身去，也讓這一年在中國歷史上變得格外的不同。
三月十九日，憑弔1644，憑弔自由，憑弔人之為人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