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農業大市來說，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意義有多大？
立足當下，這個意義是樸素的，將生活在貧困當中的同胞全部拉出來，幫助他們過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孩子有學上、患病有醫治、住房有保障；
放眼未來，這個意義是深遠的，脫貧攻堅戰是在黨組織領導下的全社會再動員、再組織和再塑造的一場硬仗，實際上完成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次“大練兵”，加快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步伐。
宏大敘事要落在具體情境中，才更為清晰有力。
河南省商丘市地處黃淮平原腹地，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市，人多地少、產業單一，所轄6個縣中國家級貧困縣5個、省級貧困縣1個，2014年底貧困發生率為9.2％，屬於區域性整體貧困，是一個觀察剖析脫貧攻堅歷史意義的平原農區樣本。
事艱當奮進，任重更向前。這幾年來，商丘市將脫貧攻堅當作後發趕超的歷史機遇，堅持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把脫貧的投入化作致富的投資、攻堅的努力變為發展的動能，開創了政府治理效能躍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幹群關係魚水情深、鄉村振興蹄疾步穩的全新局面。
2019年，商丘市貧困發生率降至0.38％，有14項主要經濟指標增速位居全省前列，特別是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2667.2元，增幅10.1％，增速位列全省第一。
一場黨員大攻堅
貧困治理體系化、扶貧隊伍專業化，通過四級書記抓脫貧、全市黨員齊上陣，實現共識凝聚、力量集中、指揮統一，攻克一個又一個貧困堡壘
“一城閱盡五千年”，以商朝故都而得名的商丘市歷史積澱厚重。但歷史的榮光沒能照進現實，2014年新一輪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數量在全省排名第三，多達67.4萬人。
127.2億元，這是商丘市近5年來整合投入的扶貧資金，對於一個“吃飯財政”的地市來說，無疑是一筆鉅額投入。
在商丘市委、市政府看來，扶貧不能只看經濟賬、資金賬，更要算好民心向背的政治賬、民生賬。全力幫扶貧困弱勢群體，將資源要素逆向調節投入到貧困治理中，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最生動的詮釋。
當然，貧困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僅靠“砸錢”無法根治。要在資本人才匱乏、貧困人口眾多的農村地區扶貧更是難上加難，猶如在巴掌坡地蓋高樓。
“脫貧攻堅戰的提出，為貧困治理打開了新思路。”商丘市委書記王戰營認為，以攻堅戰的視角看，各自為政、零敲碎打是行不通的，只有通過構建專門性、系統性的貧困治理制度體系，實現共識凝聚、力量集中、指揮統一，才能最終取得全勝。
共識如何凝聚？商丘市委、市政府將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作為基礎性、常態化工作來抓，有計劃、有重點地組織各級黨員幹部在學中幹、在幹中學。僅2019年，全市舉辦專題培訓班多達92期，培訓扶貧幹部2.98萬人次。
“脫貧攻堅是城市反哺農村的一次集中行動。”商丘市廣大黨員幹部在學習中鞏固了感恩信念，深化了為民情懷，改進了工作作風。
領導重視、高位推動，歷來是發揮黨的政治優勢的有力工作方法。商丘市在全省率先組建由黨委主要負責同志任第一責任人的市、縣、鄉、村四級脫貧攻堅指揮系統，成立產業扶貧等13個脫貧攻堅重大專項工作指揮部，形成四級書記抓脫貧、全市黨員齊上陣的“一盤棋”格局。
軍號一響風雷動。商丘市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群團組織等“涉公”部門奮勇爭先、盡銳出戰，選派1390名駐村第一書記、7544名駐村幹部，組成2881個駐村工作隊奔赴一線，與農村基層黨員幹部並肩決戰脫貧攻堅。
“大家給我點時間，幹不好我捲鋪蓋走。”睢縣審計局幹部齊素靜剛到周堂鎮喬寨村擔任駐村第一書記時，滿腔熱情迎來的卻是村民對其“做樣子、走過場”的質疑。
齊素靜一遍遍走訪與村民交心、查找致貧原因，帶著村黨支部強黨建聚合力，開展勞務培訓輸出、組建種植養殖合作社、爭取資金修路改廁清汙、倡導孝道文化……3年多時間，喬寨村這個全縣最窮的村子脫貧摘帽，裡裡外外大變樣。齊素靜也跟村民處成了一家人，老人叫她“好閨女”，孩子喊她“齊媽媽”。
“幹扶貧，我們是專業的。”雖然來自各行各業，以齊素靜為代表的商丘市廣大駐村幹部如今都能有這份自信。他們的底氣來自哪裡？
——來自紮根農村。每年駐村時間不少於200天，與貧困戶同吃同住同勞動，真正懂得農民想什麼、缺什麼、要什麼，能夠做到手把手地幫、心連心地扶。
——來自身體力行。對“六個精準”“五個一批”“兩不愁三保障”“九項工程”等一系列中央、省市的決策部署，駐村幹部不僅自己要吃透，還要掰開揉碎跟群眾講清楚，更要結合貧困村、貧困戶實際制訂出具體實施方案。
——來自資源整合。駐村幹部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往往代表著所屬工作單位履行扶貧責任，可以充分利用本單位資源平臺優勢形成攻堅合力。
於是，一支懂政策、善調研、會表達、能幹事、敢創新的脫貧攻堅“鐵軍”迅速成長起來。商丘以扶貧幹部為典型廣泛開展學習教育活動，在全市推行基層工作日製度，鍛造出“講政治、勇擔當、馬上就辦、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風。
駐村幹部在前線攻堅拔寨，後方有一整套制度體系提供強力保障——各級黨政一把手分級向上立“軍令狀”、向下開展動員的責任體系，細化落實中央和省脫貧攻堅部署的政策體系，財政投入、金融扶貧、引進社會資本等多元化的投入體系，建檔立卡、因戶施策、嚴格退出等鏈條式的工作體系，督查巡查、民主監督、“回頭看”等全過程的監督體系，交叉考核、第三方評估、財政扶貧資金績效評價等複合式的考核體系。
在這套制度體系的支撐下，商丘市打造出了專業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人力物力財力投向扶貧“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沿著商丘市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2018-2020年）所設定的行軍路線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攻克一個又一個貧困堡壘。
一場產業大升級
政策扶持精準化、產業升級市場化，通過調結構深加工推動農產品進城、設立扶貧車間推動加工業下鄉，打造出城鄉聯動產業新格局
陽春三月，商丘市大地如茵，936萬畝麥田綠意盎然，預示著又一個豐收的年景。作為國家糧食生產核心區之一，商丘市糧食年產量穩定在140億斤以上，可以說全國每30個饅頭就有1個來自這裡。
為扛牢糧食生產安全的政治責任，商丘市作出了很大犧牲，產業發展受到不少限制，種糧食收入低、農村經濟活力差是致貧因素之一。
一頭是糧食生產的重任，另一頭是脫貧攻堅的重擔，兩難之間產業扶貧怎麼幹？
“‘錢糧兩全’，是我們必須且必然要尋找的答案。”商丘市市長張建慧表示，產業扶貧是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只有讓有為的政府與有效的市場形成合力，才能迅速打開局面。
以政策扶持精準化、產業升級市場化為原則，商丘市探索出了調結構深加工推動農產品進城、設立扶貧車間推動加工業下鄉的城鄉互動產業扶貧路徑。
——夏糧在穩中增收。針對我國每年大量進口強筋小麥的市場需求，商丘市在確保產量與傳統小麥品種持平的前提下，以良種補貼為導向，穩步推廣強筋小麥。2019年，全市強筋小麥種植面積達130萬畝，每斤多賣兩毛錢，助農增收8億元。今年，全市強筋小麥種植面積增加到了190萬畝。
——秋糧在調中提效。按照國家玉米去庫存的方針，商丘市適度調減秋糧中的玉米，立足於耕地為沙壤土肥力高、透氣好的特點，通過實行“龍頭企業＋合作社＋貧困戶”，發展花生160萬畝、辣椒140萬畝作為全市扶貧支柱產業，並在各貧困縣合理佈局培育出西瓜、酥梨、食用菌、蔬菜等年產值過百億元的優勢特色扶貧產業。
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的同時，商丘市以主食產業化為核心推進農產品精深加工，向產業鏈要效益，已形成涵蓋饅頭、麵條、餃子、米飯、麵包、餅乾、糕點等一系列主食產品的加工產業化集群。
2019年，商丘市農產品加工企業達2715家，其中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企業782家，總產值為2073.7億元，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半壁江山。這個“大糧倉、賣原糧”的農業大市正大步邁向“大廚房、賣產品”的農業強市，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升為產業扶貧注入了強勁動力。
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產業扶貧不能完全依賴農業，商丘市發揮地處隴海、京九、京港鐵路交匯點的區位交通優勢和貧困人口眾多的人力資源優勢，以扶貧車間為抓手，大力承接產業轉移，推進加工業下鄉。
3月10日，在民權縣褚廟鄉柘桑村扶貧車間內，恆嘉時裝公司的50餘名戴著口罩的員工正加緊趕製訂單。聽著縫紉機嗡嗡作響的聲音，貧困戶郭建梅心裡很踏實：“一個月能掙一兩千塊，日子好過多了。”
在商丘市，如恆嘉時裝公司一般的扶貧車間多達891個，幾乎實現貧困村全覆蓋，數量居全省第一。這些扶貧車間大多規模不大，承攬著諸如服裝、箱包、編織袋等簡單的加工製造業務。
“這些車間看起來是所謂的‘低端產業’，但相對於沒有一點工業基礎的貧困村來說就是產業升級，也是‘高端’的。”商丘市脫貧攻堅產業扶貧硬仗指揮部負責人、副市長曹月坤告訴記者，這符合貧困人口文化水平低、勞動能力弱的特點，在一些車間甚至能看到70多歲老太太的身影。
今年，商丘市對扶貧車間定下了更高的發展目標，力爭培育出年產值在2000萬元以上規模企業150家以上。一方面優選產業項目，為入駐企業配套提供土地、租金、技術培訓、金融等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通過扶貧車間與市、縣扶貧部門視頻監控系統的聯通，在全省率先實現遠程監測一體化管理，及時處置整改扶貧車間閒置低效問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商丘市對扶貧車間的重視是有來由的，五金工量具、打火機以及節慶用品這3個年產值過百億元的加工業，當年也是從如同扶貧車間一樣的小廠房裡做起來的。這兩年，在政府協調下，這三大產業中不少企業把適宜於手工加工的生產環節外包給扶貧車間，以大產業的訂單“孵化”小車間，用小車間的低成本“反哺”大產業。
在農業調結構產業化和扶貧車間的“雙輪驅動”下，商丘市基本形成了市有支柱產業、縣有主導產業、鄉鎮有特色產業、村有產業項目的產業扶貧格局，產業帶動貧困戶比例超過95％，戶均年增收2000元以上。
一場鄉村大動員
生產發展組織化、脫貧動力內生化，通過讓貧困戶自主選擇、深度參與，以利益聯結機制發揮鄉村能人的帶頭作用，樹起“自力更生、脫貧光榮”的好風尚，攪熱了曾經冷寂的村莊
2019年5月9日，對商丘人民來說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全市6個貧困縣在這天一同脫貧摘帽。更令人稱讚的是，5個國家級貧困縣脫貧的群眾滿意度均位於全省前列，百萬人口扶貧信訪量佔比全省最低。
這份優秀的成績單是怎樣取得的？商丘市委宣傳部部長王全周認為，既來自於精準識別扶真貧、精準施策真扶貧產生的實效，也來自於調動貧困戶脫貧積極性樹起的新風。
“農村是個熟人社會，特別講究一個公道。”商丘市扶貧辦主任劉彥華解釋道，扶貧濟困大家都支持，倘若一邊是普通村民辛辛苦苦把活兒幹，另一邊是貧困戶坐享幫扶奔小康，肯定會造成群眾不滿，甚至會告狀上訪。
“自力更生、脫貧光榮”，商丘市在扶貧機制建設中始終堅持這一原則導向，著力克服貧困戶“等靠要”所產生的不公問題。
扶貧不能包辦，要讓貧困戶有主動性。商丘市實行脫貧攻堅項目庫管理，開出特色種植養殖業、公益崗位、扶貧車間、外出務工等“扶貧菜單”，由駐村幹部講解政策扶持細則，鼓勵貧困戶根據個人意願和自身條件，自主選擇脫貧門路，自己對自己負責。
柘城縣申橋鄉農民王雲霞身患小兒麻痺症，丈夫身體也不好，窮日子過了大半輩子。2015年被認定為貧困戶後，她買了臺電動縫紉機為扶貧車間加工衣服，又申請貼息貸款養豬。四五十年來一直是蹲著挪步走的王雲霞，靠著自己勤勞的雙手3年多就脫了貧，在村裡“挺直了腰桿”。
當然，不是每一個貧困戶都能像王雲霞一樣有想法、敢行動，更多的人是不知道想幹什麼、能幹什麼，他們需要的就是有人帶著幹。
“小蘑菇撐起致富傘，大西瓜圓了致富夢，打火機照亮致富路，中國結搭起致富橋，桂柳鴨唱響致富歌”，夏邑縣產業扶貧的成績，離不開5609名產業扶貧帶頭人的付出。
這些帶頭人大多是村“兩委”成員、黨員、專業大戶、合作社骨幹、返鄉創業者等村裡的能人，經過選拔由縣農廣校專業培訓後，常年奔走在一線幫貧困戶轉思想、送技術、上項目、搞服務。
“帶頭人有多大業績，就享受多少政策支持，表現突出的可以培養提拔成為村黨支部書記。”夏邑縣委書記梁萬濤說，這就為村裡留下了一支不走的脫貧致富生力軍，他們帶動全縣3.53萬戶貧困戶脫貧，戶均年增收6000元以上。
夏邑縣產業扶貧帶頭人模式，是商丘市提升貧困戶脫貧組織化程度的一個縮影，即在尊重貧困戶個人意願的前提下，通過利益聯結的方式，與能人、合作社、扶貧車間、龍頭企業等主體綁定，嵌入到各種組織中深度參與生產發展，充分發揮貧困戶的勞動創造能力。
經過探索，商丘市主推“村集體＋鄉村‘土專家’或科技人才＋貧困戶”的帶貧利益聯結機制，股權比為6∶1∶3。村集體經營收入70％用於調動貧困戶生產積極性的二次分配，實現村集體經濟穩定發展、貧困人口持續增收。
現實總是複雜的，有的地方又出現“一發了之”“一股了之”“一分了之”的問題，一些貧困戶漸漸滿足於為數不多的分紅而失去了積極性，貧困問題的反覆性可見一斑。
“說破嘴皮子，不如拿到紅票子。”商丘市調整產業獎補制度，對勞動積極性高、收入超過脫貧標準的貧困戶給予額外獎補。睢縣對貧困戶家庭當年人均純收入4000元以上的，按人均純收入20％給予獎勵。
而在寧陵縣，每月的15日至30日，是貧困戶緊張又興奮的一段日子。村評議小組會來到家裡，按照增收致富之星、移風易俗之星、戶容整潔之星、熱心公益之星等10項內容進行星級評定。
“每顆星有50個積分，可在村裡‘同心圓夢超市’兌換價值50元的商品。”張弓鎮小呂集村黨支部書記呂岩說，錢雖不多，但月月比，“水滴石穿”，扶志效果相當明顯。
商丘市還將文化扶貧與扶志充分結合，在農村開設“道德講堂”，弘揚孝善文化、抵制紅白事攀比陋習、評比“好婆婆好媳婦”等，推動移風易俗、樹立文明鄉風。
這樣一來，貧困戶不僅在物質上脫了貧，更在精神上致了富。而貧困戶的改變又產生了良好的榜樣效應，讓更多的村民看到了希望，比學趕超的幹勁攪熱了曾經冷寂的村莊。
一場資源大調整
防止返貧常態化、制度銜接統籌化，通過將脫貧攻堅成果轉化為農民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和幸福感，築牢了黨在農村的執政根基
貧困始終是頑固的，如果說實現脫貧打的是一場攻堅戰，那麼防止返貧就要打一場持久戰。去年脫貧摘帽以來，商丘市委、市政府沒有絲毫鬆口氣、歇歇腳的念頭，在全省率先開展了“防返貧、防滑坡、防風險”的系列行動，確保政策不變、力度不減、隊伍不散。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脫貧戶返貧風險有所增加。2月8日，商丘市實施“全員返崗就業專項行動”，及時引導貧困戶、脫貧戶等農村重點群體外出務工。
3月初，虞城縣李老家鄉脫貧戶劉香雲因無法外出務工在家發愁時，接到鄉里的電話告知她存在返貧風險，商議後安排她去扶貧車間當包裝工。
劉香雲的難處在第一時間就被解決，得益於商丘市去年開展的防返貧預警大監測行動。通過村遍訪、鄉遍核、縣遍驗的“回頭看”，3.59萬名幹部對23.9萬脫貧戶進行篩查，將年人均純收入低於5000元且有病殘等風險因素的脫貧戶列為重點監測人群，納入防返貧監測預警大數據平臺。
每月5日、15日、25日，平臺進行信息採集更新、行業部門大數據比對，由駐村工作隊入村核實，將脫貧戶劃分為高風險返貧戶、有返貧風險戶和達標戶進行動態監測。早發現、早研判、早幫扶，商丘市打造出常態化的防返貧機制，確保脫貧攻堅工作進入全省“第一方陣”。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在通向農業農村現代化同一條道路上的‘接力跑’。”商丘市委副書記陳向平說，以兩者的統籌銜接為導向，將改善貧困村人居環境作為突破口，實施了改變貧困戶家庭髒亂差的“六改工程”、提升貧困村基礎設施水平的“九項工程”，實現人脫貧、村振興。
道路寬了，路燈亮了，房子好了，廁所不臭了，在家能上網了……經過“兩大工程”改造後，商丘市貧困村全都換了新模樣，乾淨整潔讓人看著就有精氣神。
每天一大早，民權縣綠洲街道辦事處史村鋪村保潔員李金鐘在清運垃圾前，喜歡先到村黨群服務中心前的小廣場上轉兩圈，看著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他總會感到很安穩、很幸福：“共產黨為人民，沒有忘了我們這窮地方。”
全市貧困村都建有高標準的黨群服務中心，配備辦公樓、衛生室、小廣場和健身器材等，改變了過去村部破舊無生氣的形象。現在茶餘飯後，越來越多的村民習慣聚到中心的小廣場上聊聊天、跳跳舞，討論討論村裡的事。
“黨群服務中心是抓黨建促脫貧謀振興的一線陣地，要把五星紅旗高高掛起來。”商丘市委組織部部長羅軍說，進一步朝著農村政治引領中心、教育培訓中心、文化活動中心、議事協調中心和便民服務中心的建設方向下功夫。
弱鳥何以先飛，至貧怎能先富？商丘市這個曾經的“落後生”靠著一股子拼勁、韌勁，牢牢抓住脫貧攻堅戰的歷史機遇，在攻堅克難的洗禮中實現了後發趕超，經濟社會呈現出高質量發展態勢。
近5年來，市委書記王戰營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貧困村、研究最多的是脫貧工作，他的感觸很深：“脫貧攻堅戰可以說是一場社會大整合，有力地調整了資源配置、深化了幹群感情、發掘了治村人才、強化了各界互動。”
——跨越貧困這道坎，留下的是一整套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制度體系。脫貧攻堅的責任動員、政策投入、考核監督等治理體系是在實踐中反覆打磨出來的，能夠有效實現資源要素向“三農”領域的逆向調節，為鄉村振興打下了堅實的制度基石。
——跨越貧困這道坎，留下的是一片幹部群眾的魚水深情。脫貧攻堅是在新時代對黨的群眾路線的一次宏大實踐，通過手把手地幫、心連心地扶，農民看待駐村幹部的眼神從一開始的冷漠變為信任再到熱情，再偏僻的村子也有人來管，幹群掏心窩子的話說不完，築牢了黨在農村的執政根基。
——跨越貧困這道坎，留下的是一支素質過硬、作風優良的鄉村幹部隊伍。脫貧攻堅是村“兩委”幹部綜合能力的一次考驗，商丘市以駐村第一書記為抓手加強農村基層黨建，注重從攻堅戰中選拔有擔當、善作為的治村人才，建立了一支23669人的村級後備幹部隊伍，平均年齡34.4歲。
——跨越貧困這道坎，留下的是一個友善和諧的社會。脫貧攻堅完成了一次社會各階層的大聯合、大協作，人人獻愛心、合力助扶貧，尤其是廣大民營企業發揮資金、市場、人才優勢積極參與其中。商丘市593家民營企業，結對幫扶貧困村（含非貧困村）656個，投入資金6.8億元，帶動貧困人口3.93萬人。
政貴有恆，治須有常。相信商丘這片充滿希望的沃野，在脫貧攻堅汗水的澆灌下，能夠培育壯大鄉村振興的長青之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