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許多方面來看，21世紀的前二十年是一個充滿機遇和財富的時代——儘管2008年發生了全球金融危機。我們的世界已經因互聯網和智能手機而改變。10億人擺脫了貧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就業與人口比例目前超過了70%——歷史的新高。多數經濟體重新以穩健（如果算不上驚人的話）的速度發展起來。
然而，儘管發達經濟體中許多人在某些方面獲得了重要的經濟收益，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們卻被意想不到的挑戰所侵害。我們審驗了一系列的經濟指標，比如，就業與工資增長、福利、基本消費品和非必需消費品與服務的價格、退休儲蓄等，發現對三種身份個體——勞動者、消費者和儲戶——的研究結果與總體數據相比，情況可能更加微妙。
對於身為勞動者的個體而言，就業率遠比世紀之交的時候高得多。在我們調查的22個經合組織國家中，2018年的就業崗位比2000年增加了4500萬個，其中3100萬個給予了女性。此外還有為數更多的創收活動與工作安排，讓數百萬人獲得了新的靈活選擇。
然而，更不穩定的工作安排——從零工時合同（勞動者得不到工作保證，但在僱主需要時又必須召之即來）到工作割裂（勞動者並未被受益於其勞動的公司聘用）——也在增多，削弱了許多人的經濟安全。此外，在這許多國家中，多數人工資停滯不前，2000年以來的年均工資增長幅度只有0.7%。
對於消費者而言，技術和全球化，加之管制的放鬆，大幅度降低了從通信到服裝等許多非必需消費品類和服務的成本。在數據使用量猛增10倍之際，數據成本卻降低了近90%。
然而，房屋租賃價格——通常是家庭預算中最大一筆項目，平均佔據支出的比例高達1/4——驟然攀升。許多國家的醫療和教育成本也已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發達經濟體的消費者平均每年必須多工作4周，才能在住房、醫療和教育消費上達到20年前的同等水平。
對於儲戶而言，好消息是平均財富回升並已高於2008年的水平，儘管財富中位數（或許是更好的衡量指標）仍然比危機前的水平低20%以上。隨著適齡勞動人口壽命的延長和退休時間的推遲——值得慶祝的一個理由——養老金計劃的壓力猛增。此外，退休儲蓄的責任已經從企業轉移到個人。超過半數的經合組織國家政府延長了退休年齡。在私營部門，許多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已經變成了固定繳款計劃，市場風險由接受方承擔。
與此同時，許多國家的家庭儲蓄在下降。在我們調查的22個國家中，平均一半以上的人2017年沒有退休儲蓄，四分之一略強的人根本沒有任何儲蓄。現在這個時候，退休儲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因為人們的壽命延長了。
企業角色的轉變不僅僅對儲戶產生後果影響。事實上，我們的分析表明，企業在工作、消費和儲蓄全部三個領域的市場干預都在減少，儘管干預的程度因國家而異。比如，就業保護程度變低，醫療和教育成本中的私人支付比例提高，養老金保障水平下降。與此同時，公營部門的工資開支以及政府向個人轉移的各種支出平均所佔GDP的比例從2000年的38%增長到了2018年的41%，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與老齡化相關的成本上升。這種干預降低而開支增加的雙重模式在22個經濟體中的多數國家普遍存在，無論它們的市場和企業機制有何不同。
這些結果表明，政策制定者和企業領導人目光超越積極的總體經濟數據、關注人們生活中真正發生的事情是多麼重要。民意調查顯示，許多國家中民眾的悲觀情緒反映了許多人面臨的日常現實。
若想未來20年強於過去的20年，我們認為有必要在兩條戰線上協調行動。首先，在快速變化的全球經濟中，必須通過持續的創新和生產力、經濟發展、就業增長與機會創造、企業活力與競爭力來維持並擴大迄今所取得的成果。第二大要務是解決個人面臨的挑戰，尤其是受到影響最大的人和地方。 對於1.15億能夠勝任高技能工作的個人、非必需消費品開支相對高於基本消費品開支的個人，以及有能力積累資本的儲戶而言，經濟發展成果對他們有利。
然而，更多技能低下的人並沒有看到類似的好處。工資滯漲，加上基本必需品開支上升，損害著約60%人口的福利與機會。在英國、美國及其他一些國家，僅房價上漲就消耗掉了普通家庭一半以上的收入增長。同樣的這60%人口也很容易受到強制性養老金縮減的影響，因為他們沒有或者無法儲蓄足夠的資金來彌補差額。16%的人沒有足夠的財富支付三個月的基本開銷，20%的人——1/5——沒有足夠的資金支付六個月的開銷。
30歲以下的一代也受到了經濟變化的衝擊。他們比年長的人群更難找到穩定的第一份工作——2000至2018期間，30歲以下年輕人的就業率實際上下降了，那些在職的人更有可能籤的是臨時合同。鑑於房地產價格飆升及高企的房租，爬上住房的階梯也愈加困難。
女性和少數族裔在就業方面取得一些進展，可是他們在工資和機會方面仍然落於人後。性別平等還有一段路要走：在我們調查的國家，男性每掙1美元，女性只能掙到85美分。儘管性別平等的議程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末，但現實就是如此。
最後，一些地區正在落伍。在我們的分析中，地理正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決定福利的經濟因素。美國和歐洲過去十年間多數的就業增長來自少數繁榮的大都市。這些城市吸引著人才，而且是創新中心。可是，這種地理上的集中意味著落伍的地區面臨著螺旋下降的境地，除非他們能夠找到辦法讓自己更具競爭力。他們需要政府和企業部門的幫助。流動性（也已經下降）是部分答案之所在。可是讓每一個人搬到高效能的城市中心是行不通的。無拘無束的全球化從政治和社會的角度來說是不可持續的。
鑑於改變我們生活的技術進步不斷向前邁進， 21世紀的未來十年已經呈現希望。許多人開始行動，包括政府在內。企業正重新關注多方利益主體，因為它們要努力應對新的挑戰，包括那些關係到可持續發展能力和氣候變化的挑戰——這是可能以倒退方式影響到個人經濟後果的又一個因素。 然而，考慮到挑戰的規模，人們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確保個人有更美好、更全面的經濟結果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當務之急。
詹姆斯·馬尼卡（James Manyika）邁克爾·斯彭斯（Michael Spence） | 文
詹姆斯·馬尼卡是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所長，該研究所是麥肯錫公司的商業和經濟研究部門。
邁克爾·斯彭斯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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