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斯之前， 縱橫家中的蘇秦早年周遊列國，向秦惠王遊說失敗 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因為當時的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秦惠王剛剛殺了商鞅，正是 厭惡遊說之士的時候，不明就裡的蘇秦貿然向他遊 說，遭到失敗亦不足為奇。如果遊說之士能夠意識 到不要觸及被遊說者的“逆鱗”，那麼基本上就獲得 成功的一半的保障。
《諫逐客書》開篇第一句：“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這 11 個字說明了李斯之所以上書的原因。這句話的高明之處在於，李斯既表明了自己反對逐客令的態度，同時巧妙替換真正該為“逐客令”負責任的對象，把逐客說成是“吏”而不是“陛下”的主張，將責任推到“吏”身上，從一開始就無形中維護了秦王嬴政的面子。
無獨有偶，南北朝時期， 丘遲的《與陳伯之書》中也說陳伯之之所以會背叛蕭梁政權是因為“外受流言”。將陳伯之背叛蕭梁政權的原因推給陳伯之以外的人，自然會減少陳伯之心中的反抗意識。
正如《鬼谷子》第九篇《權》有云“：先意承欲者，諂也。”
李斯從一開始就妙用遊說術，將主要責任推給“吏”的方式來討好秦王嬴政，使得被勸說者從一開始心中就會少一些牴觸感。
而李斯在寫了這 11 字以後，沒有直接再說為什麼不應該逐客。事實上，逐客令的發佈如果沒有秦王嬴政的同意，不是所謂“吏議”就能左右的， 況且逐客令的發出又不是空穴來風， 秦王嬴政又非昏君，秦國剛剛發生了水工鄭國事件，秦王嬴政因此下逐客令也是事出有因。但是，作為六國客卿的李斯，既然要勸說秦王嬴政改變主意，就不能說秦王不願意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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