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斯之前， 纵横家中的苏秦早年周游列国，向秦惠王游说失败 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当时的秦惠王“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秦惠王刚刚杀了商鞅，正是 厌恶游说之士的时候，不明就里的苏秦贸然向他游 说，遭到失败亦不足为奇。如果游说之士能够意识 到不要触及被游说者的“逆鳞”，那么基本上就获得 成功的一半的保障。
《谏逐客书》开篇第一句：“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这 11 个字说明了李斯之所以上书的原因。这句话的高明之处在于，李斯既表明了自己反对逐客令的态度，同时巧妙替换真正该为“逐客令”负责任的对象，把逐客说成是“吏”而不是“陛下”的主张，将责任推到“吏”身上，从一开始就无形中维护了秦王嬴政的面子。
无独有偶，南北朝时期， 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中也说陈伯之之所以会背叛萧梁政权是因为“外受流言”。将陈伯之背叛萧梁政权的原因推给陈伯之以外的人，自然会减少陈伯之心中的反抗意识。
正如《鬼谷子》第九篇《权》有云“：先意承欲者，谄也。”
李斯从一开始就妙用游说术，将主要责任推给“吏”的方式来讨好秦王嬴政，使得被劝说者从一开始心中就会少一些抵触感。
而李斯在写了这 11 字以后，没有直接再说为什么不应该逐客。事实上，逐客令的发布如果没有秦王嬴政的同意，不是所谓“吏议”就能左右的， 况且逐客令的发出又不是空穴来风， 秦王嬴政又非昏君，秦国刚刚发生了水工郑国事件，秦王嬴政因此下逐客令也是事出有因。但是，作为六国客卿的李斯，既然要劝说秦王嬴政改变主意，就不能说秦王不愿意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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