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於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於庶人。
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詩經·大雅·卷阿》
青銅器是我國文化藝術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商周時期則是我國青銅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青銅藝術的成就不僅體現在精美的紋飾上，還體現在獨具風格的造型設計上。
種類繁多的青銅器中，寫實動物造型的青銅器極具特色，可謂是青銅藝術中的珍寶。這些極富藝術價值的青銅禮器所展現出的盛況，正是當時成熟的國家制度之下高度發達的經濟政治在物質精神文化上的反映。
而在動物種類上，商與周的最明顯區別就在於對鴞與鳥類題材的偏愛。
商——鴞（xiāo）
鴞即為我們俗稱的貓頭鷹。
早在史前時期的紅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中就出現過以鴞作為形象、圖案及造型的器物。
紅山文化青玉鴞形佩
阜新胡頭溝紅山文化墓葬玉鴞
陝西華縣仰韶文化紅陶貓頭鷹頭
到了商代，以鴟鴞寫實動物形象為題材的青銅器開始大量出現。或作為整體造型，或作為器型中的一部分。
那麼商人為何如此鍾愛鴟鴞題材呢？
從這些貓頭鷹的形象來看，大部分都可以看到以魚鱗紋圍繞的大圓眼睛，整體面相犀利、兇狠，彷彿在威懾惡靈、震懾與保護民眾。
1987年，殷墟小屯宮殿區灰坑中發現了野鳥的殘骨，其中就包括有貓頭鷹的頭部殘骨。這大概率是商人祭祀活動所留的遺物，而貓頭鷹在當時的宗教信仰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晚商時期，以鴉鴞為題材的最為典型的青銅器即為婦好鴞尊無疑。
婦好鴞尊
鴞尊的整體造型採用了擬人的手法，鴞鳥昂首挺胸，雙目圓睜，不容挑戰；目光自信，身姿矯健威武，佈滿的奇詭紋飾使得整個形象更加肅穆莊重。
婦好鴞尊（局部）
墓主人婦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商代戰功顯赫的女將軍，以鴟鴞為造型作為婦好盛酒的酒尊，彰顯婦好身份地位的同時，也證明了商人對鴟鴞這一形象的態度。
從新石器到殷商時期，鴞形器的數量不在少數，古人對鴟鴞的崇拜由來己久。商人將貓頭鷹視為辟邪之物、克敵制勝的戰神，鴞在商代的地位之高已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
《詩經·魯頌·泮水》中有云：“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即認為貓頭鷹的叫聲有戰爭告捷、勝利之意。
有學者認為《詩經》中“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玄鳥”就是鴞。劉敦願、漢斯·比德曼等學者都認為鴟鴞在商代被譽為神鳥而備受推崇，是美好的象徵。
許多鴞形器或是存在鴞紋的器物上往往附有夔龍紋、饕餮紋等這類神獸紋，還流行鴞與虎的組合，觥流為虎頭，觥把為鴞面，二者都是威武兇猛的化身，這也能夠佐證鴟鴞在商代的重要地位，鴟鴞類造型青銅容器在好戰的商朝頻繁出現就不足為奇了。
而至西周尤其中期開始為何青銅容器中鴟鴞的形象幾乎不知所蹤，並且被鳥類代替了呢？這首先要從商代以後人們對於鴟鴞觀念的轉變說起。
周——鳥
與商人對鴟鴞的崇敬相反，周代鴟鴞的出現往往伴隨著死亡與厄運，甚至預示著國家的滅亡。周代出土的青銅器中無論是造型還是鴟鴞紋飾數量都急劇下降。從先商就出現的鴟鴞崇拜開始出現改變，周人己不再信奉鴟鴞為戰神的說法。
《詩經·幽風·鴟鴞》：“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詩經·陳風·墓門》：“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孔穎達《毛詩註疏》注云：“鴞，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兇。”可見此時已經將鴟鴞視作惡聲之鳥了。鴟鴞出現在墓門上，墓門樹林附近的鴞鳥有不祥之兆，寓意著死亡。這些都足以說明周人對於鴟鴞態度的極大轉變。
鴟鴞在商代備受尊崇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崇尚勇武的道德觀和審美觀所決定的，統治階層有意識的以此利用來加強神權統治。
周人推翻商王朝的統治，作為新的統治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對於商王朝的神權信仰及圖騰體系進行有意識的貶斥，需要樹立起新的宗教信仰體系以維護統治地位，這就無疑將商人鴟鴞崇拜的圖騰體系所摒棄了。而周代後逐漸興起的鳥題材，則反映了我國古代尤其是西周後對鳥崇拜的習俗。
《國語·周語上》：“周之興也，鵞鷥，鳴於岐山。”鴛鷥是鳳的一種，《國語·周語上》：“故神亦往焉。”古人將其賦予神性，有鳳鳴於岐山之祥。文王受命時，有“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武王伐商時，又“有大赤烏銜谷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克商後也有“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成王時四方獻鳳凰……這都顯示了周人鳳鳥崇拜的習俗。
《左傳·昭公十七年》有記載郯子祖先少昊氏以鳥的名字命名官職的神話，東夷族之一的少昊部落是中國鳥崇拜的重要發源地。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的鳳崇拜是在繼承鳥崇拜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或取代。
西周時期鳥尊中最典型的就是晉侯鳳鳥尊，為“鳳上立鳳”的造型。
周人青銅器的鳥紋延續了殷墟勾喙、垂尾的特徵，並且流行裝飾華麗的冠羽與尾羽以及冠首鳥紋。這類在青銅器上出現的鳥類尤其是鳳鳥題材也能夠反映出人們對於鳳鳥的崇敬以及賦予其的美好寓意。
總結
動物造型青銅器和其他青銅器類一樣有其發展衍變過程，不同時期的器物有其不同的時代風格，其發展的大體脈絡與王朝社會中青銅器興衰衍變的情況是一致的。
從商代晚期開始至春秋戰國時期，包括動物造型青銅容器在內的商周青銅器總體的風格趨勢是從抽象帶有神異性朝寫實具體樸素發展。
晚商時期的殷周青銅器正處於“勃古期”，這一時期的動物造型青銅容器，首先動物造型往往帶有神異性，在寫實動物造型的基礎上加入神異性動物的特徵或是直接由神異性動物演變而來。
商 虎食人卣
為適應商代統治氛圍的需要，此時青銅器中表現的動物形象並不是活潑生動的藝術形象，不管是鴞還是牛、羊、豬，這些看似來自日常生活的動物，在創作時都被誇大了面部，突出的炯炯有祌的雙目和尖利的牙齒，賦予了有力的足爪，使得即便家禽一類的動物也充滿了神秘肅穆之感。英國學者威廉沃特森認為“商代有一種更自然的藝術與所謂的神聖藝術風格並存”。
與主流青銅器藝術相反，一些晚期和周初青銅禮器的題材和審美風格展示出它們的不同。寫實的作品一反當時流行的神秘、變形、雜交的動物造型，展現了青銅時代早期藝術風格的多樣性。
在晚商時期的青銅容器中可以看到，動物題材有兩種變格，帶有強烈時代特點：一種是一首而雙身，另一種相反是兩首共一身。
至西周時期，社會變革帶來的意識形態與精神世界變化，使得投射在青銅器藝術風格上的審美情趣與觀念的改變成為直觀的表現，在造型和紋飾上都轉向樸實簡潔的風貌，開始褪去早先肅穆、莊嚴和神秘的神韻，寫實性逐漸加強，作品更多地融入了個人的觀念和審美。
這個時期紋飾已不是這些寫實動物造型青銅容器的表現重點，而是簡化為局部的裝飾，晚商盛行的神秘恐怖的獸面紋已不再應用其中，繁重密集的地紋也己不見，圖案明快質樸，線條流暢。
而到春秋戰國時期，動物青銅器的風格己經趨向活潑清新，地域化特徵越來越明顯，不管是造型還是紋飾都傳遞著生動自然的氣息。
人們的思想己轉變為人事重於天命，用哲學觀點來解釋世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這個時期的青銅器藝術風格正是新思想下的產物，擺脫了宗教和禮樂制度的束縛，使人的創造力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圖片來源：動脈影、考古中國、豆瓣等，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參考文獻：
於筱箏. 商周寫實類動物造型青銅容器相關問題研究[D].山東大學,2019.
景佳晨. 商周青銅鴞形紋飾研究[D].天津師範大學,2016.
陳靜. 鄂爾多斯青銅紋飾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2015.
黃蓉. 新幹縣商代青銅器的造型和紋飾研究[D].湖南工業大學,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