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些資料，就講兩件小事情，這兩件事情其實有聯繫的。
再聯想到2018年到現在的中美貿易戰，2019年的香港事件，2020年的美國在疫情上指責中國，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第一件事是，國家必須要強，如果你弱小，還被人欺負了，你甚至還無法證明你是受害者
第二件事是，我們要變強，面臨的挑戰是讓作為領袖的美國的精英層改變態度，接受中國崛起，不再挑起各種爭端，那麼怎樣才能讓他們改變態度呢？
東京審判：“滿洲”的灰土堆和南京大屠殺
最近看了好些東京審判的記錄，深深的感到當時中國國力之弱小，連作為戰勝國通過審判給作為戰敗者的日本定罪都拿不出有力證據。
在東京審判時，日本對華輸入鴉片是重要的審判內容之一，滿洲是東北的舊稱，尤其是當年的日本侵略者，很愛用這個詞，當然新中國成立後日本方面逐漸不再使用了。
我們都知道，當年的偽滿洲國，鴉片是其政府最大收入來源之一，僅次於關稅，
事實上偽滿洲國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鴉片“國家”，
因此在戰後東京審判中，對於日本以國家行為向東北地區販賣毒品也是審判的重要內容之一，然而有點尷尬的是，在東京審判中最終被法庭採納的證據，基本都是來自於美國人，而來自國民政府的有力的，能夠經得起質疑和推敲證據卻非常少。
也即是儘管中國是二戰最大的鴉片受害國，但是日本的罪行最終卻更多的是由美國人的證據證明的。
那麼美國人的證據來自哪裡呢？來自多個方面，
一個是美國駐上海財政公使的報告，通過蒐集和記錄偽滿洲國報紙上的新聞以及其他實地考察等各種手段，分析偽滿的財政狀況，例如20世紀30年年代的美國駐上海公使M.R 尼克森專門派人到遼寧省的安東（今丹東）等地區調查鴉片吸食情況並且形成內部報告，
一個是美國駐奉天（今瀋陽）以及駐漢城的總領事館的內部機密報告，美國人蒐集了偽滿鴉片專賣局的公告，並且翻譯成了英文進行保存，因為上面記錄了偽滿每年計劃種植鴉片的地區。另外美國人在漢城的領事館，也蒐集了朝鮮的商務機構向偽滿大批量銷售鴉片的公告並且進行拍照，翻譯存檔。
一個是美國人收集的日本官方的各種出版物，例如日本外務省出版的日語《商業報告》，這種應該是小範圍的出版物，美國人也進行了蒐集，並且翻譯成英文。
美方使用多個維度的證據，包括大量偽滿，日本，朝鮮的報紙和官方出版物的文檔，以及各種實地考察調查和公司公告，能夠形成嚴密的證據鏈條。這些證據裡面，比較有意思的是日本人竟然敢於以公告形式宣佈鴉片種植數量，可能是完全沒有想過以後他們佔領的土地還會被他們所看不起的中國人奪回所有權。
實際上美國獲取這些情報也並沒有用太多人力投入，可以反襯出當時中國的國民政府的組織能力的差勁程度。
下面羅列幾個當時美國人蒐集的證據對日本在偽滿洲國大規模銷售鴉片獲取財政收入的記錄，記錄了當時的真實場景，按照時間軸給出：
值得一提的是，偽滿的財政支出中軍事和治安支出佔據了第一位，顯示日本通過販售毒品獲取的收入，以用來消滅東北的抗日力量為最高任務。
檢方文件9525（法庭證據號374）：
該證據系美國駐上海財政公使M.R.尼克森派員赴滿洲國遼寧省安東（今丹東市），鳳城（今天也隸屬丹東市），岫巖，莊河四個地區從1931年10月到1934年12月進行了持續三年多的調查，清楚的記錄了日本佔領成立滿洲國後鴉片吸食情況大幅上升，並且記錄了原因。
安東的毒品情況，“在滿洲事變前，嗎啡的毒害對安東的影響非常小，因為它僅在日本租界內偷偷出售，中國政府執行了嚴厲禁菸措施來制止這種邪惡的增長，在那段時期他們的努力也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日本吞併了滿洲後，情況發生鉅變，日本和朝鮮浪人（無賴）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從鴨綠江東岸的新義州公開進口嗎啡（注：即鴉片的主要成分）和其他麻醉品到這個地區，此外還鼓勵當地無賴，受日本人僱傭的中國漢奸以及其他不良分子加入銷售毒品的行列，把這作為一個良好的收入來源。”
安東的鴉片煙館數量，在滿洲事變爆發前，中國城區沒有官方經營的煙館，私人煙館數量不超過20家，而日本租界內則開設有500多家。
但到1932年7月，中國城區註冊的煙館達到80多家，到1933年春天又增加為145家，這段時期日本租界內的鴉片煙館已增加為684家。
而安東的人口總數僅僅為26萬人，其中一半住城區，美方的報告估計城區的13萬人裡面有2萬多人吸食鴉片，佔比大約15%。
到了1934年底安東單獨設立省份之後，城區人口增加，日本租界內鴉片煙館繼續增加到860家，中國城區的煙館也激增到346家，美方的調查報告根據煙館數量和消費量調查估計，安東城區16萬人口中，吸食鴉片人口增加到4萬人以上，占人口比例進一步上升到25%，否則難以支撐上千家鴉片館如此龐大的鴉片館數量。
檢方文件9528（法庭證據號379），美國駐奉天總領事1936年10月31日報告摘譯：
關於麻醉品的近期觀察報告：
我很榮幸的轉發給您一份鴉片專賣局公告的翻譯件，內容是關於1937年獲准種植罌粟的地區，請注意，滿洲國官方去年（1936年）指定合法種植罌粟的總面積超過150,000畝（備註：約1萬平方公里），且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非法種植會受到限制。（備註：合法種植面積超過1萬平方公里，實際上除此之外的非法種植也並不受限制）
10月27日和28日，美國財政部長特別助理B.M.湯普森先生來到奉天。在他停留期間，為了避免遭到當地政府的批評，他要我派人帶他去看一下這些麻醉品場所。
10月27日，我手下的一名職員陪同他去了一家有許可證的鴉片零售所，這家店位於奉天的一條主幹道上，旁邊就是一家當地很多中上階層的人光顧的說書館。顯然任何人都可以進入這家鴉片零售所。湯普森先生和我的下屬官員一進去，服務員沒有問他們任何問題就直接將他們領到一個吸食鴉片的房間，就想去一家餐館被領到一張餐桌前一樣，沒有問任何問題。當他們說不需要鴉片時，服務員露出了一絲驚訝，但仍然沒有表現出懷疑或者不安。如果在這家零售所吸食，出售的鴉片價格是每劑2角錢，如果外賣，同樣劑量的價格是2角5分。他們待在那裡時，癮君子們進進出出，店員除了禮貌地詢問需要哪種級別的鴉片外，不會問其他任何問題。
在拾荒者市場旁邊有一條散發著臭氣的露天陰溝，附近有大約50多間簡陋房屋，裡面居住著最低等的妓女，同時她們還出售麻醉品。警察都不會去那個地方。那種環境非常令人嫌惡，也許是顯示了從因到果的奇妙力量，
在這些吸毒後院的灰堆上，躺著7具赤裸的屍體，儘管世界紅十字會定期來將這些屍體運走，只能說，這些人是因為吸毒而最終落到這個下場。另外一份檢方報告9558，證據號383，也是美國人蒐集的，
他們把日本開辦的滿鐵在奉天發行的一份中文報紙《盛京時報》的文章進行了翻譯，在1937年1月到2月間，這個報紙有一個極富有勇氣的日本籍主編，名叫菊地，公開發了三篇文章批評偽滿的鴉片政策。
菊地主編來到滿洲國後，見到了從奉天到哈爾濱的臭名昭著的灰土堆（有因為吸毒而死的死屍），大受觸動，在1937年2月18日在《盛京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孔符石（音譯）土堆上的死屍》，裡面是這樣寫的：
每個人都知道嗎啡（注：鴉片的主要成分）的危險，每年都有很多人死於嗎啡，這些對嗎啡上癮的人實際上是在自掘墳墓，這是非常可悲的事。
位於大西城門外面的孔符石土堆是奉天的嗎啡中心。每天都會有幾個嗎啡成癮者死在那裡，這已成為人盡皆知的一件事。農曆新年的幾天後，在那座土堆下面又發現了13位年齡約在20歲左右年輕人的屍體。他們的頭髮蓬亂，面容骯髒，一眼就能看出是嗎啡成癮者。他們的上衣和褲子都被從身上扒走了。有幾個臉朝上躺在地上，還有幾個的臉被東西蓋上，另外一些屍體躺在臭水溝裡，場面非常悽慘，直到當月的16日，這些屍體仍然在那個地方。
對滿洲人民的福祉負有責任或應當負責的政府就這些問題都做過什麼事情？在這次省長會議上，沒有聽說實施了任何糾正措施。政府1937年的鴉片計劃銷售量比1936年增加了25%。針對可恥的嗎啡和海洛因生意沒有任何採取遏制措施的打算。
菊地的主編身份，讓1937年初的這三篇文章得以在偽滿中文報紙上刊登，
我嘗試找過這位叫菊地的日本主編的後續命運如何，但是很遺憾沒有找到。
在美國人提供的其他證據裡面，檢方文件9530，證據號380，
美國駐漢城總領事館對1937年2月2日在漢城出版的《京城日報》（總督府下的日語刊物）的文章進行了翻譯，內容是總督府專賣局增加了對滿洲國專賣局的鴉片供應，
文章記錄，朝鮮每年向滿洲出口41335磅鴉片，同時在滿洲國政府要求下，這一數量將會增加，為了滿足這個增加的出口需求，（1937年）朝鮮的鴉片產量將由57870磅增加到82670磅。美國駐漢城總領事館因此對41335磅和57870磅這兩個數據進行計算，得出朝鮮1936年生產的鴉片有71% 出口到了滿洲國。
同時報紙還刊登了總督府專賣局董事棟居對媒體發表的聲明：
“（朝鮮準備）根據滿洲需求擴大鴉片種植增加（對滿洲國）出口量，（新增鴉片種植地點主要）在咸鏡南道和咸鏡北道”
同時宣佈他將於1937年三四月份到達滿洲國簽署（鴉片購銷）合同。
在檢方文件1045（證據號382）裡面，美國人獲得了日本外務省條約局第三課1939年的官方報告，這個不知道是繳獲的還是通過其他手段獲取的，
在第五章第3節記錄了朝鮮1939年的鴉片生產計劃，裡面記錄了，
在增加了 2000町步（4900英畝）種植面積後，（朝鮮）1939年的鴉片種植總面積擴大到了7060町步，種植面積增加了高達39.5%，從中可以提煉出78366公斤生鴉片，分配方案（大致）如下：
滿洲國： 62000公斤
關東租界地 13000公斤
臺灣： 5000公斤
合計80000公斤
日本的官方報告，以及日佔朝鮮總督府的文件形成了相互的印證，那就是朝鮮的鴉片出口，大約70%-80%出口到偽滿洲國，大約10%-20%出口到關東州（即今天大連），剩餘的出口到臺灣，而卻沒有出口到日本本土，顯示日本對於生活在本土的國民健康頗為保護。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滿足不斷增長的鴉片需求，內閣管理局於1939年11月9日通過了一項決議，批准朝鮮在1940年再增加5000町步的鴉片種植面積，相當於比1939年再增長71%。
1938年本來是日本迫於國際社會對其公然大量販毒的壓力，公佈了偽滿十年禁毒計劃的年份，然而這些證據有力的證明其出於利益動機出發，實際上卻暗地擴大鴉片種植面積，其中就包括在朝鮮進行鴉片種植大擴張。
朝鮮的報紙，偽滿的報紙，日本官方的內部文件，以及美國人的實地調查報告多方印證，形成了較為嚴密的證據鏈，
通過鴉片館的數量，鴉片在偽滿和朝鮮的種植面積，實地調查鴉片館，朝鮮對偽滿的鴉片出口數量，以及日本官方文件的鴉片種植和分配方案，得出了合理的結論。
證明了日本控制下的朝鮮和偽滿政府在不斷擴大對我國東北地區的販毒規模用以提升國家收入，其規模遠遠超過東北淪陷以前。
奉天（今瀋陽）各個地方的灰土堆上總是會有因為吸毒而死的屍體，實際上這樣的灰土堆遍佈在偽滿洲國各個城市，從哈爾濱到吉林，到處是鴉片館和因為吸食鴉片而死的中國人。
東京審判判決書中，認定了事實“凡日本陸軍在中國的所到之處，立即跟隨軍隊而來的，就是朝鮮人或日本人的鴉片商人，日方當局對於他們的販賣商品，不作任何取締。”
“凡被日本所佔領的地方，從佔領時起到日本投降為止，鴉片和麻藥的使用都是日益增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東京審判中的販毒部分，來自中方的證據很少，基本都是美國人提供的各種證據。那麼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沒有美國人的存在，只靠中國人自己的證據，恐怕會因為證據鏈缺失或者各種漏洞，而無法有力的在法律上證明日方罪行的存在。
國民政府不僅平時蒐集日方罪行不繫統，不完整，而且在戰爭中由於不斷敗退，進攻性作戰獲勝寥寥，對於日方繳獲甚少，難以通過繳獲日方文字，圖片和攝像記錄完善證據鏈。
揭露日方罪行高度依靠中國受害者的口述人證，而這些人證由於客觀上文化水平低，以及記憶偏差等原因，導致在法律意義上證據可成立的比例總體較低。
國家一旦弱小，缺乏話語能力，連證明自己是受害者的能力都很弱。
在整個東京審判中，不只是日本在中國販毒，其餘關於日軍在中國各地的種種暴行的審判，各種有力證據也是大量來自美國人和在華西方人，
像我們今天的南京大屠殺，流傳下來的幾個最有力的物證，
一個是僅有的一段幾十分鐘的視頻材料，來自於城內的西方人約翰馬吉拍攝並且帶出，這是迄今唯一的歷史視頻證據。
一個是《拉貝日記》，裡面除了文字記錄，還有留下來的八十多張照片，
一個是《東史郎日記》，裡面也有東史郎在南京期間親眼目睹的南京大屠殺的史實記載，不過卻並不是中國軍隊繳獲，而是東史郎自己良心發現戰後在日本整理出版。
簡而言之，如果沒有西方人和日本兵良心發現，我們今天南京大屠殺的物證也要大打折扣。
足見當時中國國力之弱小，幾十萬人被屠殺的情況下，證明自己受害依然如此艱難。
2020年的今天，我們依然面臨著類似的局面，美國人依然佔據著強勢的國際輿論地位，而在全球不斷的對我國進行汙名化。
即使從數據上顯示，我國對外輸出的病例，不管是零號病例人數還是總人數，都大大的低於歐洲和美國；
即使有海量的視頻，新聞，文字報道證明美國和歐洲國家對於疫情的忽視，反應遲緩，應對錯誤而造成了疫情大大擴散。
美國依然意圖把我國塑造成加害者，而不是病毒的受害者。
實際上，人類社會過去的500年，歐美西方國家是全世界對外侵略，搶劫和種族屠殺最多的，遠遠超過任何一個非西方國家，然而今天他們卻成了文明的代表。
要改變這種局面，唯一的做法就是超過他，比他更強。
世界的法則依然是叢林法則，從叢林社會里面，弱小是不可接受的，今天美國不管如何對待我們，貿易戰也好，科技戰也好，甚至以後更高級別的遏制也好，都不能阻止我們變強的決心。
2：是什麼讓日本戰犯開始改變對中國的態度
在1950年訪問蘇聯期間，根據毛澤東和斯大林的討論，蘇聯方面決定把偽滿洲國時期的關東軍和偽滿高級官員等俘獲的戰俘969人移交中國，由中國進行管理，用火車在黑龍江運送入境，最終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
我除了找文字記錄外，還專門找了中日雙方（日方為NHK電視臺）對於關押在遼寧撫順的日本戰犯的記錄片進行對比。
有意思的是，中日雙方記錄片的內容記錄是一致的，並沒有在關鍵事實上有所衝突。
這裡面最讓我感興趣的細節，是日本戰犯對關押他們的中國和中國人的態度變化過程。
這個過程讓我很有些感觸，那就是大棒與胡蘿蔔的使用藝術。
對日本戰犯只使用胡蘿蔔，能否獲得他們的尊敬？
中方的記錄片記錄，日本戰犯在蘇聯的戰俘營，常年吃的是黑麵包，經常吃不飽，有的人甚至從馬糞裡面撿吃的充飢。甚至蘇聯人在把日本戰犯送到中國之前，還騙他們說是準備送他們回日本。
列車進入中國後，中國人安排他們換了一輛火車之後，由白大褂對他們進行了詢問和體檢，
不僅如此，火車到達哈爾濱的時候，中國人定了很多面包，香腸，鹹鴨蛋，在大站的時候，還給這些日本戰俘做些飯，做些菜。
這反而給日本戰犯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他們認為了解身體狀況是對他們進行分級，以及給他們吃好吃的，是因為有可能會把他們“處理”掉，這些高級軍官在偽滿時期在中國呆了多年，都是中國通，他們知道中國人的風俗，送人上路之前，都會給人吃頓好的
戰犯被送達撫順後，急切的想知道中國人會如何處理他們的日本戰犯，發現中國管教給他們在監獄準備了暖氣，還準備了浴室和理髮室，讓他們住的舒服。
時間一久，日本人似乎認識到了自己的處境沒有想的那麼糟，竟然提出高粱米不符合他們的胃口，鬧著要吃白米飯，而且這話不是一個人說的，而是很多戰犯都提出來。
事實上，當時連監獄的中國工作人員自己也吃的是高粱米，聽到戰犯這些要求，不少人火冒三丈，日本佔領時期就比中國人吃的好，現在當了俘虜還要想著比中國人吃的好，內心對中國人的蔑視可想而知。
然而沒有想到的是，此事往上級彙報，居然得到了批示，尊重戰犯的民族習慣，保證供給他們白米飯，甚至囑咐要想辦法給他們供應肉食，這讓監獄的管教人員感到心裡非常不痛快
護士長趙毓英就說，豬吃肥了可以殺，給他們吃肥了，不槍斃了有什麼用呢?然而儘管管教人員心理不爽，還是不得不按照上級部門的要求做。
可讓管教人員沒有想到的是，吃飽喝足，能洗熱水澡，能下棋看報紙的日本人居然還敢鬧事，領頭的兩個人，一個是偽滿洲國總務廳行政長官武部六藏，這個人當年是偽滿太上皇，專門負責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一舉一動，溥儀的行動都要向他彙報，他也因此非常看不起中國人。另外一個是關東軍五十九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此人在關東軍時期就以殘忍好戰出名。
他們提出了兩點意見，一點是自己是戰俘不是戰犯，拒絕承認自己的戰犯身份。
第二點是自己是被蘇聯和美國打敗的，是蘇聯戰俘，中國人沒有資格處理他們。
這兩天意見充分說明了日本人當時的兩個心理，
一個是死不認錯的心理，錯誤都是長官的，雖然自己殺人放火，但是不過是執行高層的命令，怎麼會是戰犯呢？那麼日本的高層就會認錯嗎，事實上，看過東京審判的都知道，日本最頂層的那些戰犯，一樣在為自己辯護的時候花樣百出，就是死不認罪。
另外一個是極度蔑視和看不起中國人的心理，自認為是征服者，看不起被征服者。
對這種公開的蔑視中國人的言論，管教人員由於上級部門指示不能打罵戰俘，只能苦口婆心好言相勸，但是完全不起作用。
下圖是當年被關押在撫順的日本戰犯，說出了當時日本戰犯的普遍心理。
“說句實話，內心還是看不起中國，覺得日本雖然戰爭是輸了，但並不是輸給中國”
更要命的是什麼呢，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到了撫順戰犯管理所，並且中國派遣志願軍入朝對美國人作戰的消息讓日本戰犯們知道後，他們異常興奮，因為他們不相信中國人能夠打敗美國。
中國和美國開戰的消息，讓他們感到自己有了救星，經常有幾十個戰犯聚集在一起，在院子裡面大呼小叫要求立即釋放自己，他們認為如果美國打過來了，自己就能獲救了。
當時的中國管教人員異常憤怒，這些日本人好吃好喝，住的地方有暖氣，反而越來越囂張。很多管教人員私下議論還不如找個地方把這些王八蛋全部機槍突突得了，還改造個屁。
當年的中方管教人員，今天說起來都還帶有憤怒。
當時給日本人做飯的大師傅，對優待日本人也很有情緒，這麼好的糧食，做給鬼子吃，還不如餵豬。故意不淘米，不洗菜，給日本人送飯也是大呼小叫。
中方管教人員對日本人的敵意日益提高，根據當時戰犯管理所的工作總結記錄，最多時有80%的管教人員提出調職申請，
之後中央派出工作組，做起了戰犯管理所中方管教人員的工作，在工作組進駐之後，還指定了專門人員對中方管教人員進行說服教育要以大局為重，下圖為當時負責做中方管教人員思想工作的於瑞華。
工作組進駐以後，中方管教人員改變了對日本戰犯的態度，監獄食堂還改進了飲食，考慮到日本人飲食習慣，日本戰犯們驚喜的發現，飯菜裡面竟然有了日本壽司.
日本戰犯也漸漸發現，自己可以吃大米白飯，甚至雞鴨魚肉，而管教們都是吃玉米餅子，自己的監號都有暖氣，工作人員住的卻是四面透風的板房，部分人頗為感動。
然而僅僅是感動是不夠的，中方還組織日本戰犯進行學習社會主義，但是日本戰犯多有牴觸，這也說明，胡蘿蔔用到了極致，得到也只是感動，並不能得到服從和尊敬。
是什麼事讓日本戰犯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轉折？
一件事讓日本戰犯的態度逐漸轉變，那就是聽說中國人在朝鮮戰爭獲得了勝利，志願軍竟然戰勝了美國，第39師團的難波靖直就回憶說，聽說志願軍獲勝以後，大家的看法就逐漸有了轉變，不再埋頭娛樂，開始思考為何中國能發揮出如此強大的力量。
由一個東京大學畢業的戰犯領頭當講師，戰犯開始學習資本論，
下圖來自NHK的記錄片
戰犯改造的轉折點居然是來自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取得了對美國作戰的勝利，這對日本戰犯的心理震撼是巨大的，這些戰犯雖然二戰期間主要是中國作戰，但是對美國在二戰時期對日本作戰展現出來的壓倒性實力是非常清楚的，光是美國轟炸機火燒東京就在兩個晚上導致10萬日本平民死亡，更不要提兩顆原子彈了。
而顯然中國的出色表現讓他們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中國在朝鮮戰場強硬使出的大棒，卻萬萬沒有想到大大影響了在撫順的日本戰犯的改造。
朝鮮戰爭結束後，在1954年開始了審判工作，日本戰犯開始逐漸接受自己戰犯的身份，開始交代罪行。1956年，中方開始在瀋陽正式進行審判，下圖為中國群眾展示日本佔領時期身上留下的傷疤，在法庭上面對戰犯異常激動
下圖為日本戰犯在法庭上羞愧難當，下跪認罪
有28名戰犯在審判過程中深感自己罪大惡極，主動向法庭提出死刑申請。
中方最終選擇，除了44名戰犯判處18-20年有期徒刑，繼續在撫順服刑之外，其他人一律寬大處理，免於起訴，遣返回國。在遣返之前，中方還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晚宴。
實際上，這44名戰犯也沒有服刑那麼久，1964年就把最後一批戰犯遣返回國。每一批日本戰犯走的時候，都痛哭流涕，一再道謝，感謝中國人道主義。
客觀的說，對這些日本戰犯的改造總體是成功的，在日本1945年被美國佔領的情況下，日本國內是很難有中國聲音和友好力量的，把這幾百名在政界，軍界都有關係的高級戰犯改造後送回日本，相當於往日本國內投放了一箇中國聲音團體，其中很多人回國後成了鐵桿親中分子，在日本各地組織了各種中日友好團體和宣傳，當然也有少數依然死硬的。
但是對日本戰犯的改造過程，生動的說明了，人性就是這樣，
光給胡蘿蔔是不行的，
胡蘿蔔只有在大棒之下才能更好的發揮其作用，
志願軍用大棒在朝鮮把美國人從鴨綠江打退到三八線，讓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胡蘿蔔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為了不浪費我們的胡蘿蔔，我們必須做一個手中握著大棒的人。
今天香港，臺灣都生動的說明了這一點，
臺灣的民進黨政府在疫情期間不僅蔡英文帶頭使用“武漢肺炎”這樣的歧視性稱呼，還煽動臺灣網民攻擊世衛組織和譚德賽，可見其反華和謀求獨立的心態。
這並不是胡蘿蔔給的不夠的結果，
今天的臺獨政客，其心態跟當年的日本戰犯非常相似，對中國大陸不願意服從，更不要說談統一。因此可以預見中國大陸對於臺灣的大棒將會逐一落下。
2019年7月31日，文化和旅遊部門政府網站宣佈：鑑於當前兩岸關係，決定自2019年8月1日起暫停47個城市大陸居民赴臺個人遊試點。這是自2011年6月28日正式開放大陸居民赴臺灣地區個人旅遊以來的首次暫停。
2020年4月9日，教育部宣佈暫停陸生赴臺就讀試點工作。
另外就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將於9月12日滿10年。
雖然ECFA並沒有規定終止期限，但是自由貿易談判一般有10年重新談判的慣例。
並且ECFA第16條有規定，「任一方可以書面通知對方要求終止協議」，也存在提前終止的可能性。
按ECFA早期清單大陸對臺灣出口大陸的零關稅項目共539項，2018年涉及到的臺灣出口金額是236億美元，佔臺灣出口總額的7%，按照臺灣民進黨政府的說法，即使不是零關稅了這236億美元出口也不會全部清零，因此總體對出口影響在5%以內。
5%這個數字看似很小，但是臺灣是一個高度外向型經濟的島嶼，
2019年臺灣進出口貿易金額為6148.9億美元，而臺灣2019年GDP 為18.90萬億新臺幣，按30.66的平均匯率折算約為6164.38億美元。也就是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差不多是100%.
我們知道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就是出口順差的增長，我們假設臺灣這236億美元出口因此減少了50億美元，這個算是不激進的估計吧，看下圖臺灣2019年的出口順差也才435億美元。這50億美元順差能夠佔到臺灣經濟總量的0.9%了。
另外還要考慮另外的影響，
一個是臺灣因為ECFA免稅出口的200多億美元還包括30多億美元的農產品，低端產業一般吸納就業較多，因此對臺灣的就業會產生影響。
一個是ECFA的早期清單還讓大陸對臺灣開放了11項服務貿易，包括臺灣的銀行，電影，基金公司，證券，保險公司都有因為ECFA而獲得資格在大陸開展業務，
從這次疫情臺灣從政府，媒體到民眾普遍使用“武漢肺炎”的歧視性稱呼，全球獨此一家，可見其已經走上了徹底反華的道路。另外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臺企更是大幅增加在臺灣島的投資，用於建設產能對美國出口，實際上是把大陸的產能遷移到臺灣。
根據臺灣行政院主計處公佈的數據，2019年第四季度臺灣經濟增速飆升到3.38%，這個數字比之前樂觀估計的3.04%還要高出，其最大原因是三駕馬車中投資出現大幅增加，增長了10.72%，直接拉高了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長。
如果我們還有記憶的話，去年第四季度正是中美貿易戰激烈的時候，2019年8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將對計劃的3000億美元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10%，
其中1800億美元將在12月15日實施，對其餘12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按原計劃於9月1日開始加徵10%關稅（實際最後變成了15%）
後來中美達成了第一階段協議，因此12月15日的加徵關稅取消，並且在1月份簽署了第一階段協議。
而臺灣在2019年Q4的投資大幅增加，顯而易見是大量臺企因為中美貿易戰因素開始在臺灣建設產能以對美國出口，實際上是進行產業鏈遷移。
中國大陸的企業也要提前做好“去臺灣化”工作，
不管是中美貿易戰中臺企從大陸往臺灣遷移產能的表現，
還是疫情中臺灣對肺炎歧視性稱呼和攻擊世衛組織，網軍配合美國散佈中國賠償論的表現，都不符合中國大陸利益。
顯而易見這是因為臺灣人對臺獨之路還抱有希望和幻想，那麼要改變其思想，
統一的大棒以後將會逐漸上力，作為中國大陸企業開始提前準備去臺灣化工作是對自身利益有利的。注意這個去臺灣化不是不買臺企的產品，而是減少從臺灣島的進口依賴。
產業鏈去臺灣化，一個是提前應對對臺灣越來越有力的大棒，避免在對臺大棒落下的過程中自己遭受損失。
一個也是應對美國，不管我們是否願意，臺灣已經把自己綁定在了美國一邊，而在美國體系下，臺灣將被作為一張牌或者是武器用來攻擊我們。比較典型的就是我在之前文章中提到的美國可能要求臺積電對華為斷供，華為現在就在開始未雨綢繆，大力扶持中芯國際，並且勸說臺企把產業鏈留在大陸。
沒有大棒，臺獨勢力是不會認識到臺獨是條死路的，是不會放棄臺獨的幻想的，他們是願意為了實現自己的臺獨理想而讓廣大臺灣百姓冒戰爭風險的。
最後就是美國了，我看完日本戰犯改造的兩個記錄片，
我覺得日本戰犯對中國人的態度，跟今天美國的精英層對中國的態度也是很類似的，那就是蔑視和看不起，從內心就缺乏對中國的尊重，不願意接受中國崛起，不願意接受中國人享受和西方人同等的生活水平。
不管是貿易戰，還是針對華為的圍剿，其實對美國自身也有傷害，
我在上一篇文章寫過，以美國從2019年5月16日開始對華為的禁令，直接讓美國主流的半導體公司在隨後的三個季度收入出現了4%-9%的減少，像skyworks公司在第三季度的收入就下降了5000萬美元。
但是他們在使用這些互相傷害的手段的時候，顯得非常堅決，似乎他們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會輸給中國，所以相應的認為用自身企業受到的傷害來換取中國在貿易戰下投降，換取華為崩潰是值得的。
感覺他們並沒有考慮還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美國自身的企業在貿易戰和華為科技戰中受損的同時，卻依然無法達到讓中國屈服，從此停止產業升級的目的。
對於2020年的新冠疫情也是非常類似的，
對於在中國在1月底已經出現的每天新增數千確診，武漢一度醫療系統不堪重負大量病人得不到收治，全國數萬醫護人員奔赴武漢的情況下，美國的精英們對於疫情毫無警覺，沒有采取有力措施，他們內心深處還是有種傲慢，認為自己的制度，國家能力，醫療水平，乃至於人種強壯程度都優於中國，因此這個疫情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們都知道特朗普說這是“大號流感”，但是除了特朗普，美國還有大把的精英層，幾十個州長，成百上千的聯邦議會議員和州議員，竟然沒有人能站出來推動美國快速響應和行動。我不認為美國的精英們是能力差，中國數萬人確診和數千人死亡都無法引起他們重視，這背後的思維深處沒有優越感和傲慢作祟，我是不相信的。
如果是反過來，這個病毒首先在美國發生，醫療體系瀕臨崩潰，數萬人感染，數千人死亡，我相信中國一定會如臨大敵的行動起來響應。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貿易戰我們在反制，華為為代表的科技戰我們也在反制，那麼什麼時候是個頭呢？什麼時候美國的精英層才會放棄遏制中國，接受中國的崛起，不再主動挑起爭端呢？
從日本戰犯的思想改造來看，是需要有大棒式的標誌事件，讓美國的精英層感覺到痛，體會到並且承認中國的強大力量，他們才有可能罷手。
美國精英們蔑視中國的思想越是頑固，那麼這個大棒標誌事件就需要越激烈，才有可能讓他們的思想發生變化。
當年日本戰犯思想變化的大棒標誌事件是中國在朝鮮戰爭取得勝利，今天我們當然不會想和美國再打熱戰，而是想通過和平崛起，通過貿易戰和科技戰獲勝來結束中美爭端。
當然多少有點遺憾的是，中美爭端什麼時候結束並不取決於我們，而是取決於美國的精英層什麼時候改變蔑視中國的態度，取決於他們什麼時候承認和接受中國崛起。他們一天不能從內心改變這個思想，那麼他們會持續不斷的挑起和加大中美爭端和衝突。
而如果美國精英層對中國的集體傲慢和優越感越是頑固，那麼改變他們的態度所需要的“大棒標誌事件”就越是激烈，這也是危險所在，如果美國精英層頑固到我們打贏貿易戰，我們打贏圍繞華為的科技戰，都無法讓他們改變態度，那麼他們挑起更高級別的對抗也是可能的。
如果他們真的挑起了這樣的對抗，我們也只有打贏這一條路可以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從思想上根本轉變對中國的態度，從而徹底結束中美對抗。
想到這裡，突然對中央說的“底線思維”，以及我國現在軍艦大規模下水和遠海訓練更加理解了。
2020年的中國製造到底是什麼水平以及國產化思考
為什麼我們總是打不贏輿論戰
禁令十個半月後華為自主化進展以及新一輪打擊下生存概率
輿論戰：名字的戰爭和國家的道歉
準備好迎接驚濤駭浪--寫在2020年新年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