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彧是中心長途組醫生，負責危重患者的長距離轉運。自疫情防控工作開展以來，他先是參加專用轉運組，負責確診、疑似及密切接觸者等病例的轉運工作。2月23日，他又前往機場，成為第一個參加機場轉運工作的急救人。一開始，機場轉運組只有醫生茅彧和司機尹建偉兩人，由於轉運流程還不是非常完善，他們兩人就被安排在T3機場對面的一間空置的底商店鋪裡，隨時待命出發。忙的時候，剛完成上一趟任務，車還沒開到洗消點，下一個任務就接踵而至，常常一趟車連續出五、六個任務，一天只能睡4個小時左右，任務強度非常大。工作量逐漸增多後，中心也迅速加派人手支援，逐步完善轉運流程。茅彧、尹建偉車組也一直堅守在轉運隊伍裡，至今轉運了300多名境外輸入旅客。 與茅彧搭檔的司機尹建偉是長途轉運組組長，同樣作為最早參加機場轉運工作的急救人，尹建偉在出車途中不僅要妥善駕駛，與調度指揮中心、洗消點聯繫，還要與機場海關、邊檢、接收醫院等多方面溝通、銜接，為後來梳理轉運工作流程打下基礎。尹建偉還駕駛過三次中心體型最大的成批傷轉運救護車，每次承載著20餘位待排查旅客、隔離人員到達指定地點，十分考驗駕駛員的技術。茅彧、尹建偉作為“機場轉運第一組”，他們同心同力，默契十足，始終堅守，奮戰一線，見證了轉運組流程逐步規範、工作梳理不斷完善的過程。 東區分中心醫生薛松3月14日加入機場轉運隊伍。在機場的多次任務中，他曾轉運過兩名重症患者，一名是從埃塞俄比亞來的37歲男性患者，在飛機上未曾摘下口罩，所以一直沒有進食，由於自身基礎病為心絞痛，身體出現不適，感到胸悶。薛松接到任務後立即前往機場接上患者，全程監護吸氧，將他送往地壇醫院隔離並治療。還有一名是78歲的女性心衰患者，下飛機後經檢測心率只有46次/分鐘，生命體徵不穩，屬於急危重症患者，薛松在救護車上為患者吸氧，全程監測病情，最終將其平安送至醫院搶救治療。薛松說：“重症患者在機場轉運任務中不太常見，所以我們必須更嚴謹、細心地去救治、幫助他們。” 護士王紅梅是在婦女節當天加入機場轉運組的，她主要負責轉運組的物資管理及人員的生活後勤保障工作，平時還要監督、幫助大夥兒規範穿防護服。作為“老大姐”，面對轉運組的“小同志”們，她總是事無鉅細地囑咐著，付出更多的關心與愛護，她說：“有些同事太年輕了，我看著就像自己的孩子似的，忍不住去照顧他們。”王紅梅認真細心，在生活起居上儘自己所能去照顧同事，有時甚至把“陪聊”也當成自己的工作，希望能在為數不多的閒暇之餘，帶給所有人一些輕鬆與安慰，緩解高強度工作帶來的疲憊。有一次，組裡有位同事忽然頭痛不已，轉運組又十分忙碌，不能缺人，王紅梅立即穿上防護服頂上出車任務，她說：“這種關鍵時刻，該上就得上。”後來，每當自己將本職工作完成後，看到組裡人手不夠時，她都會主動替補，為轉運組高效率完成工作貢獻自己的力量。 護士長王曉松同樣也是婦女節當天加入機場轉運組的，她負責機場轉運車輛的洗消工作，平時輪流在地壇醫院、小湯山醫院設置的洗消點工作，轉運任務增多，需要洗消的車輛和人員也越來越多，有時24小時內要洗消4、50次，工作強度非常大，但她說：“我工作27年了，中心給了我很多榮譽，現在是我該奉獻的時候了。”王曉松在東站時就兼任站內管理員，負責幫同事們處理一些瑣碎的後勤事務，現在在機場轉運組，年輕同事們有什麼不懂的地方，也會常常向她諮詢請教，她也是有空就會幫助大家解決生活、工作上的小問題，是組裡同事都喜歡的“熱心大姐”。 東區分中心醫生韓鵬達在3月12日加入機場轉運組，負責轉運組的車輛調派指揮工作，並與機場海關、調度指揮中心溝通聯繫。本職是急救醫生的他，為了更加詳細地瞭解機場轉運的流程細節，為更高效率的統籌調派提供幫助，有針對性的在機場出過幾次轉運任務。成為轉運組“前線指揮員”的他，對工作的高度重視常常讓精神緊繃著，平均每天只能睡2、3個小時，儘自己所能做好嚴防境外輸入工作。 國內疫情逐步穩定是全社會共同努力、奮力拼搏數日的成果，每一名急救人都知道它得來不易，倍感珍惜。保護這難得的戰疫成果，阻止疫情再次復燃，防控疫情就是擋住危險，守住國門就是守護百姓，首都急救鐵軍始終不懼變化、不畏艱險、全力以赴、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