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記者 —— 寫在我的第十個記者節前夕

我是一名記者 —— 寫在我的第十個記者節前夕

我和新聞的結緣,來得很偶然。

讀大學的最後一年,同學都忙於找工作。我讀的是藝術,當時還沒想好是繼續升學還是找藝術館的工作,於是就把找工作的事先擱一邊,埋頭寫畢業論文。剛好香港電視在舉辦《未來主播全球招兵戰》,新聞系的朋友讓我陪他一起參賽。後來我贏了。香港電視和我簽約一年,做新聞主播和記者。就這樣,沒畢業的我做起了新聞主播。

當時我以為,這只是我人生中一個最普通不過的比賽而已,沒想到,我的人生軌跡從此改變。

進入鳳凰衛視後,我走到新聞前線,不知不覺間,對記者的工作上了癮。後來我才明白,記者從來不只是一個職業,它更是一股流淌在新聞人身體內的血,滲透在你每一寸肌膚之下。

我入行的時候,電視還不是高清,智能手機還不算很流行。有一次出席記者會,我用手機記筆記,被人質疑我為什麼在記者會上玩手機。環顧四周,身邊的記者都拿著紙筆速記,大家還不習慣用手機打字。

這十年,香港記者的起薪點幾乎沒怎麼變過。起薪點低,加薪微薄,工資和付出不成比例。有一次採訪爭取最低工資遊行,我問遊行人士工資是多少。對方說完,我掐指一算,她的時薪比我高。行家笑言,記者的時薪還不及茶餐廳的侍應阿姨。但因為熱愛這份工作,我們都在記者崗位上堅守著。曾有前輩調侃,如果選擇一份自己不喜歡的職業,一個月可能有29天不開心,只有出糧那天開心。做記者不同,我們一個月可能有29天都過得很充實,但出糧那天最不開心。

十年間,香港的傳媒生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有電視臺倒閉,有電臺停播,有報紙陷入財困等等。新媒體自媒體陸續興起,很多人說,傳統媒體行業已經步入寒冬,而且春天可能不會來了。

我一直很敬佩老一輩的媒體人。很多人一輩子可能只打過一份工:記者。

但近年,香港記者行內出現了一句話:“三年一代,五年是大限。” 行家說,做記者五年,就應該轉行尋覓出路。眼看身邊很多同期入行的記者朋友毅然離開傳媒行業,曾經的滿腔熱血,最終敵不過現實,轉換跑道。也有人主動卸下記者身份,臨走時還留下一句:外面世界那麼大,傳統媒體早就沒戲,留下的人是傻是笨,還是浪費時間?

這些年,我曾有過很多離開這個行業的機會,不少都是高薪高職位。朋友問我,不離開這行的人,究竟是不甘心,不妥協,還是不捨得?有一次,我和一個轉行後又返回記者崗位的朋友聊天。她說,行外的朋友看到她轉行,紛紛恭喜她,但她心裡反而很不是滋味,有一種被折翼的感覺。於是她又回到媒體行業,感覺在這裡才能展翅飛翔。我突然意識到,是那份流淌在我們血液裡的理想和使命感,讓我們繼續堅守。

我到大學做分享,學生問我:“你當了十年記者,在做過的獨家新聞和採訪過的政要名人裡,你最難忘的是什麼?”我發現,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新聞,原來最難忘的,反而是一個眼神、一張笑臉、一件物件,或者一個可能早已被遺忘的小人物。

入行第一年,我曾採訪一個愛跳街舞的少年。他說,大家都說他們跳街舞的人是“飛仔”,不好好讀書,整天無所事事。父母甚至因強烈反對他跳街舞而和他斷絕關係。後來他在一個街舞比賽中獲得冠軍,含淚接受了我的採訪,說希望透過行動告訴爸爸,跳街舞的不一定是壞學生,這是他的夢想。

新聞播出後,我收到男孩的電郵。他說,非常感激我的報導,他爸爸看到新聞後主動約他喝茶聊天,沒想到父母竟說以他為傲,家人間更冰釋前嫌。那是我第一次體會到,一則看似普通的報導,原來可以改變一個家庭。那種喜悅,終身難忘。

再後來,跑國際突發,經常要出差。我家裡長期放好四套跑突發的衣服:兩套冷、兩套熱,還有藥妝包和簡單梳洗的用具,收到消息就可以直奔機場。新聞過後,回頭再看,天災,人禍,生離死別,讀者觀眾眼中的新聞,對親身經歷的人,卻是永不磨滅的深刻記憶。

雲南魯甸地震時,我採訪過一個十歲的小妹妹。她家的房子在地震中塌了,她把我帶到災民臨時安置點。房間非常簡陋,只有一張床,床上有張毛毯,旁邊有一把小梳子,還有一本簿子。小妹妹說:“我晚上就和爸爸媽媽和奶奶一起睡在這裡。我喜歡漂亮,這是我最愛的玩具。” 小女孩指著那把梳子,然後往床上一跳,害羞地用毛毯遮住自己的臉。我問她,長大後想做什麼。她說:“我要好好讀書,將來做有用的人,爸爸媽媽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小女孩名叫李金豔,她說,奶奶希望她 “人生豔麗”。她的眼神,房間裡的一切,我至今歷歷在目。

馬航MH370失聯,很多新聞內容我已模糊了,但卻經常想起曾專訪過的失聯乘客家屬徐先生。徐先生的太太公幹後準備回北京,不幸登上了失聯飛機。那是她退休前最後一次出差。近七旬的徐先生在採訪中說,很想告訴太太:“快回來吧,我們結婚46年了,子女都長大了,別那麼辛苦了,我們倆口子退休好好出去走走吧。” 他告訴我,當時穿著的格子背心,是太太送給他的禮物。遺憾的是,他說的願望一直沒有實現。

採訪後,我和徐先生一直保持聯繫。他經常給我發養生的文章,說記者工作太忙,擔心我們食無定時,太勞累。他也會在朋友圈發一些緬懷太太的文字。後來他身患重病,不太用微信了。但我每隔一段時間都會發信息問候他,收到他的信息我就會很激動,哪怕只是“放心”兩個字。這樣的關係保持了近五年。再後來,我發出的信息都沒有回應了。我不願意猜測發生了什麼,但願只是因為他不方便回話,或者換手機換帳號了。

獨家採訪時任泰國總理的英拉,我現在印象最深刻的,竟不是訪問內容,而是我和攝影團隊長時間苦苦守候的飢腸轆轆感。

專訪關島總督,我最難忘的是訪問後他說的一番話:“很多國際媒體的前線記者都是白髮長者,但中國前線媒體人大多是年輕面孔,他們不乏俊男美女,缺少的卻是深度提問。這次專訪讓我對中國記者刮目相看。” 那份肯定,對當時的我,是莫大的鼓勵。

相比起新聞行業發展最輝煌的年代,現在這個時代,入行變得容易了,新聞隨手可得,但要在芸芸媒體人中找到併發揮個人特點,談何容易。要在逆境中堅持理想,更是難上加難。

以前大家說,有圖有真相。但在資訊碎片化的時代,事實都被不同政治光譜的媒體和網絡消費者縱橫切割。有圖不一定是真相,而所謂的“真相”,可能也只是別人想讓你看到的那一面而已。只有拒絕思考碎片化,才有機會為觀眾讀者拼湊出最接近事實的所謂真相。所以,雜亂無章的信息氾濫時代,更需要堅守原則的專業記者,去求證,去報導。

有新聞系的學生問我,做記者的目標是什麼?怎樣才能成為一名成功的記者?我想起一位前輩的話:“成功是個副產品。” 於是我把這句話轉贈那個學生。

成功的定義有很多,有些行業的回報可以量化,但記者的回報,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滿足和人生閱歷的積累。如果說,記者這份工作不苦不累,那肯定是騙人。記者的心酸遠比大家想像的光環要多。但正因為熱愛,記者才能在苦中找到甜,並且格外珍惜。

這是我的第十個記者節,前兩天又得知一個同年資的記者朋友轉行了。她說,職業生涯已到瓶頸,這個行業正遇逆境。

我想起五月天的歌《倔強》,歌詞提到:

“當 我和世界不一樣 那就讓我不一樣

堅持對我來說 就是以剛克剛

我 如果對自己妥協 如果對自己說謊

即使別人原諒 我也不能原諒”

還有一句我特別喜歡:

“逆風的方向 更適合飛翔

我不怕千萬人阻擋 只怕自己投降”

十年了,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大環境中,我仍在努力尋求內心的答案。這個答案是什麼,我還在探索。記者這條路能走多久,走多遠,我現在還不知道。我也不肯定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但我相信,逆風的方向,更適合飛翔。

至少,到目前為止,我仍在努力採訪,碼字,觀察,報導,記錄。

因為,我是一名記者。

(原文發於《紫荊時評》,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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