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歲，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是“知天命”的歲數，當代社會里，許多人這時已經退休，回家養老了。對於左宗棠來說，卻是到了天命之年，他的官場生涯才剛剛起步，顯然，機遇留給他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
然而，就在非常有限的時間裡，左宗棠不僅成為晚清所有重臣中僅有的三個封侯拜相者之一，更能在關鍵時刻力排眾議, 克服重重困難和阻力，以垂暮之年親自掛帥，收復了已經被他人佔領十多年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領土，成功地將俄羅斯阻隔在新疆以西，從而避免了俄國佔領新疆之後，以那裡為基地開始的東侵。如果沒有左宗棠力保新疆，一旦俄國從新疆出發沿著長城東侵，必將發生中俄之間的大規模軍事對抗，由於敵強我弱，中方毫無勝算，其結果極有可能使中華民族自清代起就只能永遠龜縮於長城之內，恢復明朝末年的版圖形狀。
正因為如此，原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繆鳳林先生說：“唐太宗以後，對於國家領土貢獻最大的人物，當首推左宗棠，實非過譽。”本世紀初，美國《新聞週刊》雜誌向讀者推介了過去一千年來全世界範圍內的四十位智慧名人，左宗棠是其中之一。
以上兩種評價，前一個雖在中國，卻不在當代；後一個雖在當代，卻不在中國，這兩種評價，目前國內的人們是幾乎見不到的。儘管如此，也仍然有不少人這樣認為：收復新疆，是整個晚清史中唯一的亮點。的確，五十歲才步入官場的左宗棠以自己對祖國的貢獻所打造的高 度，是與他同時代的另外兩位重臣曾國藩和李鴻章所無法企及的。
左宗棠出仕以後僅兩年多就位至總督，然而，他畢生清廉，不僅從來不用手中的權力去為自己謀取經濟上的好處，相反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合法“工資”也被他用於國事、用於百姓和士兵而隨手散去。新疆之役中的三位前敵主帥，戰後一直在清貧中度過，臨終時個個一貧如洗，沒有棺材入殮，這方面的史料，讀來令人震撼。
然而，從新疆前線回朝的左宗棠，得到的並不是鮮花和掌聲，迎接他的是政敵的排擠和宵小的捉弄，僅僅過了幾個月，他就被排擠出北京去了金陵。中法戰爭爆發之後，為了不讓他影響和談，左宗棠又被調離握有實權的兩江總督職務，再度前往北京擔任軍機大臣，剛到北京不久，又被調往福建，最後在福州任所逝世。
新疆之役被有些人認為阻礙了中國海軍的發展，是沒有海權意識的產物，那場勝利是以犧牲北洋海軍的建設為代價取得的。非常耐人尋味的是，1885年，左宗棠在臨終前留下了這樣一份遺折：
“方今西域初安，東洋思逞，歐洲各國，環視眈眈。若不併力補牢，先期求艾，再有釁隙，愈弱愈甚，振奮愈難，雖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願皇太后、皇上於諸臣中海軍之議，速賜乾斷。凡鐵路、礦務、船炮各政，及早舉行，以策富強之效。
然居心為萬事之本，臣猶願皇上益勤典學，無怠萬機；日近正人，廣納讜論；移不急之費以充軍食，節有用之財以濟時艱；上下一心，實事求是。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這時，距甲午戰爭還有九年，這九年風平浪靜，對中國來說，是發展海軍的極好時機，如果當時的中國真的能夠像左宗棠在這份遺折中所說的那樣，“奮力補牢，先期求艾”，“移不急之費以充軍食，節有用之財以濟時艱”，仍然不可能獲得後來那場戰爭的勝利，而只能“愈弱愈甚，振奮愈難”，最終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嗎？難道中國要想避免後來那次失敗，只有放 棄新疆一種選擇，只能以失去五百萬平方公里以上領土的代價，去“發展海防”嗎？
左宗棠從晚清開始，一直就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即使像收復新疆那樣的歷史事件，也遭到抨擊並且被做了最大限度的冷處理而束之高閣，更遑論其它了。
晚清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時期之一，官場中的遊戲規則是：一個人如果不能趨炎附勢或同流合汙，那麼只能出局或者去坐冷板凳，左宗棠從來不去理睬這些官場規則，卻沒有在政敵的攻擊中倒下, 並且能夠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極大地維護了祖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在晚清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種情況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本文想對晚清以來對左宗棠的種種評價進行一點探討，以尋求歷史的真相。
需要事先聲明的是，左宗棠畢竟是一個生活在封建時代的歷史人物，必然受到那個時代的歷史侷限，他的立場、觀點，按照今天的政治標準衡量，當然有許多格格不入之處。本帖不打算探討這個人物是否符合一百多年之後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政治標準，只想尋求真實的歷史，還原歷史的真相，至於其間的是非功過，則由網友們根據自己的閱歷和經驗去進行辨別和判斷。
鄙人自知見識粗淺，疏漏謬誤之處在所難免，懇請各位網友不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