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深秋，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的办公驻地，经常可以看到上尉秘书冷少农步履从容的身影。冷少农与训练总监部总监何应钦是贵州同乡，也是何应钦在军队系统的老部下，加之才学过人、文思缜密、办事稳重，故深得何应钦的信任。然而，冷少农的真实身份却是中共中央军委系统的中共秘密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奉党的指示，仍然留在国民党军队众秘密为党工作。1932年，他在南京不幸被捕，不久牺牲于南京城南的雨花台下。
冷少农，原名冷肇隆，1900年出生于贵州省瓮安县冷家堡一户清寒农家，自幼在困苦中成长，懂事、勤奋、正直。1917年秋，冷少农考入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第三期法律本科，靠向亲友四处借贷支付基本的生活、学习费用，刻苦完成了学业。在校期间，恰值五四运动前后，他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接受了马列主义真理，并将自己的名字“肇农”改为“少农”，立志献身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冷少农关心时事，常常抄录报刊的重要新闻，集成“可则录”；他关心民生，在日记中写道：“见民间痛苦抑或受军阀蹂躏之事，即欲力求改善。”假期返乡期间，他积极从事民间社会调查，以实际行动告诉乡亲们：军阀之残暴必败，革命事业必成。
1925年夏，大革命的高潮兴起。这时，广州已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力量汇集的中心。冷少农毅然告别寡母、贤妻和未满周岁的独子，带着两位同乡进步知识青年，远赴广州投身革命。7月11日，他在途经贵阳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就中国各省比较，只有广东一切设施颇合理想……儿此去目的，完全尽忠革命，为国家为人民尽应尽之能力。”
冷少农到达广州后投考黄埔军校，根据其本科学历、社会经历、思想水平等综合情况，他被安排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当时该校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周恩来同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冷少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革命生涯。在黄埔军校期间，冷少农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9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冷少农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办公室工作。11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冷少农担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直到1926年北伐前夕，冷少农一直担任该职务。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冷少农从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中深受教益，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工作能力等各方面迅速得到提高，成为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此前，在周恩来主持下，已建立起北伐军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部。与共产党的骨干大多数分配到各军负责政治工作一样，冷少农随东路军部队北伐，转战数省。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冷少农因没有暴露政治身份，在国民党军中潜伏下来。
1927年5月，新任中共中央军委主任周恩来总结血的教训，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各级组织转入地下初期，开始领导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此后，冷少农属于中共中央军委系统领导的秘密党员。他受命利用同乡、旧部等个人身份的有利条件，打入南京国民党军方上层何应钦身边，主要是为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获取军事情报。冷少农先在训练总监部任职，1930年何应钦就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后，冷少农随其任军政部秘书。
冷少农在南京期间，为了开展地下工作，他与同在南京的一些参加过东征北伐、思想进步的贵州籍军官，如训练总监部步兵监中校监员郑仲坚等人，以及贵州籍进步人士多有联系。他与曾任中国同盟会贵州分会书记、参与领导贵州辛亥革命的进步人士陈纯斋等人在南京大纱帽巷设立秘密联络点，传阅《社会科学大纲》等进步书刊，交流情况。他还在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贵州省政府驻南京办事处等地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和工作关系，如后来与他同期被捕、同时牺牲的宋良诚烈士等，领导他们相机开展革命活动。
1930年10月至1931年秋，蒋介石调集重兵，重点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根据反“围剿”斗争的需要，冷少农想方设法获取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情报。这时，在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身边任侍从参谋、作战科长的郑仲坚，一直随指挥“围剿”的何应钦前往武汉、南昌行营及临川前线指挥部等处，郑仲坚数次直接参与拟制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计划。他按冷少农的布置，将“围剿”计划秘抄后按约定的秘密通讯方式交给冷少农，再由冷少农按秘密通讯方式寄往上海，最后送达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斗争，冷少农等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功不可没。
身处国民党政权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冷少农不顾个人安危，奉命协助多次遭到破坏的地下中共南京市委恢复组织，并发展南京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在青年学生中培养革命力量。冷少农还与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王若飞等人，秘密领导南京地区的“兵运”等革命活动。南京市私立三民中学位于清凉山东麓的盋（bō）山，由于右任等国民党要员出任校董，冷少农利用在该校兼课讲授国文的机会，结合时政，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冷少农还利用军中旧交等关系，积极营救在浙江被捕的革命同志。
冷少农自1925年离家投身革命后，一直无暇回贵州家乡省亲，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了误解。母亲不了解他在南京的情况，听信了传言，认为他在外面得到高官厚禄，享受荣华富贵，忘了家中的高堂和妻儿，在信中责备他“不忠不孝、忘恩负义”。冷少农在悲痛中给母亲写了一封长达五千字的回信，委婉地向母亲作了耐心解释，并禀告自己的理想抱负：见着劳苦大众的痛苦，“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想使他们个个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作”，“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忠实的去为他们努力”。冷少农又给刚会写信的独子冷德苍写了一封信：“时代的车轮不息的旋转……希望你好好的努力，以期无负于家庭，无负于社会……一个人除解决自身的问题而外，还须顾及到社会人类……”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加紧对内部的控制和对人民的压迫，南京被宣布为特别戒严区。3月，由于时任地下中共南京市委军事委员路大奎等被捕后叛变出卖，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了冷少农等共产党人。何应钦万万没想到，他的同乡、亲信冷少农，竟然是一个共产党。许多国民党官员为讨好何应钦，纷纷前来劝降冷少农，让其供出同伴，但都遭到冷少农的严词拒绝。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得知冷少农被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曾多方设法营救，但终因案情重大而均未成功。冷少农在狱中非常沉稳，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不为高官厚禄所诱，不为严刑酷打所屈服。据一个难友回忆：“当时，他被关在我对面的牢房，中间有一个过道，可以互相讲话，他们那边一共关了四个人。而少农同志是穿西装的，他平时话很少，很乐观，面对敌人时表现得很冷静，看起来相当稳重。当时估计，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1932年6月上旬，冷少农等共产党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省瓮安县境时，周恩来一直惦念着这位曾经的战友，他派人化装前往地处乡间的冷少农烈士家，看望烈士的寡母及妻儿，并赠送了十块银元以作抚恤。如今，十块银元仅剩两枚，一枚保存在冷少农烈士故居，一枚则由烈士后人捐赠给了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这两枚银元是冷少农烈士在隐蔽战线上不朽丰功的见证，也是英雄最闪耀的军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