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四人幫”稱呼的由來
首先，說明一下國際“四人幫”這個稱呼從何而來。請讀一讀下列一段引文：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2008年悼念弗蘭克文集《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與全球發展》的前言中說：“我結識他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發現我們的觀點有許多相合之處。往後幾年中，他、我、薩米爾·阿明和喬凡尼·阿里吉經常接觸，然後我們合作出版了兩本著作：《全球危機的動力》（1982）和《改變革命：社會運動與世界體系》（1990）。我們就被稱作“四人幫”。我們對現代世界的分析方面至少百分之八十具有一致看法，至於我們在有些問題上不一致，那不是我們這個聯盟的模式。我們之間的共識領域對我們是最為重要的。”（美國勞特里奇出版社2011年出版）。
事實確實如此，國際學術界普遍承認這幾位出色的左翼學者在研討第三世界發展、南北關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等一系列國際問題上作出了重大貢獻並具有廣泛影響，從而戲稱他們四人的學術組合為“四人幫”；與此同時，同他們並肩戰鬥的發展問題和依附論先驅、巴西左翼學者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正是這個國際“四人幫”的親密盟友。
五位左翼國際學者相繼逝去及其著作
十分痛心的是，在近些年中，這幾位出色的學術界戰士竟不幸先後去世---弗蘭克2005年（1929年生），阿里吉2009年（1937年生），阿明2018年（1931年生），多斯桑托斯2018年（1936年生），沃勒斯坦2019年（1930年生）。
伊曼紐爾·莫里斯·沃勒斯坦是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代表和核心人物，在歷史學、社會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樹。他的許多代表性著作都在我國發行，例如他以30多年時間寫成的、影響最大的《現代世界體系》四卷集全套中文版就在2013年在我國發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科文獻精品譯庫”）。
安德烈·貢德·弗蘭克也是一位學術領域非常寬廣的學者，他對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世界史、發展理論、南北關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等一系列重大課題都進行研究探討，並有獨特見解。他對拉丁美洲有深入研究，是依附論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1966年發表《不發達的發展》一文的命題，成為學術界分析第三世界經濟發展中依附性癥結的名句。弗蘭克在後期更多關注世界體系的研究，1993年出版《世界體系：五百年還是五千年？》（與吉爾斯合著），隨後在1998年進一步推出新著，中譯本《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提出許多挑戰性問題，學術界有很大反響，在1999年獲得世界歷史學會大獎。他接著寫該書的續篇，在病床上筆耕不撤，去世後遺稿由德內馬克參與合編出版，中譯本為《十九世紀大轉型》。
薩米爾·阿明是著名的國際學者，研究領域廣泛。他是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全球化問題專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家，又是活躍的左翼社會活動家，有廣闊的世界視野和深厚的社會關懷。他是聯合國未來非洲戰略局負責人和設在塞內加爾達喀爾的第三世界論壇主席。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批判國際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強權，維護髮展中國家的民族利益。他發表過一系列論著，從第三世界國家的立場出發，抨擊西方大國的剝削，揭露資本主義制度，譴責帝國主義。他的學術思想不但在非洲和整個第三世界，而且在西歐、北美的學術界，都有一定影響。
喬萬尼·阿里吉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世界體系研究有重要貢獻。他的《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以及《漫長的二十世紀》等論著在各國廣為流傳。他生前最後一部重要著作是《亞當·斯密在北京》，認為21世紀將見證東亞的進步和美國的衰落。他對過去三百年的世界資本主義歷史進行考察，對未來的前進方向提出建議。許多學者認為該書是迄今為止有關“中國崛起”的最佳著作。
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是巴西著名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長期致力於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並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他既是出色的學者，又是積極的社會改革戰士；曾在多所院校任教並負責學科領導，因反對巴西和智利軍事政變而幾次被迫流亡。但他對學術鑽研和理論探討始終不渝，是深入剖析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歷程和南北關係問題的“依附論”創始人，多部有關著作影響深遠，例如《依附和社會變革》（1972年）和《帝國主義與依附》（1978）等。20世紀80年代，多斯桑托斯擔任聯合國大學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顧問以及教科文組織屬下的“全球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網絡”（REGGEN）主席。後者機構積極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多次組織並召開國際會議，就世界政治、經濟領域的重大主題邀集各國知名學者與會探討，產生良好效果。上述國際“四人幫”的幾位成員均在必邀之列。
“我們之間的共識領域對我們是最為重要的”
正如本文篇首引沃勒斯坦在前言中所說，這幾位學者對現代世界的大部份分析都有相同意見，但並非對所有問題都抱一致看法。他們都具有追求真理的學術精神和治學態度，大力辨析和深入探討是他們交往和寫作中的常事，而沃勒斯坦指出：“我們之間的共識領域對我們是最為重要的”。事實上，這充分反映在他們對世界發展前景的深刻剖析和高度共識上——
沃勒斯坦指出：“如同所有的世界體系，現代世界體系也將走向終點。資本主義已經耗盡了擴張的空間，社會運動的壓力不可能在不威脅利潤最大化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得到緩解。而等到資本主義滅亡之後，下一個世界體系可能是更加平等的，使它變成現實的力量來源於普通民眾。社會主義世界體系極有可能是現有體系的替代者。”（《現代世界體系》）沃勒斯坦從1998年10月1日開始，在每月1日和15日發表時局評論，堅持不斷，直至2019年7月1日，共計500篇之多，中心思想是探討和論述現代世界體系轉型和變革的可能性，對學界和廣大讀者有深刻啟發。這500篇評論的洋洋大觀都連續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網站“海外傳真”欄目上。
弗蘭克把幾個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繫作了新的論述，把亞洲置於全球經濟的中心，把中國（和印度）置於亞洲的中心，認為中國在世界工業革命前的經濟史中佔據極為突出和積極的地位。他在《白銀資本》一書的“中文版前言”中說：“通過分析證明至少直到1800年為止，亞洲，尤其是中國，一直在世界經濟中居於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體到中國是直到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東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這顯然也是暫時的。從歷史角度看，這僅僅是很近的事情。因為世界現在已經再次‘調整方向’(re-orienting，重新面向東方)，中國正再次準備佔據它直到1800年以後一段時間為止‘歷來’在世界經濟中佔據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
阿明宣告：“通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體系，事實上是金融化、全球化、和普遍化壟斷資本主義體系在我們面前發生內爆。壟斷資本主義體系顯然無法克服其日益增大的內部矛盾，不能避免在瘋跑中向前暴跌。這個體系的‘危機’正起源於它自身的‘成功’……，普遍化壟斷資本體系已經進入了被證明其無法推行穩定發展的危機期。我們正在應對一場資本主義文明的危機。因此把建設更高階段文明的必要和可能提上了日程——那就是說，進入社會主義的長期過渡。分析現在進行的鬥爭與衝突，看到它們質疑帝國主義統治的遠景，將使我們正確地看到一個新的現象，那就是一些南方國家的興起。”（《不平等的發展》新版前言）
阿里吉提出：“斯密關於世界文明更大平等基礎上的世界市場社會的觀點，現在似乎比1776年《國富論》出版以來任何時候都更為確切。21世紀，中國很有可能再次成為那種斯密描述的在完全不同的國內和世界歷史條件下存在的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他指出：中國的成功恰恰在於沒有放棄漸進主義、轉而採取所謂“華盛頓共識”倡導的休克療法。與俄羅斯不同，中國“從未把目標（人民福利）混同於手段（私有化和貿易自由化）”。它認識到，要維持社會穩定，就必須避免大規模失業，創造就業必須與結構調整同步推進。中國自由畫師逐步進行的，採用的方式是確保把配置不當的資源轉移到能夠更有效利用它們的地方，而不是把它們滯留在於事無補的失業中。（《亞當·斯密在北京》）
多斯桑托斯確信：“更直接地把關於依附國世界的革命的分析推向前進的人是殖民地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這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早在1927年他就描繪了中國階級結構的特徵。後來又在1939年指明瞭革命將具有‘新民主主義’的性質。毛在那時就闡明瞭中國革命具有反帝、民主主義、和工農的性質，以及它必然要成為社會主義革命一部分的規律。”多斯桑托斯指出：“民主主義革命不僅將由無產階級及其軍隊和政黨領導，還將不間斷地向社會主義階段發展。毛的理論貢獻因中國革命的實踐而被戴上了桂冠。這一理論框架在朝鮮和北越獲得鞏固。在古巴和阿爾及利亞的事例中出現了新的現象。那裡的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但是，尤其在古巴，那裡的革命清楚地朝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60年代在依附國世界、特別在非洲，出現了廣泛的革命變異，社會主義在非洲有時以非常獨特而新穎的形式直接從由政治先鋒隊——有時是臨時組成的——領導的部族社會產生。”（《帝國主義與依附》）
這些看法就是他們對世界發展前景的剖析與共識。他們淵博的專業學養、出色的學術貢獻、深刻的治學精神、正直的學者品格永遠受人敬仰！
“贈給我戰鬥中的兄弟高銛”
由於我的研究領域和學術興趣同他們有許多相合之處，在交往和接觸中，他們的探討深度和關切範圍對我大有啟發和幫助。例如弗蘭克的“不發達的發展”命題和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論分析，對我在拉美所開始涉足第三世界發展問題與發展理論，大有裨益。阿明對資本主義的痛切批判和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的寬闊視野以及阿里吉的明確推理，又進一步使我讚賞他們的戰鬥激情。加上我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幫助工作，進一步密切了我同他們的關係，也通過我取得他們多部重要著作的中文版權，並多次接待他們來訪和交流。多斯桑托斯還多次邀請他們幾位和我共同出席他在巴西主持的國際機構學術會議。阿明把他的代表作《不平等的發展》最新中文版送給我，並題寫“贈給我戰鬥中的兄弟高銛”，我榮幸地被承認為他們的戰友。
作者簡介：高銛（1928年11月—），譯審。出生於上海，祖籍江蘇省金山縣（現為上海市金山區）。195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同年分配至北京參加亞洲及太平洋和平大會翻譯工作，會後留在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從事亞洲研究與翻譯。1956年參加中共八大翻譯工作，隨後到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從事美國研究與翻譯。1976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為拉美與第三世界發展。曾擔任拉美所經濟室主任、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生導師、全國翻譯系列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全國理事會理事、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理事。1992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88年12月退休。
退休以後，高銛主要從事第三世界發展研究與社科領域學術翻譯。此外，還參加中國近代史南社研究，擔任中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副會長、國際南社學會發起人及理事。1988—1990年被美國聖母大學凱洛格國際問題研究所聘為“傑出研究員”。1999年起，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返聘協助工作。2002年被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稱號。
主要著作包括：《拉丁美洲經濟》（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合著），《拉丁美洲發展戰略》（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合著），《第三世界發展理論探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出版）等。
主要譯著包括：《馬克思與第三世界》（商務印書館1981年出版，合譯），《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商務印書館1981年出版，合譯），《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商務印書館1984年出版，合譯），《發達與不發達問題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合譯），《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義》（商務印書館1984年出版，合譯），《爭取人道的經濟民主》（華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合譯），《不平等的發展》（商務印書館1990年出版），《比較政治學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合譯），《依附性積累與不發達》（譯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合譯），《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出版，合譯），《權力的浪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合譯），《發展倫理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合譯），《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譯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合譯），《大學之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合譯），《殘酷的選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出版，合譯），《國家的真正財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出版，合譯），《資本主義的新精神》（譯林出版社2012年出版），《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臺灣聯經出版社2019年出版，合譯）等，其中許多本多次再版。
原標題：【社科大家談】深情懷念出色的國際“四人幫”及其學術盟友——左翼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薩米爾·阿明、安德烈·弗蘭克、喬凡尼·阿里吉和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紀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高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