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和他站在同一條線上的人，用吳曉波自己的話概括，“是一些為我的書和我買單的人”。
文 | 姚胤米
編輯 | 宋瑋
全中國最富有的財經作家
過去五六年，財經作家吳曉波被鏡頭和觀眾訓練成一個能力極強的演講家：準備一個主題，不用寫講稿，他也能滔滔不絕講上幾個小時，並且全程不打一個磕絆。他擅於演講，語調極富感染力，節奏感很強，以至於哪怕忽略內容只是聽聲音都會讓人感覺他“講得很有道理”。
這個能力在 6 月 30 日零點短暫地消失了。
那個時刻，吳曉波坐在杭州市智慧網谷小鎮的一個房間裡，幾臺攝像機對著他，幾十個工作人員在旁邊圍觀。虛擬世界裡，那兒是吳曉波頻道的淘寶直播間，870 多萬人正在觀看他的一舉一動。
五個小時前，他開啟了人生第一場帶貨直播，推薦了總共 26 款商品。所有產品講完，有客戶對銷售效果不滿意，要求吳曉波返場重講。他的狀態肉眼可見的疲憊，“整個人已經呆掉，不知道該說什麼了”。助播主持人以及他的同事在旁邊交替介紹商品屬性、價格和領券方法，吳曉波在一旁保持面部始終掛著禮貌的微笑，“演得還好”。
鏡頭剛一關上，淘寶直播團隊的工作人員就忍不住大發脾氣。這場直播投入不小。除了在上海、杭州等 7 座城市的機場、高鐵站、戶外廣告做了線下投放之外，直播當天，淘寶、天貓和微博還拿出了千萬級曝光資源。在預熱文章裡，吳曉波引用了里爾克的詩：我看見了風暴，激動如大海。——後來在各種評論文章裡被再次引用，作為反諷。
凌晨三點，吳曉波開完直播覆盤會才回到家，早晨六點鐘，他又起床趕高鐵去麗水參加一個 “怎麼也推不掉” 的政府項目。前一晚賣出去的 15 罐某品牌奶粉，在後臺又收到兩罐退貨申請。直播的 “坑位費” 是 60 萬，如果按銷量摺合，真是“天價奶粉”。嘲諷他翻車的稿子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源源不斷地出現，總有人把文章和評論發給他，根本就屏蔽不掉。
我們在 7 月 21 號第一次採訪吳曉波。他看上去很瘦，因此顯得更高了。辦公室一角有個小衣帽間，掛著幾件襯衫（大多是白色的，但材質和領型不同），一旦臨時讓他錄視頻或者參加活動，他不到一分鐘就能換好衣服。
他幾乎全天戴著一副黑色細邊兒眼鏡框。早在 2007 年，他就做了近視眼手術，但好像別人都習慣（也可能是更接受）他戴眼鏡的樣子。朋友幫忙挑選了一種材料特別輕的鏡框，單價一百多塊錢，買了三副一模一樣的。十幾年裡，曾有不少客戶、朋友、來面試的候選人、活動主持人被他突然把手指伸進眼鏡框揉眼睛的動作嚇得一愣。
“這一段時間在忙些什麼？”我們坐在他的辦公室裡，談話從那場失敗的直播開始。
“天天被嘲笑——你也有今天。”
7 月 10 號，他寫了篇文章《吳曉波：十五罐》，總結了失敗的原因：“太自信了”。立場很微妙，看似自我批評，實際上不僅重新幫品牌們做了一次免費曝光，還把翻車變成了一個自嘲的梗。文章還使用了一個新的數據口徑——引導銷售數據，即直播當晚到第二天的銷售總數據，使得各種數據看上去效果不錯。
吳曉波的大學同學、多年好友、《第一財經日報》創刊總編輯秦朔把這場直播形容為“壯舉”——“我們這樣的人肯定是不敢去做的，我們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敢跟他比。”
為什麼吳曉波願意並且能夠做出這樣的嘗試？秦朔的理解是：“吳曉波永遠是一個當下主義者。”
在杭州，吳曉波創立了兩家公司。2005 年的藍獅子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圖書出版策劃公司，推出了財經圖書：《激盪三十年》、《道路與夢想》、《柳傳志管理日誌》、《任正非管理日誌》等。2014 年，成立巴九靈文化傳播公司，名字是 “80、90 後的縮寫 + 諧音”，圍繞自媒體“吳曉波頻道” 生產包括圖文、音視頻、線下培訓課等各種形式的內容。
除了 “每天聽見吳曉波” 的音頻付費課程和視頻付費課程，他還不間斷地參加各種演講和站臺活動，出場費從十幾萬漲到 80 萬。七七八八加起來，吳曉波的身價有七八個億，是中國最富有的財經作家。
發財的代價是，他的時間變得很破碎。最多時，吳曉波一年要出 80 多次差。採訪的前一天，他剛從成都考察一個直播基地回來，講起來語氣很是興奮，充滿期待。直播是一個不容錯過的新風口，順利的話，明年年初，他們將在那裡建成一個三萬平方的直播產業園。
翻車挺煩人的。雖然表面上裝得沒什麼大不了，但它就像顆定時炸彈。再過 15 天，又要做播第二場。他有點焦慮。情緒像個蓄水池。他說自己找人定做了一款文化衫，胸前印上 “翻車” 兩個大字。“我第二場就穿這個播！”聲音氣鼓鼓的。可一說完，整個人又有點頹，分不清是太累還是太喪。
直播 “翻車” 後的第 20 晚，吳曉波經歷了一場多年來罕見的情緒崩潰。下午，他從成都回杭，一上飛機心情就不好。回到辦公室後，原本計劃錄兩個小時的視頻課程，才錄到 50 分鐘，他突然說，“我不錄了”。妻子邵冰冰推門一看，“他整個人很崩潰”。
“我幹嘛要這麼做？我都不知道我這麼辛苦為的啥？我幹嘛要這樣去肉體創業？我何苦呢？”他的發問像串珠一樣。那種又煩躁又失落的狀態，邵冰冰很熟悉。
她給他約了一桌牌局。打麻將是吳曉波最熱愛的娛樂項目，打一晚算一場的話，他一個月能打十場。但那天，邵冰冰幫忙聯繫好了牌友，吳曉波都沒去，“他以前從來不會這樣的”。
在辦公軟件上，吳曉波的日程對商務部的一些同事開放，大家都可以申請安排他的時間，他也幾乎都全力配合。那天更晚一些的時候，邵冰冰打開吳曉波的時間表，突然發現本來沒有工作安排的時間段全都寫上了“私人會議”。
“怎麼一下子多了這麼多會議？”邵冰冰問。
“我故意的！”吳曉波說，“我就不讓他們來弄我的時間！我故意的！”
實用主義
在成為著名財經作家之前，吳曉波是新華社浙江分社工業組的記者。早年，他有一個愛好是買房。
1997 年起，每年買一套，其中還包括 1999 年用 50 萬在千島湖承包了一個小島。最早買房用了不少邵冰冰開廣告公司賺的錢。看房使他開心。後來，他不僅自己買房，還鼓動員工買。早期員工有一個共同記憶：被老闆和老闆娘帶著到處看房。就連公司一進門的牆上都貼著一個杭州樓盤開盤地圖。曾經一段時期，週五吃過中飯，他們就帶著員工呼啦啦出去看房。
吳曉波身上有明顯的實用主義。在好朋友許知遠看來，吳曉波性格的一部分是被杭州這座城市的商業氛圍塑造的：更加講求效率，金錢作為標準的衡量意義也更為重大，“在這裡如果一切東西不能折現的話，就是個罪過。”許知遠說。
藍獅子時期，吳曉波在西湖邊開了一家書店，當時想的是 “給讀書人留一扇窗戶”。有一次，他在店裡看到一個姑娘正拿著本書讀，他在旁邊一直盯著，心裡犯嘀咕：“怎麼還不買書？還不買書？還不買書？” 租金雖然是免的，但這個商業模式太容易虧。開了兩年，西湖書店正式停業。
有錢是重要的，吳曉波很早就意識到這一點。他曾經說：“我一定要站在富人堆裡！”
這句感慨源自大學時的一段故事：一位企業家請吳曉波的同學吃飯，菜端上桌，一一品嚐，同學恭維：“這道粉絲燒得很好吃”。企業家聽完，說，這不是粉絲，這是魚翅。
“你知道什麼叫魚翅嗎？”同學講完自己的糗事，問吳曉波。吳曉波也不知道。這意味著，這樁糗事的主角很可能有一天變成他自己。那之後，他對財富慢慢有了一些概念。
當記者時，吳曉波“天天和那些企業家在一起”，他就想：如果我沒有足夠的錢，你的智力還不如我、學歷還不如我，錢賺得還比我多，那怎麼行？
1993 年，吳曉波就在報紙和雜誌上開專欄，最多時同時開六個，有時根本應付不過來，就把寫書寫到一半的文章改一改投了，“先把稿費賺了再說”。
雖然個人投資做虧過很多項目，但藍獅子和巴九靈這兩家公司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沒虧過錢。他的好朋友、場景實驗室創始人吳聲覺得，這是因為 “曉波一開始就特別清楚‘我是誰’。” 巴九靈剛成立時，他們倆討論最多的話題是：電商要不要做——他想找到最適合公司的商業模式。
因為常年觀察企業，吳曉波更擅長自上而下制定戰略，他並不激進，但也不非常保守。做財經脫口秀、做知識付費、做企業家培訓課、做電商、做社群、做 app、做跨年演講、做直播…… 時代的每一個 “風口” 他都沒錯過。
2010 年 1 月 27 日，吳曉波、邵冰冰一起在臺灣走訪城邦出版集團。到城邦時，他們看到很多員工湊在一起研究什麼東西。那天，喬布斯發佈了第一款 iPad。走訪的內容很多都模糊了，唯一清晰的是，從城邦回來後，吳曉波堅定地說：“天要變了。”
回到杭州，他開始積極地推動數字出版。一開始，只是把紙質書變成電子版。因為動手比較快，比同行更早地保住了業務量。接著，吳曉波又發現，除了閱讀之外，一些更通識的商業知識可能有很大潛在市場。他決定做線上培訓課程，搞一個 app 出來。最終這個產品失敗了，但吳曉波想出這個商業模式時，是 2012 年。
“每當一種新的商業模式是他幾年之前想過的佈局，被驗證了，或者可能真的是未來的發展方向的時候，他還是開心的。”邵冰冰說。
在妻子看來，吳曉波商業直覺挺好，但是經營管理能力偏弱。好在，邵冰冰自己在這方面和他可以互補。
幾乎每一個採訪對象都對邵冰冰的經營能力給出肯定。她和吳曉波是中學同學，從小就是團支書，組織能力很強。年輕的員工們都不太敢和吳曉波對話，但都喜歡和邵冰冰玩兒。老闆娘特別會講故事，她能做到一開口說話就能把氛圍帶得熱鬧，還時不時地把聽眾逗笑。
邵冰冰曾經是一名語文老師，如果一直沿著當老師這條路走下去，她懷疑自己“不一定能當上特級教師，但是能往官道上走走，做一個杭州市教委主任之類的。”90 年代，邵冰冰走出體制，下海經商。先後開過方便麵廠、廣告公司，2008 年，正式接管藍獅子，之後，她和吳曉波一起管理巴九靈。
對於公司，邵冰冰顯然比吳曉波有更多熱情。
最近一個多月，除了成都，他們還在杭州物色直播基地選址。一開始選了一個家居廣場，地點在距離市中心 40 分鐘車程的餘杭區，面積八萬多平方，可以盡情改造，吳曉波去考察時很興奮。臨籤合同的檔口，邵冰冰把這事兒拒了，“位置太偏了，不是時尚潮流的所在地，落到這個地方有風險。”
後來，邵冰冰找到完全在市中心的杭州大廈，“這裡離商業很近”，她極力推薦，吳曉波“一看也覺得沒話說”。接下來，怎麼搭建產業鏈、人貨場結構、六萬方的中央商城怎麼弄、資源的整合和分配，所有具體細節都由邵冰冰一手打理，一直到最後的簽約環節，吳曉波才出面簽字。
作為一個經營者，管理公司和幾百個員工，讓邵冰冰很有成就感。她總覺得，公司做到這個地步，還得繼續做下去。“但吳老師一直被安排，被束縛”，邵冰冰說，“所以，有時看到他那麼痛苦或那麼不開心時，我也會想，是不是我把他帶到溝裡了。”
這時，她就勸他：很多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是帶著使命來的，必須要為這個使命負責任。所以你就不能去跟另外的人比，覺得自己怎麼這麼鬱悶這麼辛苦。
“我可能確實這方面高度比他高一點，所以我總是這麼教育他。”她說。
影響力會讓人上癮
成為今日的吳曉波，要從《大敗局》開始。
1998 年，電影《泰坦尼克號》在中國上映。當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很多企業紛紛倒閉。吳曉波抓到這個選題點，寫了一篇《中國企業界的泰坦尼克現象》，發表到當時發行量很大的《報刊文摘》上，佔了半版面。報道發出後，一位編輯邀請他把這個系列寫成書。吳曉波從一堆企業中找出最具有戲劇衝突的案例，做了不少採訪，寫出十個企業的失敗故事。
2001 年，《大敗局》出版，吳曉波 33 歲。當時圖書市場上還不流行財經寫作，出版社最初只印了一萬本，沒想到很快就賣完了。一群朋友組織喝酒慶祝，約定之後每賣出將近一萬冊就喝頓酒。結果過兩天就喝，過兩天就喝，很快就“喝到去掛鹽水”。搞了七八場後，吳曉波說：“不能再這麼喝了，賣將近五萬冊再喝”。然而只過了一個禮拜就又加印五萬冊，最後他們只好又把五萬改到十萬。
那一年，《大敗局》總共印了 100 多萬冊。
《大敗局》讓吳曉波在財經界和企業界積累了一定的名氣，緊接著做藍獅子時，他已經具備不錯的資源，能邀請到王石、柳傳志、張瑞敏、任正非等知名企業家過來出書，藍獅子也成為當時國內領先的財經圖書出版機構。
2004 年，吳曉波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做訪問學者，和國外的企業家、學者交流時，他意識到外國人對中國的商業歷史和企業歷史並不瞭解。他給秦朔打電話，說他想寫這樣一本書。秦朔聽了很興奮，鼓勵道：“這本書全中國大概有五六個人能寫，但是隻有你可以寫。”列舉的那五六個人，有的在大學當教授，有的在雜誌當主編，有的在當官，他自己在辦媒體，只有吳曉波有自由創作的時間。
正式動筆前，兩位助手分別在上海和杭州的圖書館收集各種企業的公開報道資料，主要檢索來源是參考消息、工人日報、經濟日報、經濟參考報以及幾家權威外媒、回憶錄。整本書按照年份，梳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跌宕故事。
寫書時，吳曉波在結構上花了不少心思，敘事邏輯參考了寫美國曆史的《光榮與夢想》。他一直有解書的習慣。比如，這一章 1.2 萬字，把它按照小節拆開，尼克松被暗殺篇幅用了多少，在空軍一號就任篇幅用了多少，羅斯福新政篇幅用了多少…… 看韓劇時他也拆解劇情，什麼時候唱歌，什麼時候掉眼淚，一邊看一邊拿筆記下來。總之，這是一本充滿 “預謀” 的作品。
2008 年，改革開放 30 週年，這本回顧中國三十年商業史的《激盪三十年》一經出版，迅速成為最熱門的財經暢銷書。
一位資深圖書出版編輯覺得：《激盪三十年》的成功，有一部分是時代塑造的。“當時國家對於之前三十年經濟成就回溯的動力很強。整個社會情緒是意氣風發、風起雲湧，覺得國家跟過去比，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這個節點踩得好，能賣出幾百萬冊並不意外。但要真說厚重度，這位編輯認為，“書中所使用的材料都比較淺顯，在商業寫作上並不是多經典，甚至對商業知識的理解還有很多是比較粗糙的。”
無論怎樣，《激盪三十年》的出版讓吳曉波的社會身份變成了“特別頂級的、被社會公認的一流財經作家”。他的採訪變得越來越多，幾乎所有重要的電視臺都邀請他做過節目，還參加了大量的活動、演講、上電視和很多企業家對話，還受到騰訊邀請撰寫《騰訊傳》。
2015 年 1 月，他在公眾號上發表文章《去日本買只馬桶蓋》，當日閱讀量達到 167 萬，一週內閱讀量超過一千萬。李克強還就馬桶蓋現象發表了公開評論。這篇爆款文章讓吳曉波變成社會知名公眾人物。從 2017 年開始的“吳曉波跨年秀”，觀眾從 1000 多人發展到 8000 人。
在吳曉波的好友曹國熊看來，吸引吳曉波一直在商業世界裡活躍的東西不簡單是財富、名聲，還有影響力，“影響力是非常有誘惑力的東西”。曹國熊是普華資本創始管理合夥人，經緯人民幣基金創始人。2015 年，吳曉波和曹國熊合作，共同成立“頭頭是道基金”，關注內容和消費。曹國熊是基金的掌舵手，而吳曉波則是基金的對外名片，帶來產業資源和源源不斷的內推項目。
吳曉波的大眾知名度也經歷膨脹。過去幾年，地產公司等許多企業的活動、年會經常邀請他做座上賓；創業品牌尋求他的名字作為背書；走在路上的普通市民認出他，熱情地求合影，視之為榮幸。
7 月 31 日，人民日報上線年中演講節目《我們的小康》，邀請他們認為最富知名度的三位知識名人作為嘉賓給全國人民做演講，吳曉波是其中之一。另外兩個，分別是羅振宇和薛兆豐。
許知遠見證著吳曉波在商業世界的位置明顯地上升，也感覺到他的變化。“我偶爾找他玩，就感覺他從早到晚被安排了各種事情。”許知遠說，“他突然變成一個和我們很不一樣的狀態，變成一個 speaker，一個到處講話的人。”
這背後是人的貪婪。貪婪一種財富的積累、一種更大的影響力、被人需要的感覺，形成新的依賴。2019 年，在《十三邀》的一期節目裡，許知遠曾問吳曉波：什麼時候才能從這種熱鬧的商業裡迴歸到安靜的狀態下寫作。吳曉波沒有給出明確回答。
“這是新的 addiction（上癮物）。”許知遠說，“羅素有一句名言，比被人談論更糟糕的是不被談論。”
名譽危機
吳曉波的文字風格具有很強的故事感，代入性好。但作為記者，他並不喜歡採訪。
以前出去跑新聞發佈會時，吳曉波總是坐到最後面，別人把問題都問完，他問也不問就走掉了。回到報社後，用總結和提煉的視角回去寫文章，“寫得還比別人好”。他很得意。
他寫東西離不開家裡的書房。有一年，他曾經帶著電腦到楊梅島，打算在那裡閉關寫一個月，結果因為書和資料沒帶全，不到一個禮拜，就寫不下去了。最後只好叫了幾個朋友上島打麻將。
在寫作理念上，吳曉波受作家陳從周影響很大。在作品《說園》中，陳從周提出一個園林理念——疏可跑馬，密不容針。“寫作也是這樣的，某一個細節要寫得非常的精密、精細。”體現是他可以為了書中的一篇文章裡小細節，特地跑到深圳的招商局去看資料。“但是不可能所有東西都跟針一樣，那你就累死自己，搞死自己了。”“疏可跑馬”就是可以偷懶的地方。有時候寫東西寫不下去，他就在書房裡轉悠，這本書翻翻，那本書翻翻，“去偷幾句話出來，再弄幾句改造一下”。
吳曉波寫書沒有標腳註的習慣，引用的文字，重要的就標一下，不重要的就忽略了。有時引用三段內容，就只在第一部分加上引用出處。寫《跌蕩一百年》時，因為參考的資料過於多，標起來太麻煩，他索性在後記裡解釋自己為什麼沒有羅列一大堆圖書索引：一是我在正文中都標出了有價值的資料來源；二是為了節約紙張，我常常為自己的圖書定價昂貴而不安。
這種未取得授權隨意使用他人素材進行二次創作的習慣和模糊的處理方式讓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場名譽危機。
2010 年 1 月，吳曉波的新作《吳敬璉傳》出版，是當年 80 歲的經濟學家吳敬璉人生唯一一本個人傳記，字數近 30 萬。2 月，曾任吳敬璉助理九年的專欄作家柳紅公開撰文批評這本書 “是一本粗糙、倉促的快餐傳記”。柳紅認為：“吳曉波未對任何一位吳敬璉的故舊、家人、同學、同事、學生做過採訪，僅對吳敬璉做 20 小時採訪；而其僅用短短三個月的時間便寫成傳記並出版，也實為羞恥之事。” 她還發文指出書中 “14 種硬傷” 和“4 處軟傷”，包括時間、數據錯誤、編造情節、隨意拔高等。隨後，她正式向法院起訴吳曉波剽竊、侵犯著作權，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柳紅文章中是這麼說的。但這其實是個誤解。”吳曉波說，“寫一本書怎麼可能只有 20 個小時（的東西）呢？而且我是幫吳敬璉做 20 小時的視頻口述史，但採訪前前後後是花了三個月，我已經記不得有多少次了。”至於書中部分材料的接近性，他解釋道：同樣的經歷，吳老和柳紅講過，也給我講過。一個人總不能講出兩個故事吧。
雖然辯解不少，這並不算是一個真正的“無妄之災”，他倒也坦誠：“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嘛，確實是有瑕疵的。”
官司打了兩年，每天都很忐忑。有關抄襲剽竊的認定標準“模模糊糊的”，一直待在杭州的吳曉波感受到了空前的心理壓力。他沒有信心法院到底會判出什麼結果。他很怕。
最後認定的 50 多處加起來是 2700 字，在十五六萬字的書中佔很小的比例。“這裡面還包括我說的，他媽媽帶他進山洞這些事實的東西”，吳曉波說，“我估計真正她帶有原創性的東西，大概三五百字是有的，客觀上講，幾百字是有的。”
最終判決是吳曉波勝。
當時吳曉波還照常去上班、打麻將，在人前裝出一副沒什麼影響的樣子，但邵冰冰看到吳曉波 “整整兩年倍受折磨”。“賣貨翻車 100 次對我來講都沒有關係，但官司如果輸的話，就完蛋了。” 吳曉波說，“因為我的名聲是建立在文字之上的，如果被認定為抄襲者，那你在行業裡面就成了個笑話，那是不可想象的”。
吳曉波朋友不多，和作家圈沒有任何交集，“他們都不認為我是個作家。”雖然他一直說自己只是個記者，但記者圈的人也不認可他，“他是一個涉嫌公開抄襲的人，一個沒有職業底線的人，不值得一家原創媒體尊重。”一位權威財經媒體主編說。
“原來他們都很喜歡我，現在都不喜歡我了”。現在，和他站在同一條線上的人，用吳曉波自己的話概括，“是一些為我的書和我買單的人”。
不能死在惠州城下
在見到吳曉波之前，我對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有過很多猜測。
吳曉波出生在 1968 年，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經歷了這個國家最有歷史感和時代意義的瞬間。他在那個號稱 “理想主義氛圍最濃厚” 的 80 年代讀大學。90 年代初大學畢業時，市場經濟敲開國門，商業社會的洪流一湧而進，完全是另一種時代氛圍和話語體系。作為一個靠寫文字和傳播知識賺到大錢的人，他是怎麼一步步找到今天這樣一種平衡的？他自洽嗎？迷茫過嗎？為什麼會變成市場的弄潮兒？
8 月 5 號，他第二場直播結束後，我們進行了最後一次正式採訪，那天，我找到了答案。
八十年代末，讀大三的吳曉波和三個新聞系的同學組成了一支“上海大學生南疆考察隊”，從上海出發，走過井岡山、湘西、貴州、雲南、廣西，最後到海南，一路去了很多窮地方。雖然從小也穿過打補丁的衣服，但因為長期在城市裡長大，對真正的窮是不知道的。
印象最深的是到了湘西一個叫黃絲橋的地方，就在湖南鳳凰城邊上，當年是一個屯兵的古城。那裡到處都是城牆，非常完整，城裡有房子，還住著人，人在鐵鍋上煎烙餅，連油都沒有。“明朝當兵的人也就是這麼煎烙餅的，幾百年過去了，還是這麼煎。”這是那個畫面給他留下的唯一感慨。
到了雲南老山，山頂哨所駐守的民兵兩年沒下過山，條件艱苦，沒有電視、沒有廣播，唯一可供消遣的是：山對面住著兩夫妻，還養了幾隻雞。當兵的沒事兒就輪流拿著望遠鏡去看那個越南女人，早上起床了、在餵雞、在院子裡曬衣服了……
旅行的最後一站，海南省。在海口一條很小很小的街上，幾個大學生人生第一次見到靠出賣身體賺錢的女孩。她們看上去很年輕，不到 20 歲，打扮時髦，穿著那個年代很少女孩才穿得起的絲襪。她們就那麼坐在路邊，膝蓋處貼著不同面額的紙幣——無聲地宣告身份。貼 1 塊就是 1 塊錢，貼 5 塊就是 5 塊錢，貼 10 塊就是 10 塊錢。
那趟旅程，年輕的價值觀被衝擊。
之後人生的許多大大小小的決定，吳曉波的標準也發生了變化：能幹一點是一點，前進三步退後兩步就退後兩步，該退就退。“把刀藏在一張報紙裡，該怎麼活怎麼活，我不會以身犯難”。
2003 年從新華社離職時，吳曉波還想過辦一本優秀的新聞週刊。為了刊號找過很多關係，大家說，“曉波你來做這個很好”，但是對方要 51% 的股份，他聽完就拒絕了，“這肯定不行。我的腦袋不能系在你的褲腰帶上。”他徹底放棄了做媒體的想法。而秦朔從《南風窗》離開後，在上海又創辦了《第一財經日報》。
個體的歷史裡有一個時代的歷史。更向前追溯，很多今天呈現給外人的樣子，在過去都能找到時代留下的痕跡。
吳曉波出生在寧波，很小的時候父親被調到山西當兵，他被寄養在寧波的大姑姑家，6 歲被送回父母身邊讀小學。他們生活在山西祁縣，對那裡的印象是：有很多棗。是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拍攝的地方。
小學一年級的某一天，課上到一半，班主任老師突然衝進來，說：“哭哭哭，大家都哭。”一幫小孩誰也沒搞明白怎麼回事，就開始哭，吳曉波也跟著哭。接著，學校裡開進來一輛軍車，把他們一堆小學生拉到車上，開到縣城中心。廣場上站滿了人，掛著黑色的幕，大喇叭吵吵吵，人們的哭聲疊在一起。
那副畫面直到現在他做夢還能夢得到。那個廣場上的一切都是黑顏色的。
那天，毛澤東逝世。那天，也是吳曉波的生日。
潛移默化地，他對宏大的命題感興趣，而對大時代大命題的把握也幫助他成功。2011 年，《激盪三十年》被評選為中央機關幹部最喜歡的書，“也許，從此以後我就是一個非常安全的人了”，他說。
40 歲時，他有機會寫《吳敬璉傳》，一度覺得很幸運，因為自己是真誠地欣賞吳敬璉。他最欣賞的是吳敬璉的建構性人格：就是提建議，到此為止。我也不說你不對。我不把你惹毛，不逆龍鱗。“年輕的時候還是很憤怒的，很容易獲得喝彩或得到關注”，40 歲以後火氣慢慢消掉了。
接觸時間越久，越覺得吳曉波身上藏著一種矛盾感。有時你會覺得這種矛盾感被隱藏得太深了，以至於讓人難以確信這矛盾是不是真的存在。
在隨筆集《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中，吳曉波說自己曾“幻想成為一名李普曼式的記者，在一個動盪轉型的大時代，用自己的思考傳遞出最理性的聲音；幻想自己能像李普曼那樣勤奮，他寫了 36 年的專欄，一生寫下 4000 篇文章。”
“當然，我沒有成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將終生不會。”
“我沒有辦法擺脫自我的膽怯和生活的壓迫。我躲在一個風景優美的江南城市裡，早早地娶妻生子，我把職業當成謀生和富足的手段。我讓自己成為一個‘財經作家’，在看上去輿論風險並不太大的商業圈裡揮霍自己的理想。”
在這本書中，還有一個細節令我印象深刻。女兒問吳曉波，爸爸你覺得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吳曉波說，我是一個懦弱的人。
“假如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你覺得你會在哪兒？會做什麼？”我們問他。
“我肯定要逃走了。”
“你不是說自己是記者？難道不想親眼去看看？”
“我不能死在惠州城下啊，南京城還沒打到，你死在這兒幹嘛？”
墓誌銘要寫：這裡躺著一個著作等身的人
50 歲之後，心境明顯變了，“覺得末日將至，衰老將要到來”。他以前不太會拒絕人，現在是做減法。
在公司，吳曉波和同事們的距離也很遠。公司團建、同事開生日 party，大家也默認了不叫他。8 月 4 日第二場直播結束後，邵冰冰帶著項目組的幾個核心成員一起去吃夜宵，幫吳曉波安排好了另一輛車，準備把他一個人送回家，因為那天他播完心情很好，才一起上了車。
企業界那些人，他不會和誰有特別緊密的交集。出去演講，只留出兩三個小時，講完馬上就走。他不僅對採訪沒有那麼大熱情，對人也不太有什麼好奇心。如果不是寫《騰訊傳》，他根本不會主動去找馬化騰聊聊天。
更大的困境還在於衰老對寫作產生的威脅。
年齡和體力像是有個零和公式，代表年紀的數字越大，體力所能帶來的有效工作時間越短。以前在家裡寫作，九點鐘起床，十點鐘開始寫，可以一直寫到下午五點。後來，那個數字從下午五點，變成四點半，變成三點，現在到了兩點他就開始坐不住了。
精神的衰老帶來的無力感也很強。一方面在於，他離商業太近，感覺像是“在泥地裡滾”。需要靜下心來的時候，必須要把身上的泥巴洗掉，這個切換挺艱難的。他一直想寫一本書，主題是“企業家與中國社會”。唸叨了好幾年，現在還沒有寫出來。許知遠曾經覺得吳曉波“應該能成為我所期待的商業思想家”，但接下來的路，吳曉波更大的興奮似乎是“使他的品牌輻射面更廣，進入更多的領域，而不是在於商業思想本身進入更深。”
另一方面在於創造力的喪失。49 歲寫《激盪十年，水大魚大》時，吳曉波曾經想過換一種寫法，試了半天最後決定還是回到最擅長的寫法和文風，那一刻心情是巨大的沮喪，“你以為自己能換一把刀切一塊豬肉，但最後還是換不了。”
“寫書的快樂感沒有了，你說沮不沮喪？”現在，他 50 歲了，再嘗試一次，結果也可能是一樣的。他很佩服畢加索，“老頭很牛逼”，他 14 歲畫的畫和 80 歲畫的畫完全是兩回事，“但大部分人跟我一樣，畫一個東西，不斷地重複自己，越畫越嫻熟。”
《大敗局》和《激盪三十年》就像兩座大山擋在他前面。很多朋友覺得，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商業而不是寫作上，付出的代價是不值得、甚至是慘烈的。但他自己更知道，安靜下來並不意味著一定能創造出更好的作品。
“沒辦法。就認命。”他說。
他見過太多拿著他的書恭維他寫得好的人，“都是看熱鬧的，挺煩的”，他聽聽就過去了，內行人看門道，“我肯定是看得到自己的問題，除非昏庸到自己覺得自己很牛逼”。書是真正考驗人的東西，好不好只有時間說了算。
好在寫作的熱情還在——“有些事情你得日日惦記，但它並不時時發生。”——這是另一種快樂。他曾經和女兒開玩笑說，以後自己死掉了，墓碑上要寫：這裡躺了一個著作等身的人。奈何身高太高了，吳曉波站起來比劃，一年寫一本，摞起來現在也才到腰。
8 月 4 號的夜宵餐桌上，邵冰冰講起 90 年代初有一次打電話算命，算命先生說：“你們兩口子以後能賺大錢”。邵冰冰聽了很興奮，能賺多少錢？先生說，至少能賺 5 萬塊。一桌人聽完哈哈大笑。40 歲時，他就不再因財富而有不安全感，衣服、手錶、鞋子都有人送，購物的樂趣也消失了。
“其實我幹這麼多事情也不都是為了錢。無利不起早? 我不認為我是這樣的人。”吳曉波說。
他確實挺勤奮的，本本分分賺錢的狀態，像農民，也像江南皮革廠的廠長。他接受自己企業家的身份，也把它所要求的職能完成。公司的員工需要他負責，營收也要靠他，現在還要上市，資本上也有牽連。線上的付費課程、線下培訓、商務活動、年終論壇，都涉及到很多商業植入，需要他參與到第一線。
做這些事情，沒有那麼痛苦，但也不能說快樂得特別幸福。他會煩躁，也會任性，只不過，就像許知遠說，“他是假裝任性一下，立刻就服從了”。
更生動地類比下，吳曉波覺得，企業家就像和尚——都是念經。比如，授課是被逼著去的，他就把站在臺上當成和尚念他的經，“要對得起底下的人，人家送了那麼多錢呢”。8 月 4 號直播前，報名某個培訓課程的企業家們結業，在直播場地臨時搞了個小儀式，將近 20 個企業家舉著畢業證書，一一站到吳曉波旁邊合影，他就站樁一樣地在那裡對著鏡頭笑了五分鐘。
坐在他的辦公室裡，吳曉波打開他的日程表，那就像一張不能逃課的學生的課表：
7 月 19 日 上午 採訪一家互聯網公司（整合營銷合作） 下午 去成都
7 月 20 日 成都直播基地洽談
7 月 21 日 《避免敗局》課程錄製
7 月 22 日 接受晚點採訪
……
7 月 27 日 今日頭條視頻拍攝 （某汽車品牌付費）
7 月 28 日 到金華參觀 XX 新能源汽車工場
7 月 29 日 上午 天貓 · 熱搜網紅味活動（有冠名） 下午 直播選品會
7 月 30 日 公司年中會議 晚上 湖州市政府晚宴
翻完一整個月的日程表，他又上下劃了劃屏幕：“我還是挺會掙錢的。”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