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的物價不再只是受到糧食價格的影響，農副產品的物價往往受到豬肉價格影響。比如去年豬肉價格暴漲，就導致了其他農副產品相繼漲價。而在去年年底，國家向國民推出並銷售一種“凍豬肉”，這種市場干預有效地降低了豬肉價格。
然而在清朝時期，糧食是百姓最為重要的維持生活的物資，也是最主要的防災物資。那麼，在清朝，糧食的輸入和價格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圖1：近幾年豬肉價格上漲趨勢圖
糧食生產在一個地區總的經濟活動中所起的作用越小，這個地區對糧食市場的依賴性就越強，其人口對糧食價格的波動就越敏感，不管是季節性波動，還是饑荒引起的波動。儘管價格波動的大小及其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受各種市場機制所制約，但它們首先是這些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地區內，人口與糧食生產的總均衡的函數；供給市場與需求市場之間的距離，以及交通運輸條件，也都是重要因素。
清朝時期的糧食輸入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長江三角洲地區（江蘇及浙江北部）的情況就是典型例子。早在清朝初期，這個地區就發展起非糧食作物的大規模專業化生產，並通過大量的、常年性的糧食輸入來維持需求平衡。該地區的棉紡織貿易與國內市場密切聯繫在一起，這種貿易的發展刺激了其生產結構穩步地從穀物種植業向棉花種植業轉變，特別是在沿海的松江府和太倉府。
圖2：太湖流域示意圖
據稱，到清朝初年，嘉定縣90%的可耕地、上海縣70%的可耕地都種植了棉花，當然，這只是引述了最極端的事例。在環太湖流域的幾個府（蘇州、湖州、嘉興），植桑養蠶和絲織業同樣也佔用了相當部分的勞動力和土地。在清朝，這些趨勢進一步發展，至少在太平天國戰爭影響該地區之前是這樣。
自16世紀後期起，長江下游地區已從早先的"米倉"變成缺糧地區，沒有來自長江中游地區（江西、湖南、湖北）的糧食輸入，就不能養活本地區的人口，到後來，長江上游地區（四川）也加入了糧食供給行列。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運銷在保證正常的糧食供給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在蘇州地區，在正常年景裡，糧價季節性變動曲線的穩定，無疑可以從這種常年性運銷中得到解釋）。由於存在一個能夠維持下游需求與上游供給之間的平衡的交通運輸和商業網，所以，在長江上游、中游和下游之間形成了一個相當整合的糧食供求市場。
圖3：長江流域示意圖
但是，如果發生某種意外，上游省份不再能夠滿足下游需求，那就會嚴重影響下游地區市場的糧食價格，其程度遠遠超過對有剩餘產品地區的影響，在糧食剩餘地區只有少數人口對糧食市場的依賴性較強。而對城市來說，基本上依靠糧食運銷供給口糧，這種影響就更加強烈。從這一點來看，江南地區（清朝時期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的城鎮居民受到的是雙重威脅，因為那裡的鄉村本來就嚴重缺糧。
當然，江南的事例只是代表了外部供給對商業性農業佔統治地位、且人口稠密的這類地區糧食市場的制約情況。而在18世紀的清朝，各地糧食的自給程度肯定有著巨大差異。在那些水運體系發達的地區，特別是那些同時還有著城市或"工業"需求的地區，農業的專業化生產，以及有時被稱為"原始工業化"的鄉村手工業生產，使這些地區逐漸發展起一種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村經濟，使農民的糧食需求越來越依賴於市場。
山東即是一個典型地區。在山東一些地方，早在康熙年間，菸草就幾乎成為單一種植作物，至少也佔用了大部分耕地、肥料和勞動力，並使糧食生產趨於衰退。
同樣的過程也發生在福建。一位福州籍官員郭起元記載："菸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
圖4：棉花產地示意圖
在直隸，清朝棉花種植面積逐漸擴大（山東和河南也普遍種植），以致超過了小麥，並最終改變了整個農業結構，越來越多的農民已改為以植棉而不是以種植五穀來獲取大量收入。清朝植棉業向北方的這種拓展，與其說是由於有利的氣候條件，不如說是由於需求的增長（儘管江蘇當地也產棉，但其棉紡織業還是原料不足），以及農民對於改變種植結構可帶來更多貨幣收入的期望。
此外，自清朝起，特別是自18世紀初開始，北部省份的棉紡織生產日益發展，並抵禦了江蘇棉布輸入的競爭。當這種手工業不再作為農閒季節的副業性生產，併成為部分農村勞動力的常年性職業時，它就直接與糧食生產發生了競爭。在18世紀清朝其他地區，還可以舉出無數同樣的例子。
圖5：糧食
哪些因素會導致糧食價格失控？
與上述生產發展趨勢並行的另一個趨勢是，商人在糧食分配中作用的增強，這就擴大了糧食價格失控的風險。外部市場機制的干預當然可以改變地方供需的不平衡狀態。但是，如果這種不平衡過於懸殊，而地方商人又無力克服這種狀態，或者僅僅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放棄這種獲利的天賜良機，糧價上揚就會很容易發展到難以控制的程度。
在直隸這樣的省份，糧食生產能力相對較低，同糧食剩餘地區的交往不甚便利，價格很快會上漲到這種失控程度。而對於人口與糧食生產的均衡不那麼穩定、又受山地阻隔交通不便的"嵌入式"省份來說，對供給狀況變化的敏感程度則更為強烈。
圖6：我國經濟學家全漢昇
全漢昇和克勞斯對1720年代到1730年代的觀察表明，同樣面對不利的糧食收成，廣州和福州的反應要比江西、湖南這類糧食剩餘地區"強烈得多"。公眾輿論以同樣強烈的方式作出反應，這是一位瑞典船長埃克伯格在1750年代初對廣東的觀察所作的判斷。他看到，在這個"產品豐富的地區"：
每當氣候不利之時，如天旱或多雨，就會發生食物匱乏。由於這個國家人口眾多，食物匱乏總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影響。糧食價格的任何一點上升，都會招致貧民和遊蕩人口的怨懟，而隨著形勢發展，當其他社會階層也加入了不滿的行列，積怨日甚，就會引起反對清朝政府的動亂。1751年廣州的情況就是這樣。當時疫疾伴隨著饑荒流行，導致人口大量死亡。
圖7：我國水稻分佈示意圖
人口稠密不是發生這種困境的唯一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作為沿海省份，與大產糧區的阻隔，以及在那裡發展起來的一種帝國境內最具市場導向的農業模式這一事實。
在交通運輸條件便利的地區，市場調節機制可以迅速發揮作用，而偏僻閉塞的地區則不同；從一個小範圍內也可以觀察到這兩類地區之間的顯著差別。例如，1743年—1744年的直隸，一些地區可以直通運河，而像慶雲、鹽山等貧困縣，則偏處於該省東南隅，《賑紀》中有好幾處都提到，這些地方"商販罕至"；兩類地區形成鮮明對照。
圖8：清朝農民示意圖
農民不儲備糧食，以及農民的商業行為也會導致糧價失控
最後，捲入了商業性農業的不僅是所謂工業性作物（紡織原料、菸草、染料，等等），而且還包括了許多糧食作物。實際上，這兩類作物是可以同時發展的。由於各種穀物的市場價值不同，農民們發現，對自己較為有利的方式是，將價值較高的產品出售（小麥或"上米"），而自己消費低等產品。
自古以來，我國北方的小農主要靠小米和"雜糧"（如高粱、蕎麥、豆麵等）維生，而將小麥賣給富戶，或運往城市市場銷售。人們可能會認為，在饑荒時，農民不會賣出他們的產品，或者至少會留下足夠自己消費的產品。但是，且不說事實上各類不同糧食品種並不是可立即相互交換的，而且不可預料的自然災害常常發生在小麥全部售出之後，特別是秋災。
圖9：清朝饑荒示意圖
下面一段1738年的諭旨，代表了清朝政府對於商人資本滲入農業的態度：
小民無知，但顧目前得價售賣，不思儲蓄為終歲之計。而此輩奸商，惟以壟斷為務，不念民食之艱難，此實閭閻之大蠹，不可不嚴禁重懲者。如山東之臨清，江南之鎮江，此弊尤甚。
把農民的愚昧和商人的狡黠說成是問題的根源，已成為一個確定的習慣。皇帝的言語和當時的官方文獻無休止地貶斥農民無能，譴責他們沒有長期打算，不預做防災糧食儲備。但是，對於"小民"這種行為，除了視為孩童似的幼稚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解釋。
圖10：乾隆皇帝示意圖
在1738年的另一個上諭中，乾隆皇帝再一次聲稱，小農"識見短淺"，"既遇有秋，又獲善價，必至爭相售賣，以圖一時之利，無所留餘"。他還指責農民在婚喪嫁娶等社會交際中的奢靡浪費做法，命令巡撫率同地方官加以勸諭，使之明白，"年穀順成，未可常恃"，豐年儲蓄是其"養命之源"。
然而，除了僅僅是缺少對防患於未然的理解和能力的因素，當然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在缺乏充足的運行資本，並接近競爭市場的情況下，糧食的長期儲備對於農民家庭來說是不經濟的，這部分資本本來可以投入那些可以更迅速地得到回報的地方，將其凍結起來就等於是浪費。
而經過明末的"一條鞭法"改革，現行稅收制度的特性也是一個促進因素。因為農民必須捲入市場經濟，通過交換來獲得國家徵稅所需要的銀錢收入。
圖11：糧食示意圖
自然災害造成糧食市場的無序狀態和糧價暴漲，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實際受災地區的範圍。正常年景裡依靠這些地區供給糧食的區域的糧價會上升，受災地區周邊有剩餘糧食的地區的價格也會上升，這些地區的糧食儲備在災害所帶來的經濟蕭條中已經出空了，這就為販運商提供了一個沒有競爭的市場。這就是為什麼清朝政府常常不得不對那些僅僅因為接近災區而遭受價格上漲的州縣採取緊急措施的原因。
然而，對於清朝政府調控價格的行為來說，其可能性是很有限度的。而且，這種干預實際上存在著兩種選擇：是刺激糧食向災區流動，還是減緩運銷，因為這種運銷會剝奪外圍地區的糧食儲備，哪種做法效果更好，有時是很難抉擇的現實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