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的物价不再只是受到粮食价格的影响，农副产品的物价往往受到猪肉价格影响。比如去年猪肉价格暴涨，就导致了其他农副产品相继涨价。而在去年年底，国家向国民推出并销售一种“冻猪肉”，这种市场干预有效地降低了猪肉价格。
然而在清朝时期，粮食是百姓最为重要的维持生活的物资，也是最主要的防灾物资。那么，在清朝，粮食的输入和价格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图1：近几年猪肉价格上涨趋势图
粮食生产在一个地区总的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越小，这个地区对粮食市场的依赖性就越强，其人口对粮食价格的波动就越敏感，不管是季节性波动，还是饥荒引起的波动。尽管价格波动的大小及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各种市场机制所制约，但它们首先是这些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地区内，人口与粮食生产的总均衡的函数；供给市场与需求市场之间的距离，以及交通运输条件，也都是重要因素。
清朝时期的粮食输入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长江三角洲地区（江苏及浙江北部）的情况就是典型例子。早在清朝初期，这个地区就发展起非粮食作物的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并通过大量的、常年性的粮食输入来维持需求平衡。该地区的棉纺织贸易与国内市场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贸易的发展刺激了其生产结构稳步地从谷物种植业向棉花种植业转变，特别是在沿海的松江府和太仓府。
图2：太湖流域示意图
据称，到清朝初年，嘉定县90%的可耕地、上海县70%的可耕地都种植了棉花，当然，这只是引述了最极端的事例。在环太湖流域的几个府（苏州、湖州、嘉兴），植桑养蚕和丝织业同样也占用了相当部分的劳动力和土地。在清朝，这些趋势进一步发展，至少在太平天国战争影响该地区之前是这样。
自16世纪后期起，长江下游地区已从早先的"米仓"变成缺粮地区，没有来自长江中游地区（江西、湖南、湖北）的粮食输入，就不能养活本地区的人口，到后来，长江上游地区（四川）也加入了粮食供给行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运销在保证正常的粮食供给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在苏州地区，在正常年景里，粮价季节性变动曲线的稳定，无疑可以从这种常年性运销中得到解释）。由于存在一个能够维持下游需求与上游供给之间的平衡的交通运输和商业网，所以，在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当整合的粮食供求市场。
图3：长江流域示意图
但是，如果发生某种意外，上游省份不再能够满足下游需求，那就会严重影响下游地区市场的粮食价格，其程度远远超过对有剩余产品地区的影响，在粮食剩余地区只有少数人口对粮食市场的依赖性较强。而对城市来说，基本上依靠粮食运销供给口粮，这种影响就更加强烈。从这一点来看，江南地区（清朝时期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的城镇居民受到的是双重威胁，因为那里的乡村本来就严重缺粮。
当然，江南的事例只是代表了外部供给对商业性农业占统治地位、且人口稠密的这类地区粮食市场的制约情况。而在18世纪的清朝，各地粮食的自给程度肯定有着巨大差异。在那些水运体系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那些同时还有着城市或"工业"需求的地区，农业的专业化生产，以及有时被称为"原始工业化"的乡村手工业生产，使这些地区逐渐发展起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经济，使农民的粮食需求越来越依赖于市场。
山东即是一个典型地区。在山东一些地方，早在康熙年间，烟草就几乎成为单一种植作物，至少也占用了大部分耕地、肥料和劳动力，并使粮食生产趋于衰退。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福建。一位福州籍官员郭起元记载："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
图4：棉花产地示意图
在直隶，清朝棉花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山东和河南也普遍种植），以致超过了小麦，并最终改变了整个农业结构，越来越多的农民已改为以植棉而不是以种植五谷来获取大量收入。清朝植棉业向北方的这种拓展，与其说是由于有利的气候条件，不如说是由于需求的增长（尽管江苏当地也产棉，但其棉纺织业还是原料不足），以及农民对于改变种植结构可带来更多货币收入的期望。
此外，自清朝起，特别是自18世纪初开始，北部省份的棉纺织生产日益发展，并抵御了江苏棉布输入的竞争。当这种手工业不再作为农闲季节的副业性生产，并成为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常年性职业时，它就直接与粮食生产发生了竞争。在18世纪清朝其他地区，还可以举出无数同样的例子。
图5：粮食
哪些因素会导致粮食价格失控？
与上述生产发展趋势并行的另一个趋势是，商人在粮食分配中作用的增强，这就扩大了粮食价格失控的风险。外部市场机制的干预当然可以改变地方供需的不平衡状态。但是，如果这种不平衡过于悬殊，而地方商人又无力克服这种状态，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这种获利的天赐良机，粮价上扬就会很容易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
在直隶这样的省份，粮食生产能力相对较低，同粮食剩余地区的交往不甚便利，价格很快会上涨到这种失控程度。而对于人口与粮食生产的均衡不那么稳定、又受山地阻隔交通不便的"嵌入式"省份来说，对供给状况变化的敏感程度则更为强烈。
图6：我国经济学家全汉昇
全汉昇和克劳斯对1720年代到1730年代的观察表明，同样面对不利的粮食收成，广州和福州的反应要比江西、湖南这类粮食剩余地区"强烈得多"。公众舆论以同样强烈的方式作出反应，这是一位瑞典船长埃克伯格在1750年代初对广东的观察所作的判断。他看到，在这个"产品丰富的地区"：
每当气候不利之时，如天旱或多雨，就会发生食物匮乏。由于这个国家人口众多，食物匮乏总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粮食价格的任何一点上升，都会招致贫民和游荡人口的怨怼，而随着形势发展，当其他社会阶层也加入了不满的行列，积怨日甚，就会引起反对清朝政府的动乱。1751年广州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疫疾伴随着饥荒流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
图7：我国水稻分布示意图
人口稠密不是发生这种困境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作为沿海省份，与大产粮区的阻隔，以及在那里发展起来的一种帝国境内最具市场导向的农业模式这一事实。
在交通运输条件便利的地区，市场调节机制可以迅速发挥作用，而偏僻闭塞的地区则不同；从一个小范围内也可以观察到这两类地区之间的显著差别。例如，1743年—1744年的直隶，一些地区可以直通运河，而像庆云、盐山等贫困县，则偏处于该省东南隅，《赈纪》中有好几处都提到，这些地方"商贩罕至"；两类地区形成鲜明对照。
图8：清朝农民示意图
农民不储备粮食，以及农民的商业行为也会导致粮价失控
最后，卷入了商业性农业的不仅是所谓工业性作物（纺织原料、烟草、染料，等等），而且还包括了许多粮食作物。实际上，这两类作物是可以同时发展的。由于各种谷物的市场价值不同，农民们发现，对自己较为有利的方式是，将价值较高的产品出售（小麦或"上米"），而自己消费低等产品。
自古以来，我国北方的小农主要靠小米和"杂粮"（如高粱、荞麦、豆面等）维生，而将小麦卖给富户，或运往城市市场销售。人们可能会认为，在饥荒时，农民不会卖出他们的产品，或者至少会留下足够自己消费的产品。但是，且不说事实上各类不同粮食品种并不是可立即相互交换的，而且不可预料的自然灾害常常发生在小麦全部售出之后，特别是秋灾。
图9：清朝饥荒示意图
下面一段1738年的谕旨，代表了清朝政府对于商人资本渗入农业的态度：
小民无知，但顾目前得价售卖，不思储蓄为终岁之计。而此辈奸商，惟以垄断为务，不念民食之艰难，此实闾阎之大蠹，不可不严禁重惩者。如山东之临清，江南之镇江，此弊尤甚。
把农民的愚昧和商人的狡黠说成是问题的根源，已成为一个确定的习惯。皇帝的言语和当时的官方文献无休止地贬斥农民无能，谴责他们没有长期打算，不预做防灾粮食储备。但是，对于"小民"这种行为，除了视为孩童似的幼稚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解释。
图10：乾隆皇帝示意图
在1738年的另一个上谕中，乾隆皇帝再一次声称，小农"识见短浅"，"既遇有秋，又获善价，必至争相售卖，以图一时之利，无所留余"。他还指责农民在婚丧嫁娶等社会交际中的奢靡浪费做法，命令巡抚率同地方官加以劝谕，使之明白，"年谷顺成，未可常恃"，丰年储蓄是其"养命之源"。
然而，除了仅仅是缺少对防患于未然的理解和能力的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在缺乏充足的运行资本，并接近竞争市场的情况下，粮食的长期储备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是不经济的，这部分资本本来可以投入那些可以更迅速地得到回报的地方，将其冻结起来就等于是浪费。
而经过明末的"一条鞭法"改革，现行税收制度的特性也是一个促进因素。因为农民必须卷入市场经济，通过交换来获得国家征税所需要的银钱收入。
图11：粮食示意图
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市场的无序状态和粮价暴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实际受灾地区的范围。正常年景里依靠这些地区供给粮食的区域的粮价会上升，受灾地区周边有剩余粮食的地区的价格也会上升，这些地区的粮食储备在灾害所带来的经济萧条中已经出空了，这就为贩运商提供了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清朝政府常常不得不对那些仅仅因为接近灾区而遭受价格上涨的州县采取紧急措施的原因。
然而，对于清朝政府调控价格的行为来说，其可能性是很有限度的。而且，这种干预实际上存在着两种选择：是刺激粮食向灾区流动，还是减缓运销，因为这种运销会剥夺外围地区的粮食储备，哪种做法效果更好，有时是很难抉择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