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意日法西斯挑起的無邊苦難，整個地球幾乎都被戰火燒得通紅。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和美國正面交鋒。國際反法西斯同盟軍無數的士兵血灑疆場，永遠長埋在太平洋的萬頃波濤之中。但日本軍國主義者卻顯得愈加瘋狂，枉顧國內死傷，不計戰爭代價。在盟軍逐漸取得了戰爭優勢的情況下，甚至提出了“一億玉碎、本土決戰”和神風特攻隊的殘酷計劃。即使在美國對日本採取戰略核打擊之後，天皇打算髮布投降命令。此時的日本青壯派軍人竟然不惜在皇宮內外發動兵變，以求阻止停戰命令的發佈，種種行徑，瘋狂至極。日本青壯軍人在19世紀中葉是倒幕運動的中堅力量，協助明治天皇取回了國家的政權，平定了國內的叛亂。但僅僅一百年後，他們卻在戰爭的不歸路上越走越遠，將整個世界推向了黑暗的深淵。其具體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來。
殘酷的太平洋戰爭
從倒幕運動到終戰叛亂，日本軍人走向瘋狂的一百年
軍人是國家最堅實的力量，肩負著守土保家的重責大任。日本長期以來國家都處於分裂之中，各地諸侯擁兵自重，占城而居。明治天皇即位後，各地的大名和武士發起了旨在推翻幕府統治的倒幕運動。青年的武士是這次事件中的急先鋒，並且在這一時期由其組成了日本的第一支海軍部隊。據外山三郎的《日本海軍史》記載：
“大原俊實擔任海軍前鋒。海軍前鋒的任務是將薩摩、佐賀和久留米三藩的討伐部隊經由海路輸送到關東。為此，大原任用薩摩藩士中原猶介和佐賀藩士浜野源六為他的參謀，分別率領從各藩抽調的“豐瑞丸”(薩摩藩)、“孟春丸”(佐賀藩)、“雄飛丸”(久留米藩)3艘船隻。”
日本武士
這一時期日本的軍隊還沒有向平民中的其他階層開放，軍中基本上都是以武士為主，這些人也大多成為了未來日本軍中的主體力量。在此之後，日本實行了徵兵制，農工商的子弟也可以進入到軍隊之中。但隨著日本軍事力量的增強，日本的野心也在不斷增加。以明治天皇為首，眾多武士出身的高官顯要都開始將貪婪的觸手伸向了東亞地區。經過了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日本悍然佔據了朝鮮半島和我國的臺灣地區，並且攫取了在我國東北的若干權益。這些都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囂張氣焰，隨著一戰爆發，日本又大發戰爭財。在這一時期，財富、土地和強大的軍力漸漸開始迷惑了日本社會。在民間之中，以暴力、暗殺等手段清除高層人士之風甚囂塵上，以至於出現了日本在職首相——原敬遇刺事件。
原敬是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平民首相，在任前後都沒有貴族的頭銜。他也是日本早期政黨政治的傑出代表，他出任首相組閣象徵著明治時期藩閥官僚執掌政權時代的末路。正如前文所言，日本在一戰中發了大財，但獲益最多的是日本財閥和各級的政府要員。日本基層其實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民生問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民眾因為無法獲得足夠的大米，而引發的“米騷亂”，這直接導致了寺內正毅內閣的垮臺，原敬得以組閣。原敬主張改善民生，反對以武力在中國進行擴張，甚至提出要取消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以改善日本的對外關係。由此與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結下了仇怨，最後的兇犯雖然不是在職軍官。但是卻證明了當時的日本社會已經出現了法西斯主義的苗頭，也可以視為法西斯軍國主義上臺前的徵兆。
遇刺的原敬首相
大蕭條全面到來之時，日本國內的主張對外侵略聲音再度響起，這一次的傳播對象主要是軍隊內部的青年軍官，最終釀成了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的二·二六兵變。這兩次動亂中主要的發起者各有不同，第一次主要是十餘名青年海軍軍官。第二次是陸軍中大量的少壯派軍人，參與人數多達千餘人。從性質上來看，五·一五事件更像是一場針對首相犬養毅的暗殺事件，二·二六兵變則是有明確政治目標的叛亂行動。五·一五事件中僅有日本首相犬養毅遇害，但是二·二六兵變卻極為慘烈。據《大東亞補給戰》中記載：
“ 1936年2月26日拂曉5時，天降罕見大雪，陸軍大尉野中四郎指揮的以第1師第1、3步兵團為骨幹的官兵1,473人(其中軍官21人，見習士官3人，準士和下士91人，兵士1,358人)，襲擊了岡田啟介(海軍大將)首相官邸、高橋是清藏相(第20屆首相)官邸、齋藤實內大臣(第31屆首相、海軍大將)官邸、鈴木貫太郎侍從長(海軍大將、第43屆停戰時內閣首相)官邸、渡邊錠太郎教育總監(陸軍大將)官邸及湯河原的原內大臣牧野伸顯公館。高橋藏相、齋藤內大臣和渡邊教育總監當即斃命，鈴木侍從長身負重傷；岡田首相僅以身免，其內弟松尾陸軍大佐當了替身當場喪命；唯原內大臣牧野安然無恙。”
由此而知，從這一刻開始日本青年軍官的瘋狂和嗜血已經顯露無遺，只要是反對戰爭、反對侵略的人都會遭到他們的清除。東條英機內閣上臺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官的殘酷好戰更是有增無減。但最終邪不勝正，盟軍在中途島全殲日本航空母艦，奪下了戰爭的主動權。日本節節敗退，前線連連失守。
二·二六兵變中有大量士兵參與
到了戰爭後期，日本已經是窮途末路，竟然提出了神風敢死隊計劃。徹底犧牲飛行員的生命，以攜帶大量炸藥的飛機向盟軍的艦隊進行“同歸於盡式攻擊”。但在日本遭受核打擊之後，日本政府高層開始傾向於接受盟軍的《波茨坦公告》。最高決策層中，陸相阿南惟幾等人依舊反對以投降的方式結束戰爭。在這種氛圍下，日本軍官再度策劃暴動。據《大東亞戰爭全史》記載：
“在這期間，陸軍省軍務局及參謀本部第二科的將校中，因不滿同盟國的答覆，計劃動用兵力，彈壓主和派，以徹底保證維護國體。在這以前,（1945年8月）12日晨，軍務局的將校們曾對阿南陸相口頭表示，必要時應採取非常手段，但鑑於13日的形勢，為了取得陸相批准，當天夜間草成陸軍大臣兵力使用計劃。概要如下:
一、使用兵力:東部軍及近衛師團;
二、使用方針:切斷皇宮和主和派要人之間的連絡，另以兵力隔斷木戶、鈴木、東鄉及米內等主和派要人，接著轉入戒嚴;
三、目的:在取得我方關於維護國體的附帶條件的確實保證以前，決不投降，繼續交涉;
四、方法:以陸軍大臣在警備上行使的局部地區應急出兵權發動之;
五、條件:須經陸軍大臣，參謀總長、東部軍管區司令官及近衛師團長等四方面一致同意後實施之。上述兵力使用計劃，於當天夜間9時左右，在三宅坂的陸相官邸，報告給了阿南陸相。參加報告的有荒尾軍事科長、竹下中佐、稻葉中佐、井田中佐等，這些將校都是深得阿南陸相信任的。”
最後，這場還在計劃中的叛亂在當時的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的強烈反對之下流產。之後日本裕仁天皇發表了終戰詔書，正式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這一時刻也代表著日本軍國主義瘋狂的戰爭幻想徹底破碎，日本青年軍官和他們的“一億玉碎”計劃都走進了歷史的塵埃之中。
日本最後一任陸相——阿南惟幾
日本青壯派軍官為何會在戰爭中逐漸走向瘋狂
首先，錯誤的榮譽觀念和戰爭意識。“戰爭對於下級軍官和士兵來說,猶如一部巨大的絞肉機”。這句話是對於現代戰爭非常準確的總結，在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時代，戰爭的傷亡和對於平民的損害也在不斷攀升。但是在日本文化之中，卻一直將戰爭視為軍人建功立業的“樂園”。日本青年軍官長期被灌輸“忠君報國，建功立業必須立足於戰爭”的思想，將戰爭視為攫取榮譽、地位的不二選擇。由於武士階層一直是社會的上層，榮譽對於武士而言是比生命更珍貴的東西。所以，日本軍人對於榮譽有著非常狂熱的執著，以至於忽略了戰爭帶給其他國家和人民的災難，以及自己國家內部百姓為戰爭而付出的代價。王輔先生的《日本侵華戰爭》書中也言明：
“日軍中的激進分子認為，在內憂外患的德川幕府的後期，由於愛國志士和軍人們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拋棄自己的一切而發奮救國，最終才得以打倒舊幕府，實行明治維新。”
這正好呼應了重光葵在《日本侵華內幕（昭和的動亂）》一書中提到的“立志革新國家的人是以天劍黨和血盟團中的青年將校為中心的。他們大多數是崇拜國粹主義皇道派的前輩將領，企圖由這些前輩來實現革新事業。”
金鵄勳章
在日本的軍事體系中，象徵著榮譽的金鵄勳章是在二戰時期之前軍方內部的唯一勳章，只授予有戰功的軍人。這枚金鵄勳章成為了無數日本軍人競相追逐的目標，並甘心成為戰爭的機器。歸根結底，就是“戰爭至上，榮譽至上”的錯誤觀念才培養出了瘋狂的日本青年軍官。
其次，日本有“下克上”的傳統。在我們長期對於日本的印象中，日本人大多非常服從上級。但事實上在日本的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下克上”的歷史。它指的是在日本的十五世紀以後，地方上的大名和貴族不再遵從中央和幕府將軍的號令，各自為戰，甚至與中央相抗衡。這種文化傳統也成為了日本民族中的一個隱性因素，一旦遇到了合適的土壤就會萌發。比如二·二六兵變中很多日本士兵都是打著“國家與天皇”的旗號，肆無忌憚地進行叛亂。在美國人約翰·託蘭所著的《日本帝國的衰亡》一書中曾經有過如下的描寫：
“千百萬易受影響的、富於理想的年輕人，對政界、財界的腐敗以及家中的貧困，本來已深惡痛絕。無怪乎他們一下子就給迷住了。他們能夠與這些罪惡勢力和共產主義進行戰鬥，使東方從西方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並使日本成為世界各國的領導者。
在西方，這樣的年輕人本來能夠加入工會或當政治鼓動家以找出路。但是，在日本，很多年輕人，特別是出身於小地主或小商人家庭的青年，覺得最好的辦法是在陸軍或海軍裡當軍官。一旦入伍，他們從士兵的口中更深刻地瞭解到貧困的情況。這些士兵，每當收到家信，都會失聲痛哭——由於兒子遠離，全家正處於飢餓邊緣。青年軍官認為責任在他們的上級、政治家以及宮廷官員。”
這樣的日本青年就會逐漸在社會上的民粹氛圍中迷失方向，變得極端與殘酷。“下克上”的種子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生根發芽，並且慢慢擴散到了軍中，最終造成了法西斯政府的上臺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犬養毅像
第三，文官政府的軟弱性。在日本歷史上，文官系統的存在感一直不強。從幕府時期到明治維新之後，政府首腦都或多或少要與軍方有一定的聯繫。按照國家的體制，陸軍大臣、海軍大臣作為內閣成員，應該服從首相的領導。但是在歷史上，特別是在太平洋戰爭前後，陸相、海相與首相抗爭的例子不勝枚舉。首相一直試圖壓抑軍方，但是缺乏足夠的力量。加上天皇的態度曖昧，這就致使社會上的財閥和軍國主義者結成同盟後很容易就會架空首相的權力。 在日本二戰末期的鈴木貫太郎內閣中，陸相阿南惟幾甚至在最後關頭領銜參與軍隊叛亂。並公開發表反對投降的公告
“ 告全軍將士:蘇聯終於入侵皇國，不拘表面文章如何粉飾，其侵略與稱霸大東亞的野心昭然若揭。事已至此，夫復何言，只有將維護神州的聖戰，堅決進行到底。縱令齧草嚼土，伏屍荒野，亦須斷然奮戰，相信死裡自能求生。此即所謂七生報國，戰到最後一個人的那種楠公救國精神，同時也是時宗所謂“專心一致”、“勇往直前”那種消滅醜敵的鬥志。全軍將士俱應體現楠公精神，併為再現時宗之鬥志勇往直前!”
這樣的舉動無疑是在與政府唱反調，足見即使是海軍大將出身的鈴木貫太郎，也未必能夠壓制住已經近乎走火入魔的阿南惟幾。更何況是原敬和犬養毅這樣的文官首相，他們的遇害從側面上也證明了日本文官政府的軟弱。
二·二六兵變中逃過一劫的鈴木貫太郎
日本軍國主義的瘋狂對於二戰後的影響
日本正式宣佈投降之後，盟軍進駐日本。天皇令東久邇宮稔彥親王組成內閣處理戰後事宜，並且要求全部的日本軍人放下武器投降。這造成了在外駐軍的動盪，許多人無法接受事實。以日軍高層本莊繁、杉山元、阿南惟幾為首，大量軍官以自殺逃避戰爭的審判。而其餘的日本軍人則按照盟軍的要求進行了嚴格的管理。據服部卓四郎的《大東亞戰爭全史》記載：
“即根據1946年1月4日的所謂“清洗指令”，約22萬人一一其中約18萬人為舊軍人被清洗（解職）。同時，日本軍國主義的各團體、組織也被解散了。與這些措施相關的是做為對全體舊軍人的懲罰，停止了享受撫卹金的權利，數百萬遺屬的生活權利也被剝奪了。”
東京審判
由此可見，日本青壯派軍官的狂熱帶來的後果是慘痛的，有幸存活的人將受到嚴厲的戰爭審判，戰死者的撫卹也被剝奪，還直接連累了家屬和後人的未來。可見，戰爭的代價是無比沉重的。但隨著日本國策的轉變，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日本政府在朝鮮戰爭後很快就恢復國力。還對於這段歷史加以修改和粉飾，戰死者和活下來的日本舊軍人的生活補貼不僅獲得了恢復，而且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這就使得很多右翼分子在近年來死灰復燃，非常活躍，為這場罪惡的戰爭招魂洗白。未來是否還會出現瘋狂的軍國主義者，真的要畫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綜上所述，日本武士在倒幕運動中幫助明治天皇取得了權力，地位不斷上升。而之後的青年軍官由於接受了錯誤的榮譽觀念和戰爭意識，對於戰爭的狂熱不斷升溫。由於文官政府的軟弱，一直也不能有力壓制軍方。因而，日本民族性中“下克上”的種子復燃，少壯派軍官甚至不惜發動了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兵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殘忍更是展露無遺，即使到了窮途末路之際，還打算策劃叛亂來阻止日本投降。最終，日本軍國主義和這些狂熱的青年軍官受到了歷史的審判，飲下了這杯自釀的苦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