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4月1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稱，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擴散蔓延，將對世界經濟帶來嚴重衝擊，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很可能經歷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將急劇收縮3%，其影響程度將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同日，IMF發佈《全球金融穩定報告》稱，疫情的經濟影響存在不確定性，全球金融體系受到顯著影響，金融市場波動性大幅上升，加強國際協調以應對疫情和穩定金融市場至關重要。世界經濟受疫情衝擊如何，各國所受影響是否有顯著差異？2021年及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如何？全球經濟衰退對中國有何影響？應如何應對？就上述問題，本文特將部分IMI專家的觀點整理如下。
以下為文章全文：
1 當前各國經濟受到的影響及政策應對
IMI副所長、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塗永紅指出，傳染性極強的新冠肺炎疫情帶來史無前例的巨大沖擊。20世紀以來各國積累的豐富的反經濟危機、反金融危機的政策措施，生效機制是刺激市場主體的行為。然而，在疫情蔓延、人們暫停經濟活動面前，這些措施卻難以施展拳腳，收效甚微。如果疫情不能在今年第2季度前得到有效控制，世界性經濟衰退就不可避免，衰退幅度很可能超過2008年。實際上，各國採取的防控措施不同，防控效果差異明顯，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也大相徑庭。較為有效的防控、紮紮實實的復工復產，為中國今年穩經濟、穩預期奠定了堅實基礎，有望繼續經濟發展領先，充當世界經濟的引擎。
海通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認為，當前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全球性的疫情，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同時被疫情衝擊，需要各個國家協同來抵禦危機，防禦疫情擴散，防禦經濟衰退轉變成經濟大蕭條，但主要問題在於世界很多國家的政府和央行政策空間有限。除了中國、德國、新加坡等基本面較好的經濟體，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財政已相當吃力。金融海嘯以來，由於使用財政刺激，大部分國家的財政負擔已經很重，政府債務佔GDP的比例已經遠遠超過2008年的水平。在目前的狀況下進一步增加財政支出空間不是很大。
對於各國的政策應對，孫明春認為，要保證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滿足，要防止中小企業大面積倒閉，都需要財政的支持，但這些都是紓困措施，本身花費就極其昂貴。疫情控制住以後，如果需要財政再刺激經濟，其空間非常有限。如果必須做的話，實際上需要央行來支持。例如，美國、歐洲、日本等央行大量購買國債，為政府融資。而英國政府最近竟選擇了向央行直接透支的做法。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在過去一個月時間裡，就增加了兩萬億美元。而上一次量化寬鬆花了四年時間（2008-2012年）才增加了兩萬億美元。可見貨幣政策已不再講貨幣紀律了。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在疫情結束以後刺激經濟，估計效果都會很差。如果過度刺激，反而可能導致資產價格泡沫或高通脹。因此，雖然各個國家的央行、政府在振興經濟、應對危機方面有合作、協調的願望，但在實際執行能力上是非常有限的。
IMI特約研究員、中國銀行研究院副院長鍾紅表示，相較於今年3月份發生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巨幅震盪，全球經濟衰退可能引發新的“二次衝擊”，該衝擊的影響範圍將更加廣泛、影響時間將更加長久、影響程度將更加劇烈。在此過程中，全球經濟的分化仍將繼續存在，其中阿根廷、巴西、俄羅斯、南非等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風險尤其需要高度重視。這些新興市場國家原本長期存在基本面脆弱、產業結構單一、地緣政治風險突出，以及國際收支和財政收支“雙赤字”等問題，金融脆弱性十分突出。在疫情衝擊、全球經濟衰退、國際金融市場震盪不斷的情況下，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金融形勢很可能進一步惡化，極易形成各類風險疊加放大的局面，需嚴加防範潛在金融風險轉變為事實上的金融危機。
具體分析，這些風險主要包括：一是債務違約風險。阿根廷政府4月初已宣佈推遲償還總額約100億美元的公共債務到2021年，未來發生更大規模債務違約的風險仍然存在。當前，新興市場總債務規模約為72.5萬億美元，佔GDP比重達221.9%，創歷史最高水平。其中，新興市場外幣債務規模8.3萬億美元，較十年前增長逾1倍，美元計價債務佔比高達85%，預計2020年末將有3.9萬億美元新興市場債券和銀團貸款即將到期。在當前美元升值、美元流動性趨緊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債務壓力將急劇上升。二是受供應鏈斷裂衝擊和國際原油、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影響，短期資本大規模外流的風險。疫情爆發以來，流出新興市場的資金規模已超過900億美元，未來出現經濟衰退與資本外流惡性循環的風險可能會增加。三是全球經濟衰退和新的油價暴跌，可能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出現新一輪震盪，在此情況下，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出現股票市場震盪、國債遭贖回拋售、貨幣快速貶值的多重不利局面，各類風險疊加放大的可能性定會增加。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指出，今年全球將出現一次普遍的經濟大衰退，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IMF170多個成員經濟將負增長。因為疫情應對出手較早、措施果斷，亞洲新興體處於相對有利的位置，是為數不多的經濟可以錄得正增長的地區，但其經濟復甦仍將受制於海外疫情擴散及控制。
對於各國的國際協調，管濤認為，一是減少相互指責和推諉，加強國際公共衛生政策協調，控制疫情更大範圍的傳播和蔓延；二是實施協同的財政貨幣政策，保護企業和家庭，維護金融市場正常運行；三是避免出臺新的貿易投資保護舉措，打擊市場信心；四是給國際經濟組織增資，加強對低收入、重債務發展中國家的融資支持和援助力度。
2 關於未來全球經濟走勢
IMI學術委員、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表示，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增長面臨三大系統性風險因素無序疊加。
一是全球經濟由此消彼長進入同步收縮狀態，面臨系統性經濟下行壓力。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結束以來，全球經濟增長低位徘徊，始終未能回到危機前的增長區間。疫情爆發前，IMF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增長3.4%，高於2019年的3%，但其新增部分主要來自新興市場。在疫情重創美國和中國兩大經濟體導致其同步減速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亦難以獨善其身，無法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泉，預期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可能出現新低。
二是地緣政治峰迴路轉，石油危機頻現，觸發跨地域和跨市場的金融恐慌傳染。疫情中沉重打擊全球金融市場信心，導致國際市場投資者產生強烈的避險情緒，追逐美元現金，無差異拋售所有類別的風險資產，造成全球股票、外匯、債券、商品價格急劇波動。預計隨著疫情導致各國經濟指標下滑，還可能形成新一輪市場衝擊，加劇金融市場結構分化，市場整體風險上升。
三是債務加速積累為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帶來嚴重的脆弱性。為應對疫情衝擊帶來的流動性枯竭及金融市場信心的崩潰，以美國聯儲局為代表的全球主要央行啟動新一輪大規模寬鬆貨幣政策，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再度擴張，全球貨幣環境持續改善，但其對實體經濟的支撐力度尚待觀察。全球主要央行再度加碼貨幣寬鬆，將進一步加重全球債務負擔。
塗永紅表示，各國科研人員都在爭分奪秒研發疫苗，中國和美國都進入到臨床試驗階段。一旦疫苗能夠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投產，疫情威脅就會大大降低，生產生活也將逐步恢復。被嚴重壓抑的投資、消費將爆發式增長，預計2021年世界經濟將大幅增長，甚至出現倍增。
鍾紅表示，2020年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將是不爭的事實。全球經濟持續低增長的長期困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短期衝擊，共同造成了此次經濟衰退。未來全球經濟走勢，一方面取決於疫情的演變和防控成效，另一方面也取決於各國自身經濟基本面的健康程度，以及各國政府、國際社會應對經濟衰退的政策效果。
IMI特約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戴穩勝表示，未來全球經濟的走向取決於各國公共衛生政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三大政策的協同作用。其中貨幣政策提高市場流動性、保障資產價格的平穩以避免發生擠踏性金融危機，這在全球發達國家央行聯手之下應該說問題不大。財政政策可以阻止需求過度下滑帶來的經濟危機。目前發達國家財政上已經做出了若干安排，但其效果存疑，美財政部兩萬多億資金的耗盡指日可待，還需要更大力度的財政刺激，而且刺激能否達成目標也有待觀察。特別是公共衛生政策，無論如何刺激，疫情得不到控制,其他政策最終都將被證明無效。時至今日，美歐雖然感染增長數似乎得到控制，但感染數、死亡人數依然增加，同時受經濟下跌影響，多地謀求復工，感染增長數有可能反彈，而且若干發展中國家有疫情暴發的可能。特別是美歐多國政府不謀求全球合作共同抗疫，卻在放任疫情發展、採取事實上的 “群體免疫”策略的同時，將疫情政治化，企圖將責任推給中國和世衛組織。可惜推卸責任的意圖無法阻止疫情的發展，歐美經濟的大幅下挫幾乎是必然的。因此雖然中國疫情得到控制，但境外環境的惡化也一定會拖累中國經濟。
管濤指出，明年全球經濟能否出現大反彈，取決於各國疫情控制能力及經濟對沖力度。如果疫情控制不力甚至新的地區暴發疫情，其對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傷害加深，各國經濟救助成本將急劇上升。後一種情形將更加凸顯各國政策空間的侷限性，並大幅增加未來各部門修復資產負債表的難度。
3 全球經濟衰退對我國的影響及應對措施
塗永紅指出，中國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致力於“一帶一路”建設、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經濟衰退給我國帶來諸多新的挑戰：外需減少導致出口下滑，增加了穩外貿難度；延緩國際產能合作，直接投資規模下降；一些“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被迫暫停或延期，造成較大投資損失；國際產業鏈中斷，國內企業生存壓力加大；順週期的金融業將面臨更高的不良率，金融風險增加。
中國應深化改革，立足於創新，採取積極應對措施：一是加強頂層設計，將公共衛生、生物安全納入宏觀管理政策體系，運用大數據技術，促進多個部門協調施策，發揮“1+1＞2”的政策組合效應。二是貨幣政策靈活精準，創新政策工具，提供足夠的流動性，穩定市場信心。不僅要滿足國內機構、企業、個人的流動性需求，還要重視發揮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功能。在世界經濟活動下滑、流動性吃緊的形勢下，向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人民幣流動性，履行大國責任，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幫助較弱的國家抵禦疫情衝擊。三是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功能，擴大赤字，擴大國債和地方政府債規模；大幅度削減中小企業稅費，加大信貸擔保支持力度，為中小企業生存營造必要的環境，從根本上穩就業。四是加大國際合作，重點領域是疫情防控、貿易和金融。中國要積極交流防控疫情的成功經驗，提供更多醫療物資國際援助；在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協議下擴大進出口貿易，以東盟10+3為抓手，以貿易推動區域產業鏈重塑；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宏觀政策對我國的溢出效應較大，我國宏觀政策對周邊和其他國家的溢出效應也不小，需要加強IMF、G20框架下的宏觀政策溝通和協調，相向而行，共同應對疫情，降低國際資本非理性流動導致國際金融危機的概率。
戴穩勝表示，面對這種趨勢，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控制好疫情，擴大內需，釋放消費潛力，做好居民就業、基本民生、市場主體、糧食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基層運轉的六保工作，同時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一定會先於其他國家得到較強勁的恢復，2021年完全可能達成《世界經濟展望》預測的經濟增長9.2%的目標。
管濤指出，海外疫情擴散將通過信心、貿易和金融渠道，影響中國經濟的復甦進程。我們必須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和工作準備。但總的來講，中國本土疫情傳播基本阻斷，經濟有望率先走出疫情衝擊。下一步，一是在防止疫情反彈的前提下，靈活調整疫情防控力度，有序推動企業復工達產；二是調動企業、政府、社會多方面的積極性，有效擴大國內消費和投資需求，對沖外需下滑的影響，穩定產業鏈供應鏈；三是加大對困難企業、行業、地區和家庭的財政救助力度，實行就業優先政策，穩住中小企業和就業民生的基本盤；四是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綜合運用數量和價格工具、總量和結構性手段，加大對實體經濟部門的信貸支持力度，幫助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
京東數字科技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下，中國經濟恢復面臨三道關卡。隨著中國進入疫情防控“下半場”，復工復產加速推進，3月底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開工率和員工復崗率接近100%和90%，第一道關卡——國內供給側壓力已經明顯緩解。然而，疫情大流行下，海外經濟二季度必然面臨更大程度的下滑，海外經濟惡化造成的外需大幅萎縮反饋至國內。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佔比高達25%左右，一季度出口下降13.3%，中國經濟恢復面臨的第二道關卡——外部供需衝擊不斷凸顯。特別是，外貿為中國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商務部2018年《全球價值鏈與中國貿易增加值核算研究報告》測算，2018年貨物出口拉動的就業達到9988.3萬人次，估計佔全部就業的12.87%。此外，疫情期間，歐美國家保證自身產業鏈完整性、擺脫對他國尤其是中國市場依賴的呼聲愈來愈強，中國經濟恢復面臨的第三道關卡——產業鏈轉移可能加快。應對第二道關卡，需要以積極的宏觀政策調控對沖疫情影響，充分激發內部市場活力。而應對產業鏈轉移的風險，關鍵在於堅定改革、擴大開放，以不變應萬變，藉助體制改革和制度開放的力量創造後疫情時代的新機遇。
觀點整理 李昂
編輯 李昂
責編 金天、蔣旭
監製 董熙君、劉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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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長期聚焦國際金融、貨幣銀行、宏觀經濟、金融監管、金融科技、地方金融等領域，定期舉辦國際貨幣論壇、貨幣金融（青年）圓桌會議、大金融思想沙龍、麥金農大講壇、陶湘國際金融講堂、IMF經濟展望報告發佈會、金融科技公開課等高層次系列論壇或講座，形成了《人民幣國際化報告》《天府金融指數報告》《金融機構國際化報告》《宏觀經濟月度分析報告》等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論和政策影響力的學術成果。
2018年，研究所榮獲中國人民大學優秀院屬研究機構獎，在182家參評機構中排名第一；在《智庫大數據報告（2018）》中獲評A等級，在參評的1065箇中國智庫中排名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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