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積極影響，當我們通過文化流人在戍時期的著述及作為來分析他們的民族觀時，也應當認識到，他們的著述與所作所為同樣也是這種民族觀影響與指導下的結果。在筆者看來，清中晚期文化流人的民族觀對當時的影響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 為世人瞭解新疆提供了重要依據。文化流人在遣戍期間所著書籍中關於民族的記載以及所體現的民族觀內涵是其他後來者以及更多的內地人們瞭解新疆民族狀況、樹立民族觀的重要途徑和渠道。清朝對於人口戶籍的管理嚴格，一般情況下禁止人口隨意遷徙流動，內地人口也就缺乏機會前往邊疆地區接觸、瞭解少數民族與他們的文化生活。但他們對於故土新歸的西域之地無不好奇。文化流人遣戍新疆，得以有機會一睹西域風情，他們的著述出版或流傳後，恰好給內地人們提供了這樣一扇窗口。
事實上，有相當一部分文化流人，在他們即將被遣戍至新疆之時，往往會收羅以往遣戍流人所著之書，以之作為戍途行程或見聞的參照，以便提前對新疆這片陌生的土地有所瞭解。不難想見，其他前往新疆的商賈官宦等同樣會通過這樣的途徑來提前瞭解新疆、瞭解新疆的民族概況。2.促進了新疆地區和各民族的發展在或長或短的遣戍期間中，文化流人在各自戍所效力贖罪，或投身於新疆的文教事業，或致力於當地生產建設事業，或參與新疆地方的管理實務，直接促進了新疆的開發與建設，推動了各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進步、發展。更有甚者，在漫長的遣戍期間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同胞廣泛接觸交流，瞭解和學習他們的語言文化，建立了友好和睦的民族關係，他們為新疆、為當地民眾所作的努力與付出，也贏得了少數民族同胞的稱讚和銘記，他們的事蹟至今仍然在新疆地區流傳。林則徐即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二）消極影響，不可否認的是，儘管主流是積極的正面的，但文化流人民族觀的內容中也存在著一些錯誤的認知，有些甚至是對少數民族同胞的極端歧視。這些認知隨小部分文化流人的著作流傳開來，倘若在內地，很容易導致世人形成對新疆地區和少數民族的錯誤印象，造成以訛傳訛的消極影響，不利於內地與新疆地區的交流往來；倘若在民族地區，則無疑是會傷害少數民族同胞的感情、引發民族矛盾，無益於地區穩定、邊疆安定。
啟站在今天的位置上去評判歷史中的某一片段、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很容易產生優越感，也很容易將過去的一切推翻否定。如果盲目地否定過往的歷史，我們也終將會作為未來的歷史而被否定。這顯然不應當成為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時的出發點和目的。清中晚期文化流人的民族觀毫無疑問是階級社會中的一種思想產物，應當放在它當時的歷史範圍內具體地分析。首先，我們應當認識到，“古往今來每個民族都在某些方面優越於其他民族”“那種趾高氣昂地把自己的民族擺在其他民族之上，賤視其他民族，或持民族自備心理，自甘落後的思想心理，都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民族觀的。”這應當作為我們評判文化流人民族觀的一個標準，即文化流人是否能夠認識到其他民族的優點和長處。
顯而易見，就本研究中關於各個民族的認知所談及的維吾爾族和蒙古族，大部分文化流人能夠認識到其他民族的優點和長處。綜合來看，當時的維吾爾族有著恭順友善、樂於助人的優點，北疆的維吾爾族還具有勤勞節儉的優良品格，蒙古族有熱情好客的性格及忠誠愛國的品質。除此之外，文化流人大多對各民族獨特的風俗習慣、生產生活方式及文化等持包容態度，有些文化流人甚至主動學習、吸收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綜合來看，文化流人民族觀有積極的一面。
當然，文化流人的民族觀中也反映了各個民族不好的方面，這是不是對各個民族的偏見和歧視呢？對此，我們可以借鑑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對愛爾蘭人的分析。恩格斯認為當時愛爾蘭人貧窮的原因在於他們的民族性格及其歷史發展特點：愛爾蘭人的民族性格“不安靜，但同時也懶惰，他們機警而又輕率、急躁，沒有耐性而又缺乏遠見，他們生來就勇敢，落落大方；受到侮辱就馬上報復或立即寬恕，交朋友快，絕交也快；他們天才四溢，但是判斷力卻差得可憐”。
愛爾蘭人的歷史發展特點則處於“最低的發展階段上”恩格斯的分析符合愛爾蘭人的實際情況，這種正確的認識正是引導和幫助愛爾蘭人發展的必要前提。儘管恩格斯及他所分析的愛爾蘭人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時代，但這種基於唯物辯證法的分析思路同樣適用於封建社會晚期文化流人的民族觀。清中晚期的中國社會日趨落後，內憂外患不絕，局勢動盪不定，各個民族都面臨救亡圖存和自我革新的使命。最後，對文化流人民族觀所涉及的民族問題，尤其是民族關係問題，我們仍然需要放在階級社會中來看待，應認識到在階級剝削制度下，民族鬥爭歸根結底是階級鬥爭引起的，我們仍然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去分析階級社會的民族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