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溫補派與火神派(扶陽派)的對比

明代薛己在繼承東垣脾胃學說的基礎上,進而探討腎和命門病機,從陰陽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討臟腑虛損的病機和治療,強調脾胃和腎命陽氣對生命的主宰作用,善用甘溫之品,建立了以溫養補虛為特色的學術體系。其後,張景嶽繼承其學說,進而提出陽重於陰的觀點,為溫補學說奠定了理論基礎,後世稱為溫補學派。

中醫溫補派與火神派(扶陽派)的對比

由於鄭欽安推重扶陽觀點,善用溫熱藥物,一些學者又將其歸人溫補派。不可否認,鄭欽安確實吸納了溫補派的一些學術思想,但其又不同於溫補派,只要對照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學術觀點,這一點並不難以區分。現在,我們將鄭欽安與溫補派代表人物張景嶽的主要學術思想作一大致對比,研究兩者的異同,進而得出結論。

(一)二者均注重陽氣

鄭欽安與張景嶽都是四川人,均以《易經》、《內經》為宗,通曉陰陽之說,這使二人具有共同的學術根基。在陰陽互根、水火常變等陰陽一體觀方面的認識大致相同。尤其重視“寶陽論”,鄭氏十分認同並予接受。


中醫溫補派與火神派(扶陽派)的對比

例如,景嶽說:“天之大寶只此一丸紅日;人之大寶只此一息真陽”(《類經附翼---大寶論》)。鄭欽安則謂:“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賴此先天一點真氣耳。真氣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氣立刻亡,人亦立刻亡。” 景嶽說:“人是小乾坤,得陽則生,失陽則死。’’ 鄭欽安則謂:“有陽則生,無陽則死。" “人活一口氣,氣即陽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這方面二者的觀點言論有許多共同之處,可以舉出很多例證,看得出鄭氏的重視陽氣的思想確實與張氏如出一轍。鄭欽安多次稱:經雲“氣不足便是寒",但眾所周知,此語乃景嶽所言,而非《內經》之詞,從中可以看出鄭氏對景嶽某些觀點是多麼認同。從這一點上說,火神派與溫補派確實有著共同的注重陽氣的理論基礎。


此外,在對陰證的病因病機與證候特點的認識上,兩人都有相當見地,也有很多相近之處,這也是張、鄭學術思想中很重要的共通之處。景嶽說: “寒之為病,有寒邪犯於肌表者,有生冷傷於脾胃者,有陰寒中於臟腑者,此皆外來之寒,去所從來,則其治也,是皆人所易知者。至於本來之寒,生於無形無向之間,初無所感,莫測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人之知此者最少,果何謂哉。觀丹溪日:氣有餘便是火;餘續之曰:氣不足便是寒。夫今人之氣有餘者,能十中之幾? 其有或因稟受,或因喪敗,以致陽氣不足者,多見寒從中生,而陽衰之病無所不致。第其由來者漸,形見者微,當其未覺也,孰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治難。矧庸醫多有不知,每以假熱為真火,因復斃於無形無熱者。又不知其幾許也。故惟高明見道之士,常以陽衰根本為憂"。對陰寒之證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他還進一步指出:“真寒假熱之病為極多,而真熱假寒之病則僅見耳"(《景嶽全書--新方八略》)。確是閱歷有得之談。


而鄭欽安學術理論中最獨到、最精華的部分,就是對陰證的全面認識,尤其是對陰盛格陽(含真氣上浮與虛陽外越)與陽虛欲脫所產生的種種假熱之症,他稱之為 “陰火”者,能夠辨偽存真,識破假象,較之景嶽更深刻、更詳明,作者曾經系統論述(見“詳辨陰證,多有創見"一節),讀者參閱後即可明辨。鄭氏曾經申明: “總之眾人皆雲是火,我不敢即雲是火",與景嶽所言之“真寒假熱之病為極多,而真熱假寒之病則僅見耳”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張景嶽同時重視真陰

在重視陽氣的同時,張氏亦強調真陰的重要性,事實上可以說他是陰陽並重的二元論者。對於外感、內傷各種病症,凡見虛損,先重補陰,他說:“夫病變非一,何獨重陰?"講了一番重視真陰的大道理。他甚至說:“無水無火,皆在命門,總曰真陰之病’’(《類經附翼--真陰論》)。他提出的“治形論’’無非亦是強調真陰的重要性:“凡欲治病者必以形體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為先,此實醫家之大門路也”(《景嶽全書--治形論》)。對虛損病人他強調以填補精血、真陰,治療形體為主。故他最擅用的藥物首推熟地,“形體之本在精血,熟地以至靜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實精血形質中第一品純厚之藥。”因其善用熟地,以致人譽“張熟地"。


中醫溫補派與火神派(扶陽派)的對比

鄭欽安不同,雖然亦講陰陽並重,但他更強調陽氣的重要性,扶陽重於養陰,“總而言之,元陽為本,諸陰陽為標。能知諸陰陽皆為元陽所化,元陽變而為諸陰陽。”這與景嶽所言“無水無火,皆在命門,總日真陰之病",確實有偏重陰、陽之分。對虛損之證,鄭氏與景嶽更是針鋒相對,主張必以扶陽為先:“虛勞之人,總緣虧損先天坎中一點真陽耳……惟有甘溫固元一法,實治虛勞靈丹。昧者多作氣血雙補,有云大劑滋陰……不一而足,是皆殺人轉瞬者也" (《醫法圓通卷二》)。“要知虛損之人,多屬氣虛,所現證形多有近似陰虛,其實非陰虛也。予嘗見虛損之人,每每少氣懶言,身重嗜臥,潮熱而不渴,飲食減少,起居動靜一切無神,明明陽虛,並未見一分火旺陰虛的面目"(《醫法圓通卷三》)。筆者體會,鄭欽安所論更切近臨床實際。


鄭氏倡用辛熱扶陽,但亦不忘陰陽互根之理,他指出:“凡服此等熱藥,總要服至周身、腹中發熱難安時,然後與一劑滋陰,此乃全身陰邪化去,真陽已復,即與以一劑滋陰之品,以斂其所復之陽,陽得陰斂,而陽有所依,自然互根互濟,而體健身輕矣。"鄭氏所謂滋陰斂陽之法,與景嶽陰中求陽之法,雖同從陰陽互根之理,然其思路、投藥之法並不相同。景嶽是融滋陰與溫陽於一方;鄭氏則待真陽已復之後,繼用滋陰之品以斂陽氣,因而用藥有先後次第,自成一家。


(三)用藥有甘溫、辛熱之別

張景嶽曾以人參、熟地、附子、大黃為藥中之四維,推人參、熟地為良相,附子、大黃為良將,頗有見地。但其用藥,則多重相而輕將,用藥偏於甘溫,擅用熟地、人參,人譽“張熟地";鄭氏則善於用姜,用藥偏於辛熱,常用附子、乾薑,推崇四逆湯,人譽“鄭火神”、 “姜附先生”,二者各有千秋,這也是二者之間的最大不同。

中醫溫補派與火神派(扶陽派)的對比

景嶽溫補講究陰陽相濟,所謂“善補陽者必於陰中求陽,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而且景嶽認為:“附子性悍,獨任為難,必得大甘之品,如人參、熟地、炙甘草之類,皆足以制其剛而濟其勇,以補倍之,無往不利矣。”所以景嶽溫補均是助陽藥與補陰藥並投,凡用附子必伍以熟地,觀其補陽代表方劑右歸飲、丸等俱是如此。可以說,景嶽所謂溫補是陰陽並補,甘溫同施。


鄭氏扶陽更專注於附子,推崇“熱不過附子",“補坎陽之藥,以附子為主”(《醫理真傳二》)。臨床之際廣用附子,重用附子,多以附子、四逆輩為主藥主方,純用辛熱,極少參雜甘味滋陰之品,講究單刀直入,與張景嶽等陰陽並補觀點大相徑庭。他認為: “凡陽虛之人,多屬氣衰血盛,無論發何疾病,多緣陰邪為殃,切不可再滋其陰。若更滋其陰,則陰愈盛而陽愈消,每每釀出真陽外越之候,不可不知”(《醫法圓通;陽虛一切病證忌滋陰也》)。不僅如此,他還對景嶽直接提出批評,說:“仲景為立法之祖,於純陰無陽之證,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並不雜一養陰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陰中求陽乎?仲景求陽,在人身坎宮中說法;景嶽求陽,在藥味養陰裡註解。相隔天淵,無人窺破,矇蔽有年,不忍坐視,故特申言之” (《醫法圓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認之不定,即用四逆湯,而又加以參、歸、熟地,羈絆附子回陽之力,亦不見效。病家等斃,醫生束手,自以為用藥無差,不知用藥之未當甚矣"(《醫理真傳卷四》)。故他用附子一般絕不與熟地等甘陰之味相伍,後世如吳佩衡、範中林諸先生均持此觀點。


鄭氏多次批評將陽八味(金匱腎氣丸)、大補元煎(景嶽方)視為扶陽必用之方: “二方概以熟地為君以補陰,棗皮(山萸)以滋陰,丹皮以瀉火,用桂、附僅十中二三。試問:既曰命門無火,理宜專用桂、附以補火,何得用地、棗以滋陰,丹皮以瀉火乎?此皆景嶽不讀仲景之書,而未明陰陽之道也"(《醫法圓通卷二》)。這些議論,可謂別開生面,發前人所未發,但此話確實言之有據,合乎情理。只是鄭欽安在這裡似乎犯了一個技術性錯誤,景嶽的大補元煎中並無桂、附二藥,也算一點瑕疵。

在用藥上,張景嶽補陽不忘補陰,桂附與熟地、人參多講同用,視人參為補陽要藥,大概方方不離熟地;鄭氏扶陽則專用姜附,單刀直入,大忌陰藥,視人參為補陰藥,如果“用為補陽回陽,大悖經旨”,幾乎方方不離附子,善後倡導一劑補陰,講究先後次第,二者用藥風格迥然有別,均不失為開一代醫風的領軍人物。誠然,張景嶽的影響要勝過鄭欽安,畢竟張景嶽是一位功力深厚、著作宏富,雄視醫林四百餘年的名醫大家。

大致可說,在應用附子等辛熱藥物治療陰證時,是否夾用熟地等滋陰之品,是溫補派與火神派的一個重要區別。試觀火神派醫家的案例,與溫補派醫家的用藥確實截然有別,風格十分鮮明,明眼人很.容易區分開來。敬雲樵在評點時強調,鄭氏所謂“甘溫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參、芪、術,學者不可不知也”(《醫法圓通卷二》)。可謂一語中的。

概括一下,溫補派講究溫而兼補,系溫兼滋補,陰陽並濟;火神派溫補則強調辛熱扶陽,單刀直入,不夾陰藥。溫補派講究脾、腎並重,火神派則更強調補腎為主,元氣為本。從這一點上說,相對溫補派而言,火神派可稱之為“扶陽派",不過我們還是按傳統說法稱之為“火神派”。

中醫溫補派與火神派(扶陽派)的對比

回顧醫史,醫學流派產生的常見形式,就是醫學流派內部的衍變和發展,從而形成新的學派。可以說每個醫學流派都是在對《內經》、《傷寒論》等經典和各家學說繼承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觀點和方法,並將其上升為理論,從而形成新的醫學流派。各個學派之間的互相影響滲透,對新的醫家學說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張子和為代表的攻邪派和朱丹溪為代表的滋陰派就都是從河間學派分化出來的。張子和私淑河間之學,《金史本傳》稱他“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而創攻下派;朱丹溪師承河間學派,其師羅知悌為劉完素的再傳弟子,又旁參東垣、子和之學,而創滋陰學派。任應秋先生看出這一點:“傳劉完素之學的,有兩大醫家,一為張從正,一為朱震亨。"然而,張、朱之學並未因傳河間之學而影響其自成一派。是否獨立成派,關鍵在於對其所學是否有所發展,有所創新,這才是判斷某家學說是否自成一派的關鍵,發展和創新才是醫學流派的生命。可以說,河間學派為攻下派和滋陰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但不能說這後兩家就歸屬於河間學派,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同樣道理,明代薛己、張景嶽是在繼承易水學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易水學派雖為其形成奠定了基礎,但絲毫不能掩蓋溫補學派作為獨立學派的光輝。以此類推,火神派就是從傷寒派和溫補派的理論中衍變和發展起來的,並賦予其學說以新的觀點,從而自成一家,自立門戶,成為一個獨立的醫學流派,並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傳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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