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丁雄飛
陳平原（章靜 繪）
陳平原，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大學何為》《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等。
近日，陳平原新作《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20年8月，《上海書評》專訪了抵滬參加上海書展活動的陳平原，請他談談他的現代中國學術史和述學文體研究。
《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404頁，88.00元
《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是您學術史“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李澤厚曾說，九十年代“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1991年，《學人》創刊，同時您也開始了現代中國學術史研究。您今天怎麼看九十年代和您研究取向的關係？
陳平原：從《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到《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再到《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起點是1991年的《在政治與學術之間——論胡適的學術取向》這篇文章，它刊發於1991年11月出版的《學人》雜誌第一輯，後來收入《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九十年代初，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關口，既是八十年代的終結，也是日後中國學術走上另一條道路的起點。八十年代的確讓人懷念，我為此寫過若干文章；但八十年代學術上也有一些遺憾，其中包含了比較明顯的借學術談政治的傾向，而且很容易大而化之，人文學者在自己不擅長的領域裡任意發揮，還獲得了很多掌聲。其實九十年代即便沒有之前的政治風波，學術也會發生變動，只不過變動的方向不見得是這個樣子而已。應該說，這裡有一些被迫的轉折，但是也有一些主動的調整。
你說到的李澤厚的論述，其實我不太同意，我更認同王元化先生晚年提倡的“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九十年代初期表彰陳寅恪、王國維，固然是一種“學問”轉向，但實際上“學問”背後也有“思想”和“精神”，只不過是選擇以學術的方式和立場來完成這種轉折。所以我在九十年代初期寫的那些文章，包括《在專家與通人之間——論胡適的學術取向》（刊於1991年秋季出版的《中國文化》第五期）《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刊於1992年7月出版的《學人》第二輯）《學者的人間情懷》（刊於《讀書》1993年第五期），都有“思想（史）”方面的考量。至於九十年代的《學人》雜誌，則開創了民間辦刊的新路徑，也算是實踐了章太炎的私學理念。所有這些都是歷史境遇和我們主動選擇合力的結果。
《學人》（第一輯），陳平原、王守常、汪暉主編，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570頁，9.80元
對於我，1991年是重要的轉捩點。《學人》第一輯以“學術史研究筆談”開篇，我自己也自此從八十年的小說史研究，轉向了學術史研究。之所以做這個選擇，不只是為學問計，更是在那個當下，一個讀書人安身立命的一種需求。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1998）“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作為學科的文學史》（2011，2016）聚焦學科體制和文學教育，《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2020）討論現代中國學術表達方式的形成。能談談這三本書的聯繫嗎？
陳平原：這三本書作為“三部曲”，並不是一開始就確立的想法。我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在北京大學出版社主持“學術史叢書”，至今已經出版三十種，其中包含了葛兆光、閻步克、趙園、平田昌司等老師的重要著作，我自己的好些書，包括這“三部曲”的前兩部，也都放在裡面。我在叢書總序裡提到，九十年代中國學人談論學術史，是基於繼往開來的自我定位，意識到學術嬗變的契機，希望借“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來獲得方向感，解決自身的困惑。因為任何學術都無法脫離其所處時代的思想文化潮流，所以不可能“就學問談學問”，我的學術史研究也必定與思想史、文化史有頗多牽連。不過我當初沒想到，自己最後會走到文體這一步。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468頁，98.00元
最早一本《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前面幾章談章太炎與胡適，關於求是和致用、官學和私學、學術和政治、專家和通人，你一看就知道是九十年代的反省，是當初的一些心情在學術史上的投射。可是下半部分就逐漸展開來了：經學和子學的方法之爭，晚清志士的遊俠心態，現代中國的魏晉風度和六朝散文，現代中國學者的自我陳述。我們看晚清到五四到二十年代的這兩代學者，從進士到留學生，從王者師到專門家，從以前政治學術不分，所謂“讀書做官”“野無遺賢”，到“國愈開化，則分工愈密”，逐漸走出了一個學術獨立的道路。這跟整個政治風潮、西學東漸，也跟現代教育制度，尤其大學制度的建立有極大關係。回過頭來看，我研究的一個重點就是教育視角的進入：廢除科舉，切斷了讀書仕宦之路；推廣新學，才是轉變學術範式的關鍵。正是蔡元培“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的理想深入人心，打破了“學而優則仕”的神話。讀書不一定要走向官場，教書可以成為一種受尊敬的職業，可以帶來一份穩定的工作，這是現代大學給我們的重要契機。當然現代社會之傾向於讓“學”與“人”脫鉤，也造成了許多問題。
《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564頁，98.00元
如果說第一本書主要討論的是學人，作為一種職業、境界的形成，那麼第二本就進入了具體的學科。因為我自己的專業方向，我選擇了考察“文學”。“文學”的好處是它牽涉面廣，能在學院內外做溝通，它既是專業，也不一定是專業，容易進入公眾社會。同樣伴隨著教育角度的切入，我把關注點落在了“文學史”。當“文學”作為一個現代學科，成為獨立自足的專業領域，文學教育的重心，便由技能訓練的“詞章之學”，轉為知識積累的“文學史”。過去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文學史”作為課程設置、著述體例、知識體系、意識形態，在表達民族意識、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收異文化、融入世界文學進程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我這本書一開始從課程、教師、教材、課堂入手，討論百年來中國大學裡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文學教育，然後談論具體的文學史家黃人、林紓、魯迅，還有“北大中文四老”，他們的工作各有偏向，但都隱含著古今、政學、文史之間的張力，最後再涉及小說史、散文史、戲劇史和現代文學這四個專業領域，等於是從建制層面到人物層面再到著作層面，囊括“文學史”這一學科。
最後第三本才是述學文體。我相信，現代性是一種思想體系，一種思維方式，一種生活方式，同時，也是一種表述方式。而我理解的“表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文學家的表述，還有學者的表述。這本書就把“述學文體”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把學術史考辨的重心從思想轉向思想的表達。可以說，這三本書的聯繫是逐漸建構起來的，不是系統的設計：第一本直接進入現代中國學術史，和九十年代的心情有關係，第二本是專業化的道路，第三本則在專業化的狀態下，尋求一個既是專業的，但又不限於專業的問題——循序漸進，徐徐鋪展，螺旋上升。
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是在“西學東漸”和“舊學新知”的牽引下，雜糅古今中西而形成的。您認為有哪些傳統中學的和西方的資源對它的影響最大？這種影響，或者說取捨，和現代中國科研傳統，比如對“史”的注重，有什麼關係？
陳平原：今天中國的學術最能夠體現西學影響的方面，無疑是述學文體。如今很普遍的“精心結構而有系統的著作”，在傳統中國是罕見的。王國維說，“餘嘗數古今最大著述，不過五六種”（《二牖軒隨錄》）；胡適也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做‘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餘的只是結集，只是語錄，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諸如此類的說法，都是中國學者面對西潮衝擊的自我反省與價值重估。晚清以降，“一干而眾枝”的著述形式逐漸興起，傳統的“文集之文”相對衰弱，而與這種新的表達方式的確立相伴的，是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除了專著的壓力，我再三強調胡適《〈水滸傳〉考證》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因為當時的人們會特別驚訝，對於一本小說，可以不做蔣瑞藻那樣的考證，也不做金聖嘆那樣的評點，而是用故事的演進以及母題的生長來寫出這樣的長篇論文，並且用的是白話。所以我說現代中國小說史學應該從1920年說起。這一年的7月，胡適寫了《〈水滸傳〉考證》；8月，魯迅受聘為北京大學講師，專門講授中國小說史。一是帶有方法論意義的撰述，建立起學術論文的寫作模式；一是進入教育體制，培養接班人，而由講課而來的著作《中國小說史略》，則奠定了整個學科的框架。
不過，在創造“著作”“論文”的過程中，也包含了很多困境。比如引用，古人很有講究。宋人《論作文法》有云：“經據不全兩，史據不全三。”寫文章，引經別超過兩句，引史不要超過三句。引文太多，文章會支離破碎。這跟我們現在整段地引，效果很不一樣。尤其擺在現代中國人面前的，有三種互有關聯但又不太協調的學術資源與書面語——傳統中國文化，俗稱國學，基本上是文言；現代中國文化，俗稱新學，大都是白話；自己或別人翻譯成漢語的外國思想學說，俗稱西學，歐化語為主，兼有部分文言。將這三種風格大相徑庭的引語，編織進自家著述而不顯得扞格，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國故論衡》，章太炎著，陳平原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224頁，31.00元
當然現代中國述學文體也並非都是西方文體的移植。我在書裡還提到章太炎對魏晉六朝文的堅持，以及他的諸子學背景，也提到胡適對名學思路的注重，這些都影響了他們對西學的接受和理解。其實，西學的引進與傳統的發明，這兩者不應該分開。沒有西學的照亮，對傳統中國也不會做某些特定的選擇。一味強調“西方衝擊”，或者一味希望“在中國發現歷史”，都會有偏差，談論現代中國的文體問題，同樣如此。我們需要的是在不斷的對話中，在互文關係中，考察前輩們做出的艱辛而有效的探索。
在您的分析中，“演說”和現代中國文章變革、課堂教學、白話文學都有莫大關聯。可以說，您用“演說”勾連了學術史、教育史和文學史，能談談嗎？
陳平原：晚清以來的演說，可以是思想啟蒙，可以是社會動員，也可以是文化傳播或學術普及。這四者之間當然有張力，這在五四時期北京大學的兩個學生社團——雄辯會與平民教育講演團那裡就有充分的體現，但也存在互相轉化的可能性。從教育史的角度說，書院改學堂，學校裡的教學活動，不再以學生自修而是以課堂講授為中心。這麼一來，所有大學教授，多少都得學會演說——不管是在課堂上，還是校園以外。與此同時，學者們的撰述，也很容易在專著、演說、教科書三者之間自由滑動。演說可以作為學堂的補充，學堂裡的專業訓練，又使演說的內容及技巧大為提升。
《廝役演說》，《益森畫報》第五期，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中旬。
《女學傳習所開學》，《星期畫報》第二期，光緒丙午年（1906）八月。
我自己最重視的是演說對白話的貢獻。再大的學者，面對公眾發言，也必須用口語，沒有人用文言來演說。相應地，白話也更適於作為記錄演說的文體。在表情達意方面，文言自有其長處，但絕對不適合記錄現場感很強的講演。學者的公開講演，以及將講演稿整理成文或書（演講的底稿、記錄稿、整理稿，以及模擬演講的文章），都是在用自己的學識與智慧，來協助完善白話的表達功能，換句話說，都是在“贊助白話文學”。我特別有感觸的是，我回到潮州，講家鄉的方言，發覺有的話要想一下才能講出口。因為，一些高級的新詞以及複雜的表達方式已經進入潮州話，而我長期不操練，就感到陌生。類似地，在西方的、現代的學術概念藉助演說逐漸被翻譯成口語，被日常化的過程中，我們的白話也變得越來越雅緻、淵深、有學問，越來越能呈現複雜的新思想。
除了有利於白話文的自我完善，以及現代國語的成熟，演說之風還深刻影響了文壇乃至學界的風氣。我們知道，演說的特點大致是：表達口語化，傾向於暢快淋漓；說理表演化，語不驚人死不休；追求現場效果，受制於聽眾的趣味與能力；蔑視理論體系，需要的是豐富的高等常識；忌諱掉書袋，不能過於深奧，更不能佶屈聱牙。演說一旦入文，釀成了現代中國文章的兩大趨勢：一是條理日漸清晰，二是情緒趨於極端。儘管學者在課堂面對學生講學，通常不會像在廣場面對公眾發表政治演說那樣，容易被現場情緒所激盪，但演說的現場感與聽眾的壓力，還是可能一直延續到書齋，滲透在思維以及筆墨之中。這對於傳統中國講求溫柔敦厚的文風，無疑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戰與衝擊。
1932年11月27日，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講。
今天我們會發現，大陸學者的文章普遍更接近演說，相比之下，港臺學者寫作和口述之間的距離要大得多。我們的公文基本都是白話了，而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的時候，但凡學校要發佈某種淵深高雅的文章，比如校長致辭，中文系的教授就有義務來幫忙撰寫。應該說，在推行白話方面，大陸更加徹底。除了一些古代文史專業的論文有時故意寫得比較古雅，大部分學者的寫作，都是可以直接念出來，讓人聽得懂的。
《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裡有五個個案：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魯迅、胡適。這些個案涵蓋了現代中國的文、史、哲不同分科的述學文體，您怎麼看述學文體的學科屬性？現代中國不同學科的述學文體之間有什麼異同？
陳平原：我選取這五個個案，一開始並沒有從學科的層面考慮。像蔡元培，就很難界定是什麼學科，他以教育為主，但也有哲學的成分。主要還是看重他們在現代中國學術史開啟階段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以及他們各自演說風格、文體的差異性。要說文、史、哲三個領域述學文體的特點，憑想象大家會認為，哲學論文有思辨性，史學論文要求材料準確，文學論文講究修辭。但其實它們有基本相通之處，不是絕對分而治之、壁壘森嚴。每個學科內部也有不同路徑，或是偏史學，或是重理論。比如文學史、哲學史就重視史料，和一般理解的史學研究很接近，而文學理論、美學、歷史哲學則多概念辨析，近乎哲學的分支。這些不同的方法取徑，對研究對象的理解，對材料的運用，包括對述學文體的講究，都是不太一樣的。
在我看來，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基本定型了。談論現代中國學者的表達，固然與傳統中國的文體學、目錄學，以及西方的修辭學等有關係，但又不全然相同。我最關心的，是在中外新舊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中國學者如何建立表達的立場、方式與邊界。在這個意義上，這五個個案的代表性似乎已經比較充分了，再往後討論，難免會越來越往純粹修辭學方向走，這不是我的願望。
在魯迅一章，您分析了魯迅以白話作小說、雜文，以文言述學，相比之下，胡適的貢獻則是提供了以白話述學的典範。能談談這兩種不同選擇嗎？魯迅文言述學，除了關於研究對象的考慮，是否還與他對著作的設想——僅面對知識共同體——有關？
陳平原：我們今天見到的魯迅的學術著述，最完整的是《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這兩部講義。而偏偏這兩部著述，都是以文言撰寫的；而且寫于堅決主張青少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反對青年作者從古文或詩詞中吸取養分的1920年代中期。在我看來，這還是基於魯迅將“體式”與“文體”相勾連的思路：對應現實人生的小說或雜文使用白話，談論傳統中國的論文或專著以文言表述。類似於魯迅“直譯”的主張包含著對於洋人洋書的尊重（翻譯的功能“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他對於古人古書的尊重，便體現在述學文體的選擇。翻閱《魯迅全集》，但凡魯迅討論古籍，甚至撰於1935年的《〈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都採用文言。當然除了追求與研究對象相吻合，這裡可能還有文人對文章美感的考慮，只要對比一下演講體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和著述體的《中國小說史略》中關於《紅樓夢》的討論，就不難發現後者明顯有經營文章的意味。至於魯迅寫不寫文學史那樣的專著，有很大偶然性。他曾說過，“我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先因為要教書餬口，這才陸續編成的”（《柳無忌來信按語》）。而上海十年，魯迅作為職業作家，遠離大學校園，沒必要撰寫大部頭的文學史。這與為大眾還是為知識界寫作的立場之爭，應該說沒什麼關係。
《中國小說史略》合訂初版本，北新書局，1925年9月出版。
既然古文與國學互相依存，用白話來談論國學，能有效嗎？胡適的功業，就在於他對這個問題給出了肯定的答案。1919年2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這部用東西觀念構建的大書，體現的是上層文化的趣味，可用的又是通俗的文體。毋庸置疑，事關大眾的“論事之文”，比較容易使用白話，事關學者的“述學之文”，則相對困難得多。後者處理古今對話，尤為艱難。關於其述學文體，《中國哲學史大綱·凡例》這麼表白：“本書全用白話，但引用古書，還用原文；原文若不容易懂得，便用白話作解說。”“原文”與“解說”並存，起碼錶面上填平了古今之間的巨大鴻溝。自此，如何協調新式標點、白話述學與古人學說，成了無數專家學者必須掌握的一門新技藝。因而《中國哲學史大綱》《〈水滸傳〉考證》《〈紅樓夢〉考證》《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白話文學史》等的典範意義，便不僅僅是學術思想，更包括著述體例與述學文體。而關於怎麼寫論文——如何用淺近的白話講述深奧的古典學問，胡適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當然，胡適的選擇並非唯一的出路。一直到1980年代，錢鍾書撰《管錐編》，依舊採用文言，並不降低其學術聲譽。
《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初版本，商務印書館，1919年2月出版。
在您原先的設想中，除了目前書中已有的五個個案，您還想討論陳垣、陳寅恪、馮友蘭、錢穆、朱自清、顧頡剛、俞平伯、鄭振鐸、李澤厚、余英時。您能選擇其中幾位提示一二嗎？
陳平原：這裡有兩三個人是我想說的。一是錢穆。錢穆晚年在臺灣講學，特別告訴學生們，不要相信“拿證據來”“動手動腳找東西”就能做出好學問。在他看來，會寫文章是做學問的第一要義，“未有深於學而不長於文者”。這跟錢穆早年的訓練有關係，他並非科班出身，而是從韓柳文入手，後“遂悟姚、曾古文義法並非學術止境”，轉治晦翁、陽明，“因其文漸入其說”，由黃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又上溯五經，後“所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宋明理學概述·自序》）。可以說，錢穆早年的浸染唐宋八大家古文，影響了其一生著述。
其實，從黃宗羲、全祖望到梁啟超再到錢穆、余英時，我認為有一條史學家會寫文章的線索：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表彰過全祖望的性情與文章，梁氏“筆鋒常帶情感”的評傳，以及見識高邁的學術史，確實與後者有頗多淵源；錢穆在給得意門生余英時的信中，也表彰過樑啟超的述學文字“長江大河，一氣而下，有生意、有浩氣”，又讓餘“以黃、全為宗”，參考他們的“絕大文字”（《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而錢先生自己所作的，如陳寅恪對《國史大綱·引論》的評價，恰是這樣的“大文章”；至於余英時，在依然健在的史學家中，絕對稱得上為數不多的能兼及考據與論述，撰寫酣暢淋漓的“絕大文字”者。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余英時著，三民書局，2015年10月出版，288頁，210.00元新臺幣
另外一個我想說的是朱自清。我對朱自清的關注源於我的導師王瑤先生，他是朱自清的研究生。一般認為朱自清是個散文家，但我注意到，三四十年代，朱自清的好多散文其實是論文。儘管他以散文的方式寫作，但他發現問題的眼光、最後表達的結論都是有學術意義的，比如《論雅俗共賞》《論逼真與如畫》這類文章，還有生前編輯的最後一本書《語文影及其他》中收錄的《說話》《撩天兒》《如面談》《論廢話》等十則分辨語詞的短文，都是從語詞、概念進入來研究中國文學和文化的思路。它們雖然被視為散文，形式上與他早期的清華大學講義如《中國歌謠》以及收入《詩言志辨》的四篇論文明顯不同，但學術意義絲毫不遜色。
這方面再往前，可以推到周作人。當年王瑤先生主持《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他去世以後我做續編，我特別想設一章討論作為文學史家的周作人。表面上看周作人沒什麼學術專著，但我覺得，他關於明清文章的理解，比許多專門家還要深入，還要精彩，只是其藏學問於隨筆，不曾將這些思考系統化並形成完整散文史著述。尤其他從反正統、通人情、有雅趣、能文章的角度，極力表彰李贄、王思任、葉紹袁、張岱、傅山、馮班、李漁、袁枚、章學誠、郝懿行、俞正燮、蔣湘南等一大批此前不太被看好的文章家，今天回過頭來看都很有見地。我寫《中國散文小說史》《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就受了他不小的影響。但周作人是以文品文，並且其閱讀不受傳統詩評文論的束縛，體現了現代人的眼光與趣味，不容易把握。我以為當代學者中能深入洞悉這種文章做法和學術理路的是舒蕪，便邀舒蕪先生撰寫周作人這一章。他也答應了，可最終因年事已高，未能如願。
《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王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614頁，32.50元
《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陳平原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508頁，36.00元
《中國散文小說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396頁，39.00元
《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陳平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0月出版，266頁，38.00元
總結一下，我既關注史學著作中的文章，也關注散文中的學問，既喜歡有學問的文人，也喜歡有文采的學者。晚清以降最大的變化，就是文人和學者分開來了，這是很大的遺憾。
您把“引文”作為現代中國述學文體的“表徵”，除此之外，您原本計劃討論的“表徵”或“入口”還有：“教科書、專著與札記——著作成何體統”“雜誌、學報與副刊——學問怎樣發表”“標點、段落與文氣——文章如何呈現”。對於這三個問題，您能在這裡談談嗎？
陳平原：京師大學堂剛建立的時候，討論的話題之一就是要不要教科書，還是讀經典就行了。傳統中國有“四書”“五經”，還有各種各樣的讀本，但沒有哲學概論，也沒有文學通史。換句話說，沒有今天流行的讓學生在一個學期內對某一學科綜合把握的那種概論性教材。1903年後，因《奏定大學堂章程》頒佈，我們才開始編纂這種教材，這明顯是接受西學教育的結果。學生自己摸索，讀原著或選本，直接跟經典對話，獲得的感受更真切，但註定視野有限；先上概論或通史課，接受起碼的學術訓練，可獲得基本的知識地圖，但可能體會不深。不可否認的是，教科書的出現，影響了每個學生知識結構、閱讀趣味的形成，也影響到我們對知識的認定，以及我們的學術表達方式。百年來很多著作移植了教科書的思路，或者本身就是教科書或課堂講義。另外，教科書幾乎是唯一能給出版社帶來穩定收益的學術出版物，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有幾百種文學史。我想教科書對於現代中國學術的整體建構意義，需要進一步討論。
《東方雜誌》創刊號，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二十五日發行。
在各類專門學報出現以前，現代中國學者的述學之文，已經廣泛出現在綜合性的報紙雜誌上。比起明清學者藏之名山傳之後世、本人去世後才由門人或子孫整理刊刻的文集，現代中國學者隨寫隨刊的述學文，不能不受報章的影響，相對注重文章的可讀性。早期像《東方雜誌》，無論什麼類型、什麼學科的文章都能發表，哪怕很長也可以連載，其實這個風氣在臺灣地區一直延續到八九十年代，我們看《聯合報》《中國時報》的副刊，余英時幾萬字的論文照樣連載。但伴隨專業化、合理化、標準化進程的加快，如今發表越發受制於媒體本身的屬性，也就是說，人們預設了在什麼樣的刊物上讀到/發表什麼樣的文章，而這直接影響我們的寫作。你明白給《文學評論》和《上海書評》寫文章是不一樣的，平臺內在決定了你應該用什麼筆調，如何開頭，怎麼收尾，讀者也分得很清楚。與此同時，學院評價體系也在強化這種區分，大學老師每年都要填表，在哪裡發文章計多少分，這固然有效淘汰了一些不合格的出產，但也壓抑了思考和表達。只有到我這個年紀，沒有考核壓力，才能比較自由地在不同平臺發聲，寫不太像學術論文的文章，有時甚至故意混搭，打亂文體來寫作。可年輕人不能這麼做，否則匿名評審馬上把你淘汰了。讀書人只能寫一種文章，不得不說，這是個不小的遺憾。
標點符號的引進，談的人比較多。我關心的是每一種標點符號在不同時期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比如哪些人喜歡用感嘆號，哪個時代遍地都是感嘆號，著重號、反問句的情況又如何。這些與標點相關的表達方式，有助於我們理解時代風氣以及讀者和作者之間的關係。另外，引文用不用引號，的確是區分傳統和現代中國學術表達的重要指標。夏曉虹做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校訂時就發現，很多引述的話大意沒錯，但文字有出入。梁啟超那代人是靠背的，他們隨手寫下來，在上下文裡讀起來很通順，但有訛誤，其實有時候也未必是誤記，而是根據語氣做了調整。碰到這種情況，校注者只能不加引號，另外註明原文以供對照。引號進來以後，這樣的狀態就會改變，包括我書裡提到晚清以來，行文自注體例的通行，明引取代暗引的趨勢，都需要引號來呈現。可以說，引號改造了學術寫作風格，以至於今天出版社編輯都要追究，你是直接引用還是間接引用，能不能加引號。
《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著，夏曉虹點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273頁，17.80元
在您八十年代關於中國小說和小說史的經典研究中，您討論了西方小說和傳統文學對中國現代小說的形成的影響。您能談談小說的古今之變和學術文的古今之變的關係嗎？二者合而觀之，我們是不是可以對白話文的譜系/起源，有更全面的認識？
陳平原：早年做小說史研究，後來做學術史研究，我用力最多的就是晚清到二十年代這三四十年。這段時間包含了文學和學術變革，我認為是非常關鍵的。在這本《述學文體》和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我都特別強調，《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話文時，確實多以明清章回小說為標本，可所有這些溯源，都指向文藝文，而不是同樣值得關注的學術文。然而白話文運動成功的標誌，不僅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述學文章之採用白話，尤其是長篇議論文的進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452頁，98.00元
事實上，白話學術比白話文學更難。在當時一般人的眼中，白話的小說與文言的國學，二者雖並行不悖，可明顯有高低之分。提倡白話小說，甚至嘗試用白話寫詩，雖也大有新意，卻是“古已有之”，只不過從邊緣走向中心。反而是用白話作文，尤其是用白話來討論國學這樣高深的學問，打亂了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之間約定俗成的邊界。晚清以降，實現述學之文自我更新這一使命的，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嚴復、梁啟超、王國維等新學之士所積極從事的輸入新術語、新語法乃至新的文章體式，藉以豐富漢語的表達能力。另外還有一條曲折隱晦的小路，比如章太炎，面對新的讀者趣味和時代要求，在系統講授中國文化的過程中，無意中提升了現代書面語的學術含量，為日後白話成為有效的述學工具，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新文化運動能否真正取得成功，取決於白話文學以及白話學術的實績。白話能寫美文，白話還能表達深邃的學理，只有到了這一步，白話文的成功才無懈可擊。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早年的小說研究和後來的學術史、教育史研究是可以互相配合的。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352頁，45.00元
《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339頁，34.00元
這裡有一點值得一提，雖然現代文學意識是在晚清到五四之際確立的，並且出於對“文以載道”傳統觀念的反感，我們總比較偏向於所謂“純文學”，但是近代中國學人也有重新溝通文學與學術的嘗試，其中代表就是章太炎以及胡適相對寬泛的文學觀。在胡適看來，“語言文字都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達意達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學”。他還讚揚章太炎《文學總略》之“推翻古來一切狹陋的‘文’論”，尤其破除了“應用文”與“美文”的區別。回過頭來看，這種嘗試同樣值得重視。
最後想談談您本人的述學文。您往往會先單獨發表一篇篇相對自足的論文，再集合成書，您更願意把自己的書看作系統的著作還是文集？您行文兼顧論學和論事，給人的閱讀體驗與讀一般學術論文頗不相同，您認為自己是stylist嗎？
陳平原：199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藍克林編的《另外一種散文》，收了五十餘位當代人文學者的文章，其中也包括我的《學者的人間情懷》。“學者散文”或“學術隨筆”是九十年代的熱門話題，那時人們還在追問，如何在學術和文章之間架起必要的橋樑，而不僅僅囿於僵硬的教科書式論述。如果說我的學術寫作有什麼特點的話，其中之一就是我同時寫兩種文章：既有相對純粹的高頭講章、學院論文，也有好多散文、隨筆，後者跟《讀書》雜誌有直接關係。我早年的寫作，得到《讀書》的鼓勵，受金克木等老先生影響，以此類筆調談論社會及文化問題，然後一發不可收。所以我的寫作文體分離，大致是：用專著來體現學術追求，用隨筆來保留社會關懷。說是分離，其實很容易藕斷絲連，或者暗度陳倉。
《另外一種散文——當代人文學者散文》，藍克林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728頁，33.00元
《學者的人間情懷——跨世紀的文化選擇》，陳平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5月出版，185頁，49.00元
在今天，博士論文是最典型的專著，這是對博士論文的要求。而絕大多數中外學者，在博士論文之後的著作，都是專題論文集。所以，我想談著作，最好在“專著”和“文集”之外，再加一個“專題論文集”——相比於一般文集的文章長短不一，話題範圍不限，專題論文集所收之文，往往主題相對集中，章節彼此關聯，但寫作時間跨度較長。比如，我在最後成書時，會請編輯幫忙檢索，發現各章之間重複的地方，須做統籌或刪改。因為，這些文章單獨發表的時候，為了論述的完整性，難免有前情提要、意思重疊之處。專題論文集之大行其道，其實也不難理解：寫博士論文有時間限制，會集中精力把一個相對小的論題做完。工作以後，往往思考問題日漸宏大，寫作時間較為充裕，著作的謀篇佈局，也沒有博士論文那樣的嚴格要求，不一定封閉，多一章少一章無大礙，自然而然就成了這種著作形式。當然，它還是有一個專著的樣子或框架，我們一般也都視之為專著。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張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