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後，由於元朝統治藏區近百年的事實及明北邊與西北邊疆形勢，為穩定其西北戰略後方——藏區，以緩解來自北邊蒙古的壓力，明朝統治者借漢武“斷匈奴右臂”之法，採取了一系列隔斷蒙藏聯繫的措施，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撫藏御蒙”政策。“撫藏御蒙”政策的確立並實施，在明代左右的近三百年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實現了藏區穩定與避免蒙藏聯合以威脅明中原政權的目標。
明朝的北部及西北邊疆形勢
1368 年，朱元璋建元稱帝，元順帝妥歡帖木兒攜殘元勢力北遁大漠，中原統治政權交替。朱明代元不僅僅是兩個朝代統治權的交接，而且是漢蒙兩個民族統治地位的交替，北方遊牧民族統治中原的態勢不復存在，而新型的漢族軍事貴族又重新取得了精耕農業區的主導統治權。雖然朱元璋對於北伐做了詳密的部署和安排，但明朝軍隊的北伐並沒有殲滅蒙古軍隊主力，據史書所載：
“夷考其時，大軍勘定者猶少，先聲歸命者更多。於是青、徐各郡，千里扶攜；兗、豫諸司，百城分潰；東阿、茌平，小邑也而降；濟南、汴梁、巖城也而亦降；馬德、陳秉，漢人也而遁；忽林、脫目，元種也而亦遁”。
這樣的結果固然使明軍付出了較小的代價即能清退殘元遺兵，但退回大漠的蒙古主力便成了明朝的邊患。北元政權有實力與新興的明王朝分庭抗禮。而元順帝也有意願“收復”中原，但是明廷的幾次軍事行動卻徹底改變了元明對峙的局面。
明朝的幾次征伐戰爭雖成功擊潰蒙古主力卻也大耗自身元氣，況且草原大漠騎兵針對中原步兵本就有著十分明顯的優勢，朱元璋也充分的認識到了這一點，經過明初的幾次征伐戰爭之後，明廷便調整了對蒙政策，不再進取傷其部眾，而改為全面防禦，並著手佈置北邊防禦體系。
元朝中央政權被取代的同時，蒙古族與藏族的政治聯繫也被迫中斷，新興的明王朝中央政府便派遣官員至藏區詔諭各派僧俗領袖歸順明朝。事實上，藏區僧俗領袖已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接受了自身依附和隸屬中央王朝的既定事實，元明易主只不過是蒙古貴族政府轉換為漢人軍事貴族政府，中央的權威性於藏區來說絲毫沒有減弱。
接著，明朝在故元地方行政機構的基礎上“設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升河州衛指揮司寧正為都指揮使，總轄河州朵甘烏斯藏三衛，升朵甘烏斯藏二衛為行都指揮使司”，分別管理西藏事務。朝自開國即面臨著來自北方蒙古草原的壓力，雖然明初統治者通過數次征伐戰爭給予了殘元勢力沉重的打擊，但是考慮到遊牧社會自然生產的逐漸恢復以及蒙古貴族和西藏地方固有的宗教政治的聯繫，明王朝還是不得不把御邊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有效的抵禦蒙古，並且防止蒙古族與其他民族聯合這一問題上來。
穩定後方——厚遇藏區僧俗勢力
明朝中央政府除了政治上在西番地區設置衛所，任命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為衛所世襲官員，經濟上對藏區的茶馬貿易之外，還充分發揮藏傳佛教在藏區的影響，對各派宗教人士進行封授，同時，明朝中央政府還對藏區入貢者給予優撫。如果說明朝在西北地區設置關西與西番諸衛所是其“撫藏御蒙”政策的主要框架，那麼，明朝中央政府對邊疆地區各民族經濟往來的管束則是框架內部最為重要的填充物。
唐宋時期，中央王朝與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區之間的茶馬貿易便已然出現了，只不過當時的茶馬貿易多數屬於非官方的經貿往來，而將這種經貿往來官方化、制度化則是在明代。《明史》記載：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馬”。
洪武年間的與西番地區的茶馬貿易是以“互市”為形式，貿易雙方地位平等，中央政府以茶葉、錦帛換取西番地區良馬的互通有無的等價交換；而“待馬稍來集，率厚其直賞之，成又宣諭德意”則又說明明朝與西番之間的茶馬貿易並不單純的只是漢藏邊境的經濟活動，其中還包含了中央欲通過茶馬互市來安撫西番諸部的政治目的。因為西番地區依賴茶葉，是其得以生存的必須之物，明朝中央控制了茶馬貿易便是控制了西番地區的經濟命脈，而西番自元朝開始的對中央王朝的向心力與歸屬感則愈發強烈。
明朝中央政府在與北方蒙古諸族的貿易往來中，基本上是以絹銀、糧蔬與馬市易馬為主，蒙古多次要求開明蒙茶市，而未被明朝中央所允許。明朝中央政府始終認為，“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番以茶為命，若虜得藉以制番，番必轉而從虜，貽患匪細”，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明朝中央政府嚴格控制茶葉通過互市及其他渠道流入蒙古地區。
史料載，俺答汗數次遣使要求與明朝通貢開市，而明朝中央政府屢屢不準其請。 明世宗對蒙古“絕貢”的政策影響了明蒙之間的正常貿易，不符合民族交流於融合的趨勢，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明朝在與邊境民族貿易互市的過程中是有所考慮的，明朝與蒙古的互市主要為馬市，中央政府是想以中原之布帛錢糧來換取能夠御邊作戰之良馬，而茶葉少見於明蒙互市；明朝與藏區的互市則主要為茶市，所謂“以茶御番”，明朝中央是以茶葉作為經濟手段來控御藏區，而作為這種控御手段的根源——茶葉，則要儘量避免蒙古人的染指，以防蒙古“以茶御番”，藉以控制藏區。
結語：
明王朝“撫藏御蒙”政策的確立並實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的確實現了藏區穩定與避免蒙藏聯合以威脅明中原政權的目標。但是，這一人為阻隔民族間傳統聯繫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說是一種權宜之計。它的維持需要建立在明王朝的持續強大的基礎上，然而，隨著明王朝中後期的衰弱，以及蒙古勢力進入甘青並染指藏區，蒙藏再一次緊密結合。這一事實的後果，不僅是明朝希圖通過隔斷蒙藏聯繫以求西北“無事”之既定目標的失敗，而且也影響到明清鼎革之後西北邊疆的政治生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