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牛人輩出,當時廣東是牛人高產地。特別是廣東中山,原來叫香山,就是因為出了牛人孫中山,才改名中山。而這個地方,除了孫中山外,近代還出了一干牛人:中國第一位駐外大使鄭藻如、中國空軍之父楊仙逸、中國近代留學生之父容閎、四大百貨公司之一永安公司創始人郭樂、四大百貨公司之一大新公司創始人蔡昌、四大百貨公司之一新新公司創始人李敏周、四大百貨公司之一先施公司的創建人馬應彪、著名作家詩人和翻譯家蘇曼殊、一代影后阮玲玉、著名電影導演鄭君裡、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等。
在其中有一位香山牛人,不僅為李鴻章打理洋務,還寫了一本奇書。這書一出來,就引起了朝野的轟動,甚至驚動了光緒皇帝,讓手下印製2000冊,至少六品以上的官員都要人手一冊閱讀。而近代史上的大佬級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都深受其影響。這個香山牛人即為鄭觀應。
鄭觀應是中山三鄉鎮雍陌村人,出生於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簽訂的那一年1842年,其家庭不僅是香山縣的書香世家,同時也是買辦世家。說到“買辦”,Comprador,原本是葡萄牙語,用現在通俗說法,就是外國公司(洋行)的中國經理人。近代早期買辦多為廣東人,即使是十里洋場的上海,買辦也 “半皆粵人為之”。而鄭觀應的家鄉,地近廣州、澳門,處於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開中國風氣之先,很多人都經商當了買辦。
在當時一般有條件人家的子弟,多是走科舉考試的道路來謀求發展,鄭觀應17歲那年,也參加了童子試,卻沒有考中秀才。作為頭一次參考,這本是再正常不過的情況了,人們多是在一試未中後,繼續準備後面的考試。然而鄭觀應的父親,卻是讓兒子去了上海。原來當時鄭氏家族中有位同宗叔父叫鄭廷江,在上海作買辦。鄭觀應去上海,就跟著叔父學習經商。無疑這一年前往上海,決定了鄭觀應一生的發展方向。
到了上海,鄭觀應開始了海漂生涯,在洋行入職他可是從底層雜務開始做起的。作為一名有志青年,一邊熟悉商務,一邊還為職場充電。他先是跟叔父學英語,後面更是每月支付五兩銀子去上海最著名的業餘英語學校學習。此外還堅持博覽群書,西學知識與中國傳統文化典籍都在他的閱讀範圍之內。
“寶劍鋒從磨砥起,梅花香自苦寒來”,這樣自律而努力,人生如何不開掛?經歷了在新德洋行習商、寶順洋行當買辦、生祥茶棧做通事、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後,鄭觀應於32歲那年,參與創辦了太古輪船公司,並受聘擔任太古洋行輪船公司總理。之後,又投資參股於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造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晚清洋務運動中李鴻章所建樹的官督商辦企業。這些經商生涯都非常成功,所以也可以想見這些年中積累的資產也必定可觀。
後來,為了全力經營中國近代企業,他正式脫離了太古洋行,結束了買辦生涯,任輪船招商局幫辦,又升任了總辦。可以說在其一生中,鄭觀應一直都在積極參辦中國實業,晚年還擔任了漢陽鐵廠總辦。雖然他曾身為洋行買辦,卻有一顆中國心。在中法戰爭爆發後,鄭觀應放棄苦心經營的商業王國棄商從戎,南下南洋聯絡“合縱抗法”。當華北地區發生嚴重旱災的時間,鄭觀應又帶頭捐獻鉅款,組織賑災活動。
而他最為廣為人知、也是影響最大的貢獻,就是寫了一部五卷本的奇書《盛世危言》,這套書是在他早年寫的《易言》基礎上,於澳門鄭家大屋擴充修訂完成的。1894年正式出版。在書中,鄭觀應提出了著名的“商戰”理論,倡導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商求富,以富求強。同時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甚至提出了要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議會政治。
這書一出臺,就像晴空中打了一聲雷,朝野一下子震動了,晚清洋務重臣張之洞在讀了《盛世危言》後點評道:“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因為求書者的數量實在太多了,以至於這套著作一印再印仍滿足不了人們的需求,甚至科場考試也常常用書中所談的時務作為命題。
禮部尚書孫家鼐將此書推薦給了光緒皇帝,光緒讀罷就命令總理衙門印發2000部,讓大臣們人手一冊閱讀。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一大批振興中華的民族精英都深受此書影響。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提出的實業救國理論,明顯來源於鄭觀應《盛世危言》的中心思想。而斯諾的《西行漫記》也提到《盛世危言》曾經是早年毛澤東“很喜歡的書”。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