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八年（1763）九月，福建學政紀昀——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個鐵齒銅牙紀曉嵐——上奏：
坊本經書尚仍全刻廟諱御名本字，應偽唐石經宋監本例，凡遇廟諱俱刊去末一筆，並加有偏旁字者俱缺一筆。又武英殿官韻及各經書，於御名本字尚系全刻及加有偏旁字者俱未缺筆，請將本字及加有偏旁字者並行缺筆載入科場條例，如誤書者依不諳禁例處分。武英殿書板校正改刊並行文各省一體遵奉，將坊刻各經籍改刊從之。
他這摺子，說的是，現在很多經書，沒有避諱大清歷代皇帝的廟號以及皇上您的名字，所以，請派人審查，將那些不當之處全部改掉。以後遇上御名，哪怕加了偏旁寫成了諧音字的，都需要去掉最後一筆。並將此寫入科場條例，學子們不得觸犯。
紀昀何意？
這是我們在電視裡看到的，跟那個擅長揣摩聖意，吹牛拍馬的和珅鬥得不亦樂乎的正義化身紀曉嵐嗎？
他這擺明了，是想學和珅啊。
（紀曉嵐 劇照）
不久，乾隆下旨，否決了紀昀的建議：
前據福建學政紀昀條奏：敬避廟諱御名一摺，經大學士等會同禮部議覆……缺筆書寫，原屬臣子敬謹之意……但祇可令現在臨文繕寫……嗣後如遇廟諱御名，應行敬避缺筆之處，仍照舊例遵行外，所有武英殿頒行字樣，及紀昀所請改刊經書之處，俱不必行，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皇帝認為，缺筆書寫，乃是臣子的心意。以後書寫之時，遇到我的名字，可以缺筆書寫，但以前已經寫過的，刊行書籍裡的，都不必修改。
聖旨特別提到，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實際上，關於弘曆要不要避諱，如何避諱，已生出過很多事端，也下了很多聖旨，博學如紀昀，不可能不知道。
因此，我覺得，將此事稱為紀曉嵐拍馬失敗事件，也不為過。
然後，我們來梳理一下，五十年間，關於御名避諱的那些事。
一、弘曆二字如何避諱？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就得簡單說說，啥是避諱。
其實就是對皇帝、上級、長者、聖人的尊重。在提及他們的名字，或寫他們名字中有的字時，以加偏旁或缺筆畫等方式，不寫其本字。
此事古以有之，並非清朝獨創，所在，在對紀昀奏摺的批覆中，有這樣一句：
朕思廟諱御名，偏旁字畫，前代如石經刊本，俱系缺筆，自應仿照通行。
正因如此，雍正駕崩之後不久，大學士鄂爾泰等人就奏請回避御名。
乾隆收到摺子之後，說：
朕思尊君親上，臣子分誼當然，但須務其大者，以將恭敬。至於避名之典，雖歷代相沿，而實乃文字末節……將字畫更改，並失其字之本義……嗣後凡遇朕御名之處，不必諱。若臣工名字有同朕，心自不安者，上一字，著少寫一點。下一字，將中間禾字，書為木字。即可以存迴避之意矣。爾部可傳諭中外，一體遵行。
他認為，避諱君上之名，是你們的情誼。但並非必然。它實際上是尊重君上最低級的方法。
文官讓百姓過上好日子，武官替我守好邊疆，就是最大的尊重。改字之類，會使得上下文意不通。以後我的名字，不必避諱。如果哪個大臣的名字，有弘有歷（曆），又極想尊重我，則弘字少一點，曆字將禾寫成木就行了。
乾隆此旨，算得上高風亮節，實際上，不過是歷代以來君王通行做法罷了。
那就是——
我讓你們隨意，但如果你們一定要避諱，那就少寫一筆。
此旨頒行天下，按說，執行就是，但總有人想搞搞震。
第一個出來想“推翻”聖旨的，是代理貴州布政使陳德榮。
《乾隆實錄》中寫道：
五年……署貴州布政使陳德榮奏，請定臣民名字犯御名者罪。得旨，尊君親上，原不在此也。
不過，後來，弘字缺筆，已非通例，而是改寫為宏了。
（清朝劇照）
乾隆三十四年一道聖旨中寫道：
本日內閣進呈河南巡撫題本一件，票籤內於宏字缺寫一點，甚屬無謂。避名之說，朕向不以為然，是以即位之初，即降旨於御名上一字，只須少寫一點，不必迴避。後因臣僚中，有命名相同，心切不安，屢行陳請旨，始許其易寫宏字……且宏字已屬避寫，即與本字無涉，若因字異音同，亦行缺筆，輾轉相仍，必至八紘等字，概從此例。勢將無所底止，覆成何事體耶？此籤即著補點，嗣後俱照此書寫，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意思是，河南巡撫將宏字缺點，真沒必要。將弘變宏，是你們多次要求，我才批的。現在你這樣搞，連宏都少一筆，變本加厲，以後讀hong的字還有存在的必要嗎？你這奏摺，發回去，補上，以後就寫宏字，不得再缺筆。
二、御名避諱上的自相矛盾
乾隆二十五年，兵部左侍郎錢汝誠上奏，現在的鄉試磨勘條例裡，“不諳禁令”一條，未將各種事項區分輕重，可能格式有一點不對，都被罰停考三次，很不公平。以後除“
直書廟諱、御名及先師孔子諱者，仍罰停三科外”，其他的，罰停一科。由是可知，當時的科場規矩，在試卷裡出來了弘和歷而不省寫一筆的，都被罰停三科。對於十載寒窗苦讀的士子們而言，是很重的處罰了。
想想雍正十三年的那道上諭，便會明瞭，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關於御名避諱，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再也不是什麼你們若心有不安，就省一筆這種很親近的感覺了。
但，並非鐵板一塊。
四十二年，上諭：
今日國泰奏到各摺，頗露急於見長之意……國泰摺內，將各卷並無干犯廟諱御名，及違式貼出……殊屬瑣屑，此皆監臨分所應辦，無足為異，國泰鋪張入告，不過欲顯其諸事認真，其底裡已畢露矣。
從這道聖旨，我們又看到，乾隆認為，士子卷內干犯御名，不過是按部就班處理的小事，不必寫到奏摺裡，顯得你辦事認真。
可兩年之後，他又幹了個什麼事呢？
步軍統領衙門奏：京城內外寺廟庵觀碑碣，有文義違礙鄙俚者，應全行磨淨。其有關廟諱御名者，亦應將字磨去。得旨，所有磨淨碑身，著交工程處刻碑及各項應用。其磨去數字各碑，著更易妥字重鐫。
也就是說，他認可了步軍統領衙門的觀點，把京師內外寺廟碑裡，凡有弘和歷二字的地方，都磨掉。
京師古城上千年，多少碑刻乃是數百載歷史啊——不是說好，以前的都不管了嗎？怎麼就忘了呢？
然則，下面的事，才真正嚴重。
三、御名導致的文字獄
乾隆二十二年，退休的江蘇布政使彭家屏因直言受災百姓困苦，被乾隆認為是故意與河南巡撫圖勒炳阿過不去，調查其家，發現明朝野史數本。之後其子將之燒燬，難以確證。但軍機大臣與九卿會審，判斬決。
乾隆看案之後，以“罪疑為輕，特降諭旨，改為監候秋後處決” 。
然此事並未就此了結。之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稟報，彭家屏所刻族譜取名《大彭譜記》。過不久，乾隆命新任巡撫胡寶瑔查取進呈，發現：
以大彭得姓之始本於黃帝、昌意、顓頊……自居帝王苗裔，其意何居？且以大彭統記命名，尤屬悖謬不幾，與累朝國號同一稱謂乎。至閱其譜，刻於乾隆甲子年，而凡遇明神宗年號，於朕御名，皆不闕筆。
可知，讓乾隆大怒的，不但是以“大彭”為名，跟大漢大唐大明大清並列，“尤屬悖謬”；更兼遇到弘和歷，竟然不缺筆。
乾隆硃批：
朕自即位以來，從未以犯朕御諱罪人。但伊歷任大員，非新進小臣及草野椎陋者可比……彭家屏原系應斬立決之犯，即秋審時亦必予勾。著從寬免其肆市，即賜令自盡，以為人臣之負恩狂悖者戒。
二十年後，接到舉人“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實為狂妄不法，請革去舉人，以便審擬”的奏摺，乾隆原以為這傢伙就是沽名釣譽而已，但在接到他所編的書之後發現：
竟有一篇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開列，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
他命將王錫侯好生看管，押往京城，若中途自殺或逃跑，看管之人必重罰。
然而，到了乾隆五十年，弘曆卻又顯得十分開通了。
前因步軍統領衙門奏，江西廬陵縣生員郭榜，呈控該縣修理志書……將不應入傳之劉遇奇濫入志書……至其餘簽出各處，俱系廟諱暨朕御名，未經避寫。無論劉遇奇系順治年間進士。其人身故已久，安能豫知敬避？即現在鄉曲愚民，其不知廟諱者甚多，豈能家喻戶曉？即偶有未經避寫，亦無足深責。
他認為，怎麼能夠苛責古人劉遇奇避諱我的名字？就算是現在，一般百姓，也有不知道避諱的呀。
（清朝審案）
他在硃批裡寫道：你們因此將劉遇奇的孫子抓起來，簡直是瞎整，純粹是為了邀功而戕害善良百姓。
他說：
若並非有心違悖，不過字句微疵，朕從不肯有意吹求。所謂不為已甚之素志，實天下人所共見共聞者，前屢經降旨嚴切申諭。
五十年過去，大臣們還在拿弘曆二字做文章，前期是為諂媚乾隆；後期則有人想用百姓之頭，鋪自己升遷之紅毯。
之所以如此，與乾隆在避諱一事上的不斷搖擺，不無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