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如果没有后来的坎坷曲折，他或许是另外一个人生。

人生无常，父亲就有了现在的人生。

父亲的人生影响了我们一家，我们一家也就有了另一个轨道，它虽异常，但饱含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从一个人看一类人，从一个小家看一个国家，因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必定有时代的烙印，这就是我写此文的意义。

但愿某个触点能击中你的某根神经，点燃我们的共同记忆。

（） 进学堂改变人生 近赤者倾向革命

我家祖籍河南省孟州市南庄镇上口村，父亲原名邓赐江，参加革命后改名邓洪波，生于1917年8月5日。 1925年，我父亲8岁，给别人当长工的爷爷想让家里出个能做点小生意的人，咬牙让父亲进了学堂。

我父亲先在本村读初小，后来到几里之外的孟县三完小走读高小，虽然每天带干粮喝白开，但他刻苦用功，成绩一直在班级名列前茅。

当时三完小地下共产党员、国文教师李望亭看我父亲勤奋，开始将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的小说借给他阅读。后来李望亭奔赴延安，我父亲思想也从此开始倾向革命。

1931年9.18事变后，我父亲对马占山在嫩江沿岸打响抗日第一枪甚为崇拜，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自编《所谓抗战英雄》新话剧，和进步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演出，被孟县教育局当做“共党嫌疑”追究，在老师和同学庇护下侥幸过关。

1933年，我父亲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孟县师专，其时我家开始置办一些黄河滩薄地，生活有了一些变化，在亲戚的怂恿下，爷爷答应供我父亲继续求学。

到孟县师专后，我父亲和进步学生董奥林（1938年任孟县工委书记，以后不祥）、耿一林（解放初期在获嘉一中任校长，后到北京大学）终日对进步书刊手不释卷，在东北沦陷后，他们组织“萌芽社”进行宣传抗日活动，这年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暑假，因校长与事务长勾结贪污，我父亲和席公权等发动学潮，要求清理学校账目，被校方视为“嫌疑分子”，以“思想不纯”将我父亲除名。我父亲在组织帮助下设法转入沁阳师范。

沁师素有革命传统，当时在校的王毅之领导了“晨钟社”新文学读书会，我父亲是重要成员之一。在这个时期我父亲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经常秘密深入乡村宣传抗日，多次被当局迫害，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我父亲因为发表文章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扣蒋而被校方禁闭，后来和北京大学学生李磐、矢锋策动沁阳全城各中等学校游行示威，被视为“异党分子”，被当局跟踪，在沁师时期我父亲一直被列为严加监视对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毅之到焦作视察，我去拜访，他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你父亲读书多，思想成熟，多才多艺，在沁阳师范期间特别活跃，后来组织推荐他去华北军政干校学习，我去开创早期的晋豫边革命根据地。”

（）华北军政干校熔炼 抗日游击队崭露头角

1937年七.七事变，国共开始合作，八路军办事处在新乡举办华北军政干部训练班，我父亲被组织介绍，从沁师到新乡学习，成为该训练班第一期学员。

“华干”是一所培养我党革命干部的学校，由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将领和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朱瑞创办。

朱瑞奉中央之命，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与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协商，在新乡设立了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朱瑞任联络处主任。联络处办公地点在新乡火车站附近的交通旅社，主要对一战区做统战工作，联络国民党上层军官，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方针，争取友军坚持华北抗战。

1937年12月，日寇迫近河南，华干由河南新乡迁往山西晋城，校址在崇实中学（现晋城一中），先后培训学员500余人，大多被编入唐天际的晋豫边区游击纵队,1949年2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44师130团，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表现突出，一战成名。

朱瑞将军是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朱大兴庄人。1928年入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瑞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在晋豫边区、太行南区等地创建抗日游击队。

1939年5月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统一指挥中共在苏鲁的部队。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彭德怀兼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任第一副参谋长，朱瑞任第二副参谋长。1946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是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时年43岁。

其妻陈若克早在1941年落入日军之手，她在狱中第二天孩子出生，但她打下敌人送来的牛奶，和孩子一起绝食，抱着孩子奔赴刑场，一路高呼口号，高唱歌曲，她和孩子一起被敌人用刺刀扎死，牺牲时年仅22岁。

（朱瑞和妻子陈若克）

1937年冬天，我父亲华干班毕业，由于我父亲有孟师、沁师的文化底蕴，加上他的组织能力和进步思想，很快就进入了朱瑞的视线。

朱瑞成立豫北政治工作队，我父亲被任命为第二队副队长，下分3个小队，分驻辉县、焦作、博爱，做国民党豫北师管区部队及地方抗日宣传工作。

后国民党把师管区部队调往黄河南，当时正值日寇进犯豫北，我部政治工作队又被刘刚带到晋城。1938年1月，刘刚受朱瑞之命在晋城举办第二期华干班，我父亲被朱瑞亲自点名前去协助刘刚，此时我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1岁。

（华干二期遗址在今山西晋城中学）

不久日寇进犯晋城，华干转移陵川，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太行南区游击队，刘子超任司令，我父亲被任命为一支队政委，活动在修武和武陟一带。

而刘刚则留地方，先后任阳城、沁阳县委书记，豫北地委书记，解放后先后任平原省新乡地委书记，河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文革后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997年病逝。

1938年3月下旬，以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干部为骨干，加河北民军名义成立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训练所所长刘子超任司令员。4月，刘率一支队（父亲是一支队政委）由山西进入修武，宣传、发动群众，打击日伪、汉奸，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5月，司令部移驻武陟，训练抗日骨干，吸收抗日武装，发动民众抗战，并在武陟小高组织2000余人的抗日自卫团武装游行。

当时三支队合并到五支队，我父亲继成洲政委之后为第二任五支队政委。

1938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11月刘子超率部重返山西，在陵川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

在文革中红及一时的聂元梓曾经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聂元梓文革时期是北京大学的系主任，因率领北大学生冲击北京市委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文革中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

聂元梓在她写的《太行抗日根据地.豫北篇》里这样记载：

1938年初，我到华干学习，结束后，我就参加了太南游击队。1938年5月，刘子超组织了太南游击队，调了一批华干的学生给他当骨干，又在太行山下的武陟县等地联系了一些当地的同志，组成了一支游击队，我在司令部里做青年工作。当年秋天我派往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从此离开河南。

（文革时期聂元梓红极一时，前排左二。在天安门城楼被毛主席接见。）

1938年3月下旬，朱瑞决定以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的骨干为基础，组建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从3月至5月，太南游击司令部发展到4个支队，达1千多人。

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把几个支队的武装，分布在武陟县东牛文庄、小岩、水寨、圪垱店，县西小高、宁郭以至焦作以南广大地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对日军、土匪、汉奸展开武装斗争。

1938年10月后，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根据上级指示，率一、二、五支队和整编后的四支队，离开武陟，北上太行山，在山西陵川县柏寨编入一二九师独立游击支队。

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亦告结束。

八路军一二九师，也就是刘伯承任师长、邓小平为政委的刘邓大军。我父亲曾经任一、五支队政委，河南的资料里只字没提，这和我父亲脱党有关，但在山西资料里有我父亲任一支队政委的记录。

《太行南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旧址位于夺火乡夺火村北庙》史料里这样记载：

太行南区抗日游击司令部在陵川夺火乡夺火村成立，由刘子超任司令员，经中共长治特委同意，将第二行营游击队陵川支队第一大队一部调往司令部，编为太行南区抗日游击司令部直属队，后改为一支队。一支队先后由陈子植、庄林、王化成任支队长，成洲、邓世江任政治委员。（邓世江就是我的父亲）

王化成解放后任哈尔滨市委书记，陈子植建国后曾任西藏军区日喀则警备区司令员，西藏军区副参谋长，四川省军区副司令。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那个极左年代，他经河南赴京参加会议，还在新乡交际处停留约见我的父亲，足见战争时期生死之交的情意。

（）部队奉命再进太行山 患疟疾奉命做地下工作

1938年10月部队奉命进太行山时，我父亲正发疟疾，不停打摆子，随军不易，组织指示我父亲先回家养病，后在当地以教师做掩护开始搞地下工作，组织关系也随即转入地方。

孟县党史：

1938年底，县委领导人员有所变动，刘峰任县委书记，许克明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李勃然，城东区分委书记刘健，后由邓洪波为书记。

此时史向生任沁济温孟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我父亲的关系由他介绍给孟县。今年1月23日，史向生嫡孙史兆强来我家做客，特意带来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向生》一书，这个接点的细节和此文完全吻合。

我父亲病癒后，开始地下党工作，在这个时期发展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以及介绍到延安上学数十人，并积极组织“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抗日救国团体，我父亲的活动遭到当时县长张伯华的仇视，他特派国民党县党部特务先后抓我父亲4次，说他在搞非法活动，均被我父亲的抗日正义辩服而不得不释放。

我父亲回到地方后，和我母亲结为夫妻，我母亲生前回忆：那个时期家里人来人往，你爸爸一批一批往外送人，有的暂时走不了，就在咱家住个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在咱家住的时间最长的是个女的，大概住了一个多月，在一个深夜你爸爸秘密把她送走了。

孟县党史对这个时期的记载：

从1937年至1939年前半年，孟县共有2500多人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工学、华北干部学校去学习。这是孟县党在此阶段取得最大成绩，为未来的全面抗日反攻培养了大批干部。

我的三叔邓赐淮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我父亲送到山上，参加了八路军129师，后在河北涉县牺牲。

（河北涉县抗日纪念山雕）

1939年春节前后，在县委指示下，我父亲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组织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组建了40余人的“墨林剧团”，演出抗日救国剧目，后国民党当局强行干预，“墨林剧团”被迫解散。

“墨林剧团”虽然被迫解散，但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分子，我父亲这段经历的证明人常延青就是“墨林剧团”的积极分子。“墨林剧团”被解散，更加激励他的抗战热情，他1940年春和我父亲这批人被捕逃脱后，奔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以后就留在了陕、甘、宁，解放后历任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2008年在兰州逝世。

（）被逮捕羁押集中营 狱中脱党迫入三青团

1940年春，国民党开始第一次反共高潮。孟县县长张伯华和特党部解希文认为共产党活动猖獗，穷凶极恶地大肆逮捕进步人士，派出军警将我父亲与李勃然等16人逮捕，押送到咸阳又转至西安东北新村劳动营。

（我父亲等16抗日青年志士被逮捕的次日，在洛阳留影。）

孟县党史记载：

1940年3月25日，孟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对李勃然、荆利九、李增祥（刘漫君）、常延青、梁富海、毕秀云、邓洪波、张淼亭、李敬芝、张延令、刘谦如、姚安民、徐吉祥等16人突袭逮捕，原因是这些青年以抗日民族先锋队名义对抗政府。这些被捕青年没有一个流露出恐惧悲观情绪，相反大家表现的更为乐观和激动，一整天歌声不断。

次日，这些青年被送到洛阳劳动营，隔日又被送到陕西省咸阳集中营。不久，这些同志大部分在日寇飞机轰炸咸阳之空隙逃跑，张淼亭和邓洪波没跑出，被列为可疑人员被转移到西安劳动营。

关于这段经历焦作党史也有记录：

1940年2月13日，国民党孟县当局以开会为名诱捕进步青年李勃然等16人，（其中党员6人），15日押往洛阳劳动营，3月14日再押陕西咸阳集中营。李组织难友采取多种形式与敌斗争、周旋，终在一次紧急防空中乘敌不备，逃出虎口，李等5人转赴延安，8人转赴西安等地。（此处孟县党史和焦作党史时间表述基本事实不错，但时间有出入，还有3人没有表述，除了我父亲和另一同志没跑掉，还有一人不知道是谁。）

在此要特别感谢李勃然叔叔。我16岁到修武良种场当下乡知青，已经去世5年的父亲，历史问题又被放大，文革有人在修武县城西门张贴大字报，要揪我父亲的“叛徒”问题，说我是“黑五类”子弟。我反驳无力，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从此要下决心弄清父亲的历史。1967年秋，我带着3元钱，从修武县城骑自行车到武陟老田庵，掏5毛钱坐火车过黄河，到郑州找到正在医院住院的郑大教务长李勃然。他当时也在刀尖上度日，他原来在北京高教部工作，因为抗战时期孟县一个很大的“民先事件”受处分，因为他是县委书记。

孟县“民先事件”是孟县党史上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事件起因是在1939年10月初，共产党员解子恭不慎将县委会议通知丢失，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解希文所得。解依据会议通知传讯解子恭和代理县委书记李勃然及席明亭、席广平等多名共产党员。逼他们承认党员身份并交待党的组织。李勃然等为保全党的组织，并鉴于解子恭已承认“民先”身份，决定被传讯人员仅承认为“民先”队员，不暴露党员身份和党的组织，尔后通过具结“悔过书”获释。事后，沁阳中心县委认定暴露“民先”也属变节行为，李勃然等被撤职，涉及同志被牵连，直到1977年拨乱反正，孟县“民先事件”才得到平反。

“民先事件”的包袱让李勃然背了一辈子，文革时期他和郑大校长郭晓堂一起被打倒。这时候我去医院找到他，他是担着风险的。他沉思了一会，对我说，如果让我证明和你父亲在一块工作时的情况，毫无问题，我和你父亲是孟师同学，闹学潮时你父亲能讲善辩，演讲很有煽动性。你父亲从部队留到地方工作后，我开始是孟县县委宣传部长，后来是县委书记，你父亲安排县东一个区分委书记，但他工作积极，成绩十分突出。我们一起被捕，到陕西咸阳集中营时，孟县大多数人趁日本飞机轰炸逃脱，你父亲和另一个同志被圈没能跑掉，我投奔了延安，从此和你父亲再没有工作交集。按党的纪律和原则，以后你父亲的情况我不清楚是不能乱说的，何况我现在自身难保，但是我可以这样说，你父亲是当时孟县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孟县地下党的体系他一清二楚，解放后我研究了我们离开孟县后的情况，你父亲脱党后没有因为他的原因，牵连到任何一个地下党员，而且他还掩护过同志。

李勃然让我去找一下刘峰，看是否能提供一些情况。并给刘峰写了个便条。刘峰是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副秘书长、兼河南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便条的大概内容是请刘峰在任孟县地下党县委书记时，根据他对邓洪波的了解，给邓红波之子一个说明。可惜那时时局太乱，我在省委门前转了又转，连大门都没进去。

后来我去北京国家城建部找和我父亲一块被捕、解放后他们还见过面的李增祥，她时任建工部监委副书记，她对我说：你父亲就是因为集体参加了三青团，被迫给国民党工作过，把他查了个底朝天，虽没查出叛党，但那经历就是历史污点，解放后他申请归队，入党申请书写了多次，谁敢为他说话？但你父亲这个人人缘不错，他所以能被新乡行署审查近两年，又分配到孟县公安局这个要害单位，必有原因。关于你父亲的问题你心里清楚就行了，以后静观其变吧。送我时，李增祥还给我塞了回河南的路费。

拨乱反正后，我见到了李勃然的儿子李依民，我们做了一次长谈，他告诉我，孟县“民先事件”获平反后，他父亲的历史终得清白，去世时《河南日报》还发了消息。

李勃然他们逃走后，特务加强了戒备，经常突然提人，时间不定，两年时间我父亲所在的第五队就被提走约20人，只要被提走则有去无回。

到那时，国民党企图掩盖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责，宣称劳动营为青年训练机关，一面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面对外广告招生，报考者络绎不绝，我父亲乘机混入了招生人群，被编入学生队伍。

到劳动营后我父亲脱党，没有组织的支撑，他天天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心里承受能力已处于崩溃。

1942年元月，有部分学生被安排工作，安排工作的当天，突然要求这些人和西安西关区的青年集体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父亲被这突发事情惊呆了。两年来虽然情绪低沉，但是他从来没有暴露组织和共产党员身份，一旦参加三青团，则是信仰的变节，可是不参加就会暴露，在没有组织可以证明的情况下，我父亲出于自保，只能当场胡乱找个介绍人盖章，走完了这个程序后，我父亲在劳动营的“中山室”做管理工作。

1942年4月，劳动营一职员无意中透露，上次安排工作的人，有人仍然有共产党嫌疑，还要再次考查。当晚，我父亲将一快信寄洛阳一朋友，并附言“父病危速归”字样。隔日电报来，我父亲持电报找队长送营部批，在营部还没有批复的情况下，私自逃走。

人是侥幸脱离了魔窟，但参加“三青团”成了父亲的心病。

（）委曲求全进国军 两次掩护地下党

父亲逃出劳动营后，孟县已经沦陷，只能在洛阳逗留。在洛阳要生计，正好碰到在国民党“战干团”毕业的老乡宋静夫，他正协助国民党27军在洛阳收编豫西的地方武装，便去帮忙。又随他到山西陵川。我父亲以娱乐干事名义帮助管理俱乐部，帮助赈灾放粮，帮助独立营游艺室，苟且偷生又一年。

1943年4月，日寇到山西扫荡，国民党部队开拔，我父亲孤注一掷潜回了老家。

回到家后，我父亲不敢出门，两个月后，还是被地方团队的人发现，送我父亲进集中营的县长张伯华说我父亲是个人才，派特务到家胁迫为他工作，我父亲数次拒绝，张伯华非常恼怒，放话说如不就范要拿全家人说事。

我父亲屈从了，这主要原因有四：一，我父亲牢狱之时，我有一姐，因为误医而夭折，他愧对母亲；二，有人捎信我三叔死在战场，是我父亲送他当兵的；三，雇工出身的爷爷抠縮十几年把家弄的有了起色，还置办了马车，怨我父亲对家没贡献；四，深知国民党政府的手段，怕家庭受牵连。

我父亲委曲求全后，暂时接受了被安排到区公所，搞些文墨和文娱工作。

在过去的对手里忍辱偷生，父亲痛苦异常。当时父亲心中横竖有个底线，决不出卖我党，如有机会当为我党做点事情。

1944年冬，和我父亲曾经在游击队打游击的老同事刘培兰打入了国民党县政府，被列怀疑对象，特务两次传我父亲，我父亲坚称不认识此人，保护了她的安全。

1945年初，我父亲随国民党地方团队路过逯村，猛然看到曾经的同事、地下工作者姚守伦，我父亲急中生智，设法引开队伍，帮助姚守伦脱了险。解放后，姚守伦任孟县粮食局局长，对我父亲帮他脱险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心想之事身不由己 一人变故影响一家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不久，国民党挑起内战，我父亲闻听过去的太行南区游击队部分老战友被分配到八路军129师新编第一旅，在博爱、焦作一带活动，就趁国民党慌乱之际，他逃出孟县，徒步北上，希望找组织说明情况，结果刚到博爱就被举报收容。

9月孟县第一次解放，我父亲被遣送回孟县公安局，以后国民党反攻回来，几次拉锯，我父亲自愿随组织活动。后来为了调查历史问题，到新乡行署公安处教育所，反省1年多，直至确认我父亲在劳动营和国民党时期没有暴露组织和党员身份，没有叛党行为，于1947年2月结束对我父亲的调查。

孟县再次解放后，我父亲被安排到孟县公安局任教育所长，和从部队回来的秘书股股长李庸夫一块整理敌伪材料，一块参与审讯和羁押案犯工作，前后约8个月。

后来我父亲转教育行业，一年中先后任禹寺完小校长，县直机关业余学校教导主任，五完小校长。李庸夫则重新归回部队参加渡江作战，建国后官至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司法局长等职。

（我父亲调到修武县在孟县的最后一次公务活动。后排左三为我的父亲。）

在孟县工作3年多后，1951年10月，我父亲拿着新乡专署调令到修武一中任教导主任，时年34岁。

我父亲为什么由孟县到修武，没有佐证，我只能凭空猜想：他反省后属于第二次重新工作，也只是股级干部，不应该新乡专署直调，我猜想是父亲老战友所为，解放后，他过去的同事高的是省部级干部，低的也是县级干部，他面子上过不去，当时在新乡专署做领导工作的老同事有好几个，可能有人征得他意见，帮他离开了孟县。

其实到修武后，我父亲的日子并不好过。“三反”、“五反”、“整风”，“反右”，无休无止的运动，每次都要翻一次烧饼，就他的“革命意志衰退”的结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次次胆战心惊。于20世纪60年代初把已经下过结论的历史重新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将我父亲由修武一中教导主任降级调往五里源修武二中当普通教员。

父亲被贬二中后幽幽寡欢，突发疾病，逝于1962年，享年44岁。

（我与父亲在修武二中合影）

父亲死后，全家无依无靠，1968年，修武县为了完成“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城市居民下农村指标，我51岁的母亲和分别是16岁、14岁的妹妹弟弟被下放到农村，为了家里有个支事的，18岁的我放弃了相对条件较好的青年队，和他们在一起到了李万乡仇化庄落户，直到国家上世七十年代后期“拨乱反正”，全家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母亲又开始享受干部家属抚恤金，我们也都安排了合适工作。

我父亲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有部队和地方工作经验，如果正常发展，前途无量。但是就因为被逮捕后脱党，又参加了三青团”，历史从此改写。

我父亲是个才俊，写一手好文章，可以编剧，办刊物；拉一手好京胡，临去世当晚还在用琴声表述心头郁闷；写一手好书法，修武前烈士陵园的三块主碑的行草碑“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就出自他手；体育玩的有模有样，他带领修武一中篮球队在县城所向披靡；有天生的文艺细胞，话剧，歌剧，京剧样样拿的出手；演讲口才出色，在街头、在学校他的演讲感染过无数人。可惜他命运多舛，闹学潮被开除学籍，部队黄金时期患疾病，地方工作刚刚上手遭逮捕，解放了又进了反省院，解放后10年各项运动无休止，国家昌运前又英年早逝。可以说我父亲的一生都在跌宕起伏中，基本没有舒心日子，我为怀才不遇的父亲深感遗憾。

（）国情太多共性 家事能引共鸣

我父亲的人生是个悲喜剧，他的人生对于我们家庭影响巨大，但回看中国历史，一切释然。比起有些人，比起有些家庭，还有很多更唏嘘的故事，这是曾经的国情，它有太多的共性。

今年是我父亲100岁寿诞，书写此文，是我半个世纪的心结，也是对我父亲最好的纪念，同时对有些人或许触到心底共鸣。好在历史翻篇，悲剧不会重演。

现在，客观认识历史已成国共共识，三青团的词意概括如下：蒋介石为把全国的青年组织起来﹐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1938年7月9日﹐三青团在武昌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团长。由陈诚﹑陈立夫﹑康泽等三十一人组成中央干事会﹐陈诚﹑张治中先后任书记长。成立之初﹐三青团为笼络青年﹐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开展了一些活动。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奉行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三青团成了国民党反共的工具。他们著力扩大组织﹐在学校﹑机关﹑团体﹐到处出现了“集体入团”﹑“举手入团”等拉夫现象。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实行“党团合并统一”﹐将三青团并入中国国民党。

（为了撰写此文，我于上世纪60年代末去北京，拜访了和我父亲一块被捕的前国家建工部监委干部刘曼君；到郑州拜见了我父亲沁师的同学、后来一块被捕的郑大教务长李勃然；采访了到焦作视察工作的原轻工部副部长王毅之。还查阅了孟县党史和焦作党史，走访了一些和我父亲曾经有过交集的老同事，百度了很多相关资料，写成此文，了却了我半个世纪的心愿，欣慰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