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許多地區形成了以專業化集中為特色的塊狀經濟，有些地區還發展出更復雜的產業集群。在產業版圖調整重構、產業技術快速推進的大背景下，中國區域經濟正在出現並將進一步顯現新分化
文 | 張文魁
經濟活動為什麼呈現出地域聚集現象，為什麼有些地區比另一些地區經濟更加繁榮、增長更加強勁，不但是學者們和決策者們探討的議題，也是企業家和普通民眾關係的話題。
許多地區的政府都希望制定發展規劃和實施相關政策來促進當地發展，一些地方如願了，也有一些地方沒有如願。長期以來，研究界有所謂“黏性”的說法，即某些地區對特定人群及他們所從事的經濟活動具有很強的黏結力。而前些年又流行“世界是平的”這個說法，許多人都相信在交通運輸十分發達、信息傳遞十分通暢、資金和其他要素的流動幾無障礙的全球化時代，國界和地域已沒有多大重要性。
的確，現在不像古典時期，靠近河流、海港、交通要道或資源富集地，就可以一直擁有繁榮。但是，即使在信息化日益加速、要素流動日益便利的二十一世紀，我們也能看到，區域發展的分化現象並沒有弱化，反而還有所強化。筆者將分析未來經濟增長的地區分化是否會呈現新的趨勢，尤其在數字化和和智能轉型急速推進時代，分化可能由哪些新因素驅動，並試圖從中尋求一些政策意義。
區域經濟的新分化與新競爭
人們很早就注意到了經濟活動的聚集現象，學者們關於規模效應、集聚效應、產業集群、產業生態等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多，並對政策制定和招商引資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在中國，計劃經濟時代就很注重工業佈局和相關行業配套的組織安排，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時代，儘管中央政府佈局規劃的作用大大弱化了，但眾多的工業園區、開發區，以及城市、鄉鎮的產業區塊，其實各有行業側重，形成了各自特色和優勢，也基本上做到了地理上的適當集中，說明市場自身的內在力量發揮了良好作用。
過去幾十年裡，無論是計劃時代或市場時代的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和地區，除了由自然條件和一些自發力量帶動而形成的繁榮地區之外，政府力量也積極介入區域發展之中，地方政府之間在招商引資和服務企業等方面開展競爭，以期使本地經濟增長好於其他地區，而更高層政府則會採取措施來扶持重點發展地區，或促使地區之間更加平衡地發展。總的來看，在市場力量越來越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情況下，生產要素稟賦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日益輕微，優惠政策的吸引力也有所衰減，而基礎設施、配套條件，以及政府服務和所謂的營商環境，成為更重要的影響因素。
在這些因素驅動下，中國儘管仍然存在一些欠發達地區，也出現了一些增長步伐相對放慢的地區，但還是有許多地區形成了以專業化集中為特色的所謂塊狀經濟，有些地區還發展出更復雜的產業集群。這些塊狀聚集區和產業集群，不但分佈在廣東、江浙等沿海地區，也分佈在河南、四川等內陸地區，可以說，沿海和內地都積累了如何發展產業板塊和產業集群、如何通過產業板塊和產業集群促進當地經濟增長的重要經驗。
但是未來，僅僅複製或停留於產業板塊和產業集群，對於尋求較高經濟增速的地區而言，可能遠遠不夠了。
在由工業化驅動的高速增長時期，特別是當後發國家和地區處於外延追趕工業化時期，發展一些產業板塊和產業集群並不是一項十分複雜的工程。不過，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這個階段正在過去。我們雖然還可以從更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引入具有先導性和前沿性的產業與技術，但這個空間遠不如幾十年前可以大量引入大路貨產品和主導性產業那麼大了，我們甚至越來越難以知道未來哪些產品、哪些產業會具有較大增長潛力。
同時，中國越來越多地區將面臨與歐美日在許多產業領域的水平競爭，甚至會在水平競爭程度較高的產業遭遇一些封鎖和脫鉤。2017年以來中美及全球貿易爭端本已將這個問題明朗化，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所產生的衝擊波，絕不會僅僅限於短期的金融市場動盪和經濟增速驟降，它也會刺激一些國家對重要產業作重新定義，對產業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作重新思考，對產業技術和產業佈局作重新規劃，這些都會引發供應鏈重組和產業鏈洗牌，引起全球以及國內的產業形態、產業佈局的深刻變化。即使是那些我們曾經認為不屬於水平競爭而屬於垂直分工的傳統產業，它們其實仍有不小的增長空間，國家之間、地區之間現在似乎也開始爭奪了，但如果要繼續保持和發展這些產業，我們也面臨升級轉型和提高生產率的重大任務，這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產業集群，但又不像建設一個產業板塊或產業集群那麼簡單。
更重要的是，數字化和智能轉型時代正在來臨，其對產業發展以及人們生活和社會結構都會產業長期和深刻的影響，不但狹義的數字經濟會有越來越大的體量、會成為很具爆發力的產業，而且數字化技術、智能化模式會與許多新技術和傳統技術進行嫁接，並向產業領域進行全方位滲透，這會使產業形態和產業關聯發生前所未有的變革，會使未來的區域經濟增長面臨一些新的未知因素。
事實上，這個端倪已經出現。最近幾年裡，可以看到，中國不少地方，即使致力於規劃和建設一些產業板塊或產業集群，並投入巨資形成了大量基礎設施，政府也在盡力改善營商環境，但對於提振當地經濟增速的效果，遠不如二十年前那麼明顯了。而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也沒有那麼辛苦地推進建設和招商引資，但卻呈現更好的增長趨勢。
可以說，在產業版圖調整重構、產業技術快速推進、產業形態深刻變革的大背景下，中國區域經濟正在出現並將進一步顯現新分化。當然，全球區域經濟也會面臨同樣趨勢。未來，我們會看到這種新分化進一步明朗和加劇，並會引發區域經濟的新競爭，一些地區將會成為未來增長極，而有些地區則會在增長道路上掉隊。
創新與產業及人力資本的新組合
未來的區域經濟增長，雖然還會繼續表現為產業板塊和產業集群等原有的外在形式，也會表現為全面性互聯和包容性生態等新穎的外在形式，但背後的首要驅動力量，無疑是更加原始、更加複雜的創新。
在熊彼特的語義中，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創新其實也非常活躍，但更多的是已有產品的新市場和已有技術的新用途，可視為空間套利和用途套利。未來的經濟增長，需要越來越多的與發達國家相平行的創新，我們並沒有多少現成的知識和技術可以利用，即使國外有更先進的創新成果，也會進行愈發嚴密的保護，國外同行可能會對過去視為公共物品的知識進行封鎖，甚至會對一些成熟技術和工藝採取外流控制措施。在數字化和智能轉型時代，中國在許多科技領域和應用領域與發達國家處於差不多的位置，更需要我們做很多前沿性探索工作。
所以，情勢會逼迫我們進入技術和產品的無人區。我們在未來還需要突破一些重要的技術瓶頸，儘管不一定算得上嚴格意義上的發明，但需要更加豐富的數據積累和分析來確定參數，需要更加精細的技術和技能來實現工藝化。即使是傳統產業的提效和升級，無論是工藝流程的改造和優化，還是產品設計的改進和升檔，抑或是材料的換代與更替，都需要更多的自有和專有創新來實現。
未來增長所依靠的創新，不但其本身會更原始、更復雜，而且它與產業及人力資本之間的組合關係也將發生深刻而巨大變化。過去幾十年裡，中國許多創新活動，與產業和人力資本之間的組合關係比較簡單和直接，譬如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部門將國有科研院所和國有企業組織起來聯合攻關和試產，獲得了一些創新成果；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從大學和科研機構請來“星期日工程師”進行技術指導和成果轉讓，獲得了一些創新成果；之後，專利和技術成果的市場化交易日益增多，並且越來越多企業設立研發機構和技術中心，獲得了一些創新成果。企業將這些創新成果進行產業化，特別是民營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會引入大量的遷徙性、流動性很強的外來工人。但是，筆者在過去幾年的調研發現，創新過程和創新環境已開始了日新月異的進化，用流行的話語來表達，就是創新生態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在生態系統中，創新成果不是在簡單明瞭的交易活動中和僵硬機械的科層制體系中完成，而是在較開放而廣闊的交互式溝通、分享及合作中實現，這不僅涉及大學、研發機構、生產企業和服務性中介、資本機構，也涉及用戶、消費者、勞動者群體，以及各種社會團體、社群和亞社群，這裡不僅有科技，也有資本、文化及時尚，更有對未知的探索和討論。創新生態也與創業密切聯繫在一起，大量年輕人群帶著新科技、新產品、新模式、新項目，以創業者的身份切入生態圈。所以，創新生態會將更加豐富的人力資本捲入其中。
在這樣的新組合中，也更加需要強勁的產業基礎。產業與創新是否可以更多地分離，是一個有爭議的研究議題。哈佛教授皮薩諾的研究表明，如果脫離實體產業，特別是脫離製造業，創新將會難以為繼，他認為，創新需要藉助產業公地，而製造業是產業公地的基礎。筆者對國內一些區域的調研也發現，產業和創新之間的相互依賴、相輔相成關係，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密切，反而是那些從前缺乏體制內科研力量但近年來產業興旺的小地方，正在吸引研發和設計力量的聚集，而且在不斷產生一些不起眼但又很有意義的創新成果。筆者認為，產業與創新的密切結合的極度重要性，仍然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它們在地域上的密切結合，不但可以促進創新本身的進展，也可以維持和創造大量的灰領就業崗位，以避免創新成果為少數金領和白領人員獨享，這對於防止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結構方面的嚴重問題，非常有幫助。當然，未來的創新生態中，產業形態將是一幅怎樣的圖景，在目前為止可能還具有模糊性和神秘性，甚至未來的產業體系中，什麼創新會發展為產業，會有什麼樣的主導產業，都具有一定的不可知性。但可以預見的是，這將是複雜的產業創新生態圈，而不僅僅是高冷的科技研發生態圈，更不是單調的產業活動生態圈。
無疑，沒有強勁的產業體系，就沒有經濟增長。未來的產業體系，不僅行業本身不斷消長死生，而且也將不會停留於原有的集群形態。許多人都知道，同為哈佛教授的波特，曾經詳細研究並解釋了產業集群的形成。但從當今的情勢發展來看，集群本身，引發集群形成的因素，當然還有集群當中的創新行為，都在迅速演變之中。在貿易爭端、科技變革、企業組織重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集群的形態和佈局必定發生深刻變化。筆者調研發現，集群單體越來越難以獨立發展，由多個集群單體相互聯繫和組合而形成的集群系列，比集群單體更具粘結力，從而更具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而產業鏈和創新網分別是集群系列的表層和深層聯結紐帶。筆者的研究也表明，在由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並繼續增收的階段，也即攀爬經濟增長之梯的階段，外向競爭的踏板大企業尤其重要，這些踏板大企業應該會在集群系列的產業鏈和創新網中發揮樞紐性作用，它們一方面與中小微企業，包括新創企業，共同形成生態，另一方面也與中小微企業構成競爭關係並隨時可能相互換位，從而使這一時段的經濟增長和產業圖景充滿魅力和戲劇性。因此，未來的贏家地區，必將能夠巧妙地將創新和產業在本地區進行更緊密、更協同地組合起來，並能形成由產業鏈和創新網所粘結的新型集群系列。
此外，儘管波特所強調的投入條件、需求條件、配套體系、企業戰略等等，在未來仍然具有重要性，但筆者需要強調的是，人力資本作為上述要件的載體，其與產業和創新之間的組合性質，至今為止仍然沒有得到應有的認知。在這方面，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阿格塔米爾的研究，具有啟發意義。他認為，產業發展的未來趨勢是智能轉型，未來的核心競爭優勢必然是智能創新和智能生產的有機結合，因此，能夠提供開放式信息交流、多領域合作的網絡化生態系統，將會在地區競爭中勝出，而這樣的地區，也與誘人的工作和生活環境、高度自由又充滿信任的氛圍密切相關。他實際上引出了人的工作與居住這個議題。
這其實不是一個理論議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我們完全可以發現和感覺到，良好的自然、人文和法治環境，便利、舒適、安全、公正、平等、自由、合作，越來越成為人的吸引子，特別是那些充滿創造力、創業欲和工匠心的人們的吸引子。這樣的環境和氛圍絕對不是均衡分佈和到處都有，而是分別聚合在一定的地理距離內。雖然互聯網的使用會越來越多，但是不可編碼知識的交流，技藝和能力提升，以及相互激發和相互鼓勵，都需要虛擬空間之外的物理地域。在這樣的地域，不但有從事經營、研發、金融等工作的金領人口，也有從事管理、設計、銷售等工作的白領人口，還有大量從事高技能、高精準度工作的灰領人口和必要的藍領人口，從而使發展紅利能夠讓更多人群所分享。這樣的區域，不但整潔、優美，而且有著較高質量的教育、醫衛、文體、購物、娛樂等設施，也有著較高質量的法治體系和社會治理體系。當然，還不能僅僅從人力資本的角度來看待人口在一個地區的聚集。人們也是消費者，其中一部分人可以是創新產品的最早和最挑剔的用戶，是使用體驗最積極的反饋者，他們實際上也可視為創新全流程的參與者。一些研究表明，這些人們對於區域經濟的活躍與演進，發揮著微妙卻又不易量化的作用。應該可以說，以前那種依靠大量候鳥式外來勞工從事產業工作的地區，不但對創新和創業人才，就連對需要不斷積累人力資本的技能人才，以及對用戶群體和意見反饋群體，都越來越缺乏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人們是社會的主人，他們不但嚮往工作上的高回報，也向往平等與法治，可以預料，未來將有大量年輕人湧向那些勿須關係多、背景硬也能獲得機會的地區。具有上述吸引子的區域，一方面會吸收和利用人力資本從而促進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會促進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形成，以及人的更全面的發展，從而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這些地區所聚集的人口，其大部分應該是穩定性居住人口。因此，是富集吸引子的地區，而不是業已富集科技資源的地區，更容易將創新、產業和人力資本構成新組合，也更容易使這三者之間產生相互循環的溢出效應從而形成良性的正反饋。
構築聚合圈比選擇產業更易煉成未來增長極
無疑，促成上述新組合，煉成未來增長極，包括創業者在內的堅守創新戰略的企業家，是一個關鍵性力量。筆者曾將創新區分為伽利略創新和熊彼特創新，前者限於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而後者才是經濟增長意義上的創新，它以產業化為歸宿，主要由企業家而不是科學家推動。
不過，在新組合時代，那些兼具思想家內涵、探險家精神的科學家，會具有很大的意見號召力和資源動員力，他們可能會成為未來增長極十分重要的建設者。筆者的研究也發現，可視為增長之梯踏板的一些外向競爭大企業，在產業鏈和產業集群當中往往居於“鏈主”和“群主”地位，這些企業的骨幹人物群體，包括重要股東和董事、高層和重要中層管理人員、核心研發人員和技能人員，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地區能否成為未來增長。教育家的作用可能日益重要，如果仔細梳理那些日益受到矚目的創新活躍地區，可以發現大學發揮在其中的角色，好的大學不僅可以聚集優秀的教授和輸出具有創造力和創業欲的學生，它對已經畢業的學生和其他年輕人來說也具有很強粘性，能將這些對未來增長極不可或缺的重要人力資源粘結在大學所在地周邊。
此外，風險資本家也可以發揮較大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這些都可能是促進未來區域經濟增長的引領性人物。重要的灰領人員也會發揮應有作用。上述各類人群，當然會有很多本地人，但如果一個地區要成為未來增長極，必定要構造吸引子來吸住和粘住大量外來的上述人群，特別是年輕人群，他們到了一個非熟人的公民化和法治化社會，可以比本地優秀人物更加放膽堅持商業文化和市場原則，更多展現闖勁和創新創業精神，併產生強大的“鯰魚效應”，大大增強地區活力。
要將這些重要的人員和力量，在這個地區而不是那個地區聚集起來，並吸引生產要素和釋放增長動能，當然無法迴避一個問題，就是地區政府領導和官員團隊應該如何發揮作用。地方政府的傳統手法是招商引資，但區域經濟在未來的新競爭，將不僅僅限於招商引資。無論從國內還是從全球來看，傳統的招商引資競爭即使還有不小空間，但所受掣肘將越來越多，例如，提供各種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優惠、土地價格優惠，用電價格優惠，以及形形色色的補貼，都會受到更多規範性約束。即使是傳統的招商引資，地方政府在未來可能更加側重對集群系列而不是集群單體進行招商，並進行系列化精準配套。由於產業與創新、人力資本之間形成了新組合，產業發展、創新發生、人才湧現，越來越多地在產業創新生態圈中進行，所以，地方政府需要從傳統的選擇性產業政策轉向新型的產業創新生態圈政策。當然，這又是另一個議題了。
未來的地方政府之間競爭，將不限於可量化的營商環境指標的比拼。首先需要對投資者、創新者、創業者和運營企業提供個性化和全程化的服務，而這些服務又不違背公平競爭政策，譬如，對基礎設施缺失進行適用性建設和改造，對運營中的困難進行不破壞市場機制和不違背市場規則的協調和幫助，對配套體系不足進行專門性彌補和升級，等等。其次，需要在整潔優美的工作和居住環境方面，在安全、環保、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在服務業的健全，特別是金融服務業的健全方面，甚至在社會交往和創新創業交流方面，提供更優越的條件，使得產業、創新、居住都有著更適宜的環境和氛圍。再次，需要大力推動區域治理的現代化，形成法治化、公民化的社會，不但政府廉潔、透明、高效，而且法治、信任、合作、和諧、參與等社會資本得到不斷充實，從而社會資本成為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
概而言之，儘管仍會有優惠政策的競爭，但會有更多的個性化和全程化而又親市場的服務方面的競爭，安環教醫文方面的競爭，金融等服務業更加健全的競爭，社會資本充實度和治理現代化程度的競爭。
競爭的贏家，能夠將產業(Industry)、居住（Habitation）、創新(Innovation)這三個要件聚合在一定的地理範圍內，形成產居創聚合圈(簡稱IHI)，產生強大的聚合效應，從而成為未來增長極。當然，三者聚合，並不是說三者之間，特別是居與產之間，勿須保持適當距離。未來增長極，到底應該有哪些主要產業和主導產業，難以事先確定；它必將是產居創聚合圈，則比較確定。抓住確定性，把注意力放在產居創聚合圈的構築上，而非抓住不確定性，把注意力放在產業選擇上，更容易打造未來增長極。當然，未來增長極，不一定都是佈局於較大地理範圍的大增長極，即使在縣和區這樣的小地方，也可以通過精準定位和錯位競爭，形成專業化特徵更加明顯的小增長極。在這場新競爭中，地方政府領導及其官員團隊，無疑可以發揮有別於“挑選贏家”的傳統產業政策的積極作用。
當年佩魯和繆爾達爾等經濟學家在研究增長極理論時，本意是希望少數地區先行發展一步，然後帶動其他地區發展，從而實現由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到平衡發展的跨越。
但是，過去幾十年的歷程表明，地區發展的不平衡長期存在。未來的區域發展格局中，極圈效應一旦形成，就具有較強的穩固性和吸附力，就會對其他區域的趕超構成難度。所以，未來增長極只會出現在少數地區，極圈化現象還可能會更加明顯。當然，可能會有大增長極與小增長極並存，大區域聚合圈與小區域聚合圈同在，而且區域之間的經濟競爭畢竟不會消失，所以極圈與非極圈之間的相互易位也存在機會。儘管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政府還是應該對產業和人口的集聚進行得當和適度的引導與調控，防止過度聚集和區域之間的發展過於不平衡，但也應該鼓勵聚合圈的出現。其他地區，即使成為增長平庸區，它們也可以不甘於別的方面的平庸，借用“極”的概念來表述，它們可以努力成為科研極、教育極、藝術極、生態極，等等。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編輯：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