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雪牯牛山》(二)

我繼續在去牯牛山林場的路中行走。因為沒有戴手套,我拿著雜木棒的手指有點冷得快凍僵了,我必須經常不斷的舞動木棒,以增加身體的熱能。隨著海拔的增高,山上的積雪越來越厚。前面是一片竹林,竹子被積雪壓得彎下來,蓋住了山間的小路,要從上面走過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只能從下面的拱形中彎腰前進。這時候,我有點躊躇了。因為不久前我還聽見有不知名的野獸的叫聲,如果我輕率的進入這條竹子彎成的隧道,以我的身高(1.82米),在有些地方,我必須彎腰或者蹲著行走,如果遇見狼,我的抵抗力就要大打折扣,要是有兩隻狼前後夾攻,那就“狼為刀俎,我為魚肉”了。難不成就此打住?也許當年我受水滸的影響,有點所謂英雄情結——《水滸傳》中,我最佩服的英雄是武松,有時候也幻想自己成為武松那樣的英雄人物,也是我前面希望出現一、兩隻狼來讓我試試手段的一個若隱若現的想法——能夠成為打狼英雄也好——可能年輕人都有這種成為英雄的渴望吧。所以,我當時儘管有點猶豫,還是決定勇往直前。因為我的那些三腳貓功夫曾經讓我盲目自信,認為自己就是可能有武松那樣的英雄氣概。說起我的三腳貓功夫,好像有點對不住我的授業師傅,因為他確實是教了我一些入門的拳術和學武的武德。說起來,我學武的初衷卻是有點好笑。

《風雪牯牛山》(二)

1966年初,我初中畢業後,下放到紹興南山青年茶牧場。那年,我16歲,還是一個“吃長飯”(開始長個子)的孩子,個子瘦小、單薄。年輕人總喜歡打打鬧鬧,當年,茶牧場總共有一百五十多人吧,男性同胞有八十多人(包括成年的和沒有成年的),有條不成文的規矩——就是以力服人——有點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味道,你能夠打過誰,就取而代之。我的座次大概排在四十名以外了。平時打打鬧鬧也沒有覺得什麼不對勁。有次,我們勞動了一天,收工後,我照例去食堂打我應該分的幾瓢熱水,沒想到掌瓢的“哥們”只給我分了很少的一點熱水,我要他再給點,他死活不肯,並說沒有多少熱水了,但我看見他給另外的女知青的水就明顯的比我多,而且態度明顯的不同——滿眼是討好和諂媚的笑。這是我看見最早的“以權謀私”的例子,儘管現在我已經原諒了這位“哥們”,但是,當年我卻認為這是奇恥大辱,因為它不比一般的打架,輸了可以一笑了之,我把它看做是對我人格的一種侮辱。這成為我學武的初衷——就是我一定要打敗他。

我懇求父親幫我找一個學武的師傅。父親當年可能是看見習武可以強身健體,又因為文化革命已經開始了,他不希望我去社會上瞎闖,就給我找了一個武術老師(是一個相當高明的老師)。

《風雪牯牛山》(二)

他開始先教我一些武術的入門功夫,什麼扎馬步、運氣等等。後來又教了什麼羅漢拳、燕青拳、岳家拳等等。我也練得非常用功、勤奮、認真。身材迅速竄高,體力也明顯增強,在幾個一起練武的小夥伴中,我是進步最快的——各種姿勢是中規中矩,出拳也是呼呼生風。學會岳家拳後,師傅要我學習太極拳,我說:“師傅,太極拳慢吞吞的,有什麼用?還是教我少林拳吧。”可能師傅認為我有點狂妄自大,他說:“你已經夠了,不需要再學習什麼別的拳術了。”從此不再教我。

我開始自己勤學苦練,並且自己摸索,覺得比沒有學武以前是大有進步,而且非常實用。我也在每隔1、2個月回一次茶牧場,和那位哥們較量過幾次,雖然還不能取勝,卻一次比一次進步——我信心大增。半年後,我就能夠輕鬆打敗那位哥們了——他在連摔幾個跟頭以後,簡直不敢相信——這小子幾個月不見,居然如此了得,幾次較量,他確認不是我的對手後,終於低頭認輸。並就以前給我“穿小鞋”的行為表示道歉。

《風雪牯牛山》(二)

1969年,紹興南山青年茶牧場解散,一小部分知青去了內蒙古通遼,大部分知青就地安排在解放公社各大隊。我到了革命大隊(現在的婁宮鄉桃園村)。在這裡,我結識了一個湖南來紹興投親靠友的知識青年,名叫謝幾時。與他的結識,好像冥冥之中註定我的知青生涯會有一些不尋常的經歷。

我們結識的具體時間已經記不清了。只知道不知不覺中,我們大隊出現了一個講話拗聲的單瘦青年,後來知道他是從湖南來的知識青年,我們不知不覺的相互之間產生了好感,有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覺。在我的印象中,他單瘦的身材好像在靈魂和肉體方面都在進行一種近乎自虐般的歷練。

只要天氣稍微熱點,他就一般是赤膊上陣:耘田,有些農民都穿著長衣長褲,怕禾苗割傷身體;他卻是身上被禾苗割得一道道紅色印痕卻渾然不覺;雙搶時,儘管烈日當空,他連草帽都不戴,依然是赤膊、短褲,身上被曬得蛻去一層皮,也沒有見他訴苦。

《風雪牯牛山》(二)

我因為身長力大,早被生產隊派到石子山拖石塊,給漓渚鐵礦搞基建用。這是一個危險活——山路陡峭,板車上裝了一千多斤石塊,沒有剎車,全靠兩隻手臂夾緊板車扶手,讓車架的後面緊緊抵在路上產生的摩擦力減少板車下衝的速度,才能夠安全將板車放到平地。這麼說吧,我在石子山幾年,全大隊所有勞力,除我之外,基本上沒有不受傷的。三大五粗的農民尚且如此,危險性可見一般。有一天,在石子山崎嶇的山路上 出現了一個單薄的身影,就是這位幾時兄了。他拉著一車石塊往山下放——我在他的後面,我真為他捏把汗,他麻桿粗的大腿哪裡能夠抵住板車千多斤的下衝力啊!——果然,板車下衝的速度越來越快,我趕緊大叫:“快把板車往山壁上頂。”他將板車一打橫,板車把手終於頂在山壁上,總算化險為夷。其實,這件事我早已經淡忘,他卻在40年後的現在,仍然還記得這件事。他跟我說:那次在石子山,如果不是我,他100多斤就交代在石子山了。我就笑他,你當時哪裡有100斤啊?他說:“那確實,當年我最重時96斤,最輕時92斤——胸脯可以當搓衣板(肋骨條條凸顯,像搓衣板)。”我問他,當年為什麼去石子山拉板車,他說:“為了每天2毛錢的補助啊!”

相處的時間越長,我發覺我們之間的共同語言越多。我和他都喜歡蘇辛詞,他說,他還喜歡秦觀、晏幾道的詞——什麼“霧失樓臺,月迷津渡”、“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啦……果然有不少好句。他還會背裴多菲的《我願意是激流》、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我記得當時我特別喜歡《再別康橋》、《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因為它能夠引起我強烈的共鳴——當然是特別希望能夠在“再別農村”時“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瀟灑和“憧憬未來”的美好時光了。

《風雪牯牛山》(二)

現在,颳起了一個知青回憶熱,各地的知青網站辦得風生水起。出現了一大批高質量的知青回憶錄。本來,知青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人的生活經歷、見識不同,當然對問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各人把自己的經歷和對那個時代的認識真實的寫出來,可以組成一個知青生活的萬花筒及那個時代的眾生相,讓我們的後代對那個時代有個清醒的認識。我認為是我們當過知識青年的人的義不容辭的責任。

但是,有一部分知識青年的回憶文章(包括一些知青題材的電視劇),有美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之嫌。當年,上海下放雲南的知青和浙江知青以臥軌、絕食等等激烈的舉動換來了中央的重視,當時一位中央領導人表態:上山下鄉運動引起幾方面不滿意——中央不滿意;農民不滿意、知識青年不滿意、知識青年家長不滿意。現在在回憶錄中唱高調的人,什麼為改變農村一窮二白麵貌奉獻青春啦、戰天鬥地無怨無悔啦、堅決走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道路啦、建設兵團的基層領導關心知識青年無微不至啦,等等,不一而足。好像他們要給我們的後代留下一個知識青年在農村的生活是多麼有趣、多麼浪漫的印象。我覺得他們是歪曲了知青生活的真實現狀。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沒有那麼多風花雪月、知識青年與農民沒有那麼多的魚水情深。在當時那個物質生活極度缺乏的情況下,農民沒有理由,也沒有義務給知識青年特殊照顧。就拿我下放的紹興農村來說,知識青年要與農民同工同酬那是一種奢望。當年,解放公社的知青工分普遍低:男知青的工分在4.5至6分左右;女知青的工分就只有3、4分左右了。我在石子山拉石塊,不會因為我沒有出過事故就給我和當地農民一樣的10分工,仍然只有5.7分工。我們隔壁大隊(阮港大隊)的寅生,身強力壯也只評了4.5分工。

再說,當年的知識青年,在某些方面,生活比當地農民有更多的困難。特別是女知青,她們更加柔弱,遇到困難更加難以解決。當年雙搶,紹興農村一般早上是三點多就出工了,勞動了很長一段時間後天才顯出一點魚肚白;收工要到傍晚8、9點,收工後,當天的稻草必須當天分完。分稻草不是按斤兩來分,而是數個數,農民家的小孩也上場幫忙:他們動作靈活,眼光又“毒”,大些的稻草很快都被他們搶光了,知識青年只有望草興嘆了。挑稻草也是一個考驗女知青的難關:一根很長的竹扦擔,兩頭捆不少稻草,擔子重、重心低,起個肩都困難,那些女知青本來就已經身心疲憊,如何能夠再挑起這副重擔啊。我是能夠幫忙就儘量幫點,但是,不是所有的紹興女知青都有人幫忙啊。不知道她們回憶起當年的知青生活,會不會覺得是親切的懷念?農民回家,已經有熱飯熱菜在家等著,知青回家就只能冷飯冷菜對付著。紹興是個能源緊缺的地方,每年分的稻草要佔全年燒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知識青年因為柴火少,所以一般是早上煮一餐飯,中飯晚飯就用食盒子裝著放在被窩裡,讓中飯晚飯在吃的時候不至於太冷。

《風雪牯牛山》(二)

說個小故事吧。當年,浙江是全國第一個全省糧食跨《綱要》的省,紹興農村的糧食畝產量已經過千斤。紹興的精耕細作在全國有名,當然工作量也越大。紹興的耘田,是在水稻長到一定的高度後,先潑上大糞或者化肥,然後,一群人一字排開,跪在田裡一路爬過去,雙手將雜草除去並將田土疏鬆、肥水攪渾。這在農村的少婦和家境好的女孩子一般是不參加的,講究乾淨的男勞力也儘量避免參加——因為不但髒,而且禾苗的葉子會將人的大腿或身體劃出一條條血印,汗水一浸,麻辣火燒的痛;而且田裡有一種田蜂(湖南叫水蛆),讓它蜇一下,也是痛不可擋。知識青年沒辦法,只有參加。男知青沒有把它當一回事,女知青就有點吃不消。我們大隊有個女知青叫董建章,有次耘田,我看見她剛上田埂,眼睛紅了(手上有泥,不能揉擦)。我問她:“阿建,你哭了?被田蜂射了?”她說:“沒有,是砂子吹到眼睛裡了。”田野儘管不缺清風,但是哪裡來的沙啊?女知青有苦難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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