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中，釋指中國佛教文化。佛教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社會現象，佛教在中國既是一種信仰實踐，又是一種文化現象。佛教文化，給全國的山光水色，增加了足夠地詩情畫意，現在的世界，率土之濱，莫不有寺，名山之頂，何處無佛。在全國各地，到處可見到美侖美奐，壯麗雄傳的塔廟和勝地。但是，佛教文化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影響，遠非如此。千百年來，佛教對中國的生活、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佛教從兩漢傳入中國，逐步滲入到中國人民的各項生活之中，從語言、詩歌、音樂、戲曲、文學、學校教育，圖書印刷，翻譯，雕塑、繪畫、醫學、天文，道德教育，法律建設，建築，飲食，穿戴，傢俱，養生保健，環境保護，旅遊，電影，喪葬等等無一不受佛教的影響，同時，也促進了各方面的長足發展。在佛教文化的帶動下，興起了佛教史，目錄學，翻譯學，邏輯學，語言學，以至講習方法等等，大大豐富了古代文化的寶庫。
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的終身教授季羨林，他不信佛，但他深入研究佛教，他是著名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他說：“我懂一些佛教歷史，也曾考慮過佛教在中國發展的問題。我總的感覺是，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研究還非常落後。我們現在應該急起直追，對佛教在中國歷史上和文化史、哲學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細緻、具體、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做出比較正確的論斷。這一件工作，不管多麼艱鉅，是遲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遲要好，否則我們就無法寫什麼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再細分起來，更無法寫中國繪畫史、中國語言史、中國音韻學史、中國建築史、中國音樂史、中國舞蹈史，等等。”(季羨林《我和佛教研究》)
在文學方面：由於佛典的翻譯，刺激了中國文學的革命，從詩文的意境到文體的演變，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就已有了新的氣象。六朝時代，由於梵文的拼音——華嚴字母的翻譯，啟悟了中國文字的反切，由反切產生四聲，由四聲而把五言與七言詩改進為律絕。
中國原是沒有文法可言的，但在唐朝時代，卻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譯，將印度的文法輸入了中國，比如“八囀聲”，即是名詞、代名詞、動詞、助詞等。又如佛典中的“六離合釋”，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種。現代人多以馬氏文通是中國文法學的鼻祖，其實唐朝時代，中國就已有了文法學，只是未能普遍地為民間運用而已；再如《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史上文體及作法——文學批評論的不朽名著，但它的著者劉勰（法名慧地），卻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長的，晚年也出了家，他的作品，頗受佛教文學的影響及鼓勵。到了唐代以後的文體，多能近於寫實而順暢，乃是受了佛教文學的感染；經隋唐而至宋代，“彈詞小說”或“評話”的出現，那是受了佛教所用“變文”的影響；近乎語體的唐宋詩，如白樂天及蘇東坡等的詩，是因禪宗的“頌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淺出的新詩而來。乃至梁啟超先生說：中國古詩中的第一長詩“孔雀東南飛”，是受馬鳴大師所作“佛所行贊”的影響。唐代的禪宗諸大師，創用白話的語錄體，說明佛法的要義，因此而有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出現，完全是照學的禪宗的筆法。明清的小說是由平話及擬平話而來，小說中“有詩為證”的風格，散文之後以韻文作結的形式，以及彈詞裡的說白與唱文夾雜並用，明明白白是受佛經中“長行”與“偈頌”並用的影響和暗示。由於佛典的翻譯，也為中國增加了三萬五千多個新語。
在藝術方面：魏晉的佛教建築，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建築形態。由於佛經中敘述天宮及佛國淨土，故魏晉以來佛教的建築施設，力求藝術化，建築物的佈置、點綴、莊嚴、雄偉，都有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又如佛教傳入的佛塔建築，也為中國的建築史，帶進了一步，開拓了新的里程。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還給中國帶來了塑像藝術。在此以前的中國，尚沒有塑像的技藝，唐朝的佛教塑像，美麗盡致，曾極一時之盛，上個世紀，曾有日本人在蘇州某寺發現了唐人的塑壁，後得蔡元培申請政府保存。洛陽的龍門，大同的雲崗，那些偉大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飄飄欲仙，栩栩如生之勢，那不唯是中國的藝術寶庫，也是世界性的藝術偉構。在繪畫方面，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享譽世界。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說：“雲崗石室與敦煌石室、龍門石室，不啻中國北方之三大佛教美術陳列館”。又說：“後漢以降，佛教輸入，中國之美術，遂由貴族美術一變而成為宗教美術，建築則從宮殿樓臺而變為寺院塔婆，繪畫雕塑則從君臣肖像而變為佛菩薩像，工藝則從器皿服飾而變為宗教之佛物法器。此種美術形態之延續，自後漢以迄於今……在中國文化史上，實佔有極重要之地位”（見“中國佛教美術”）。由於佛教的許多碑碣的保存，也為中國的書法，儲蓄了無價的財富，許多名家的字跡，多由佛教的流傳而得遍及民間。“魚山梵唄”，是受了佛教梵音而來的中國音樂。從敦煌石室的發現，知道在馮道的印刷術之前，佛教於隋唐時代，就已有了通俗宣傳的刻板印刷品。
在哲學宗教方面：佛教初入中國時，道教的排斥很大，但到了魏晉時代，講佛學的引用了老莊，講老莊的也引用了佛經，從此之後，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備，在許多方面是取材於佛教，比如地獄及閻羅的觀念，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運用了。在佛教未來之前，中國沒有閻羅的印象，到了宋時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由於禪宗的啟發，宋元明的儒家——理學的出現，根本就是禪化的儒教。近世以來的中國思想家中，比如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梁啟超、胡適、梁敕溟等，雖然未必信仰佛教，他們卻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啟發。1964年，在美國檀香山舉行的第四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中，中國的方東美（人名，1899－1977，名珣，字德懷，後改字東美，一代哲學宗師，也是位傑出的愛國詩人，被譽為中國現代哲學思想史上的“東方詩哲”、現代著名哲學家），也強調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所要建立的宗教世界。史家錢穆，對佛教有極高的敬意。哲學家唐君毅，自稱受到圓覺經等的啟發很多。可見佛教文化對於中國的貢獻，過去有了之，現在仍然有之，未來也將必定有之。
在民間的風俗方面：中國原有的儒家信仰，是著重於現實人生的建設，無暇推究生前與死後，所以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對於生前死後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體，都是存而不論，所以說“祭神如神在”。儒家縱然講到善惡的補償及懲罰，也只寄望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經）。自從佛教傳入之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觀，為中國的民間，帶來了新興的理論和信仰。佛教理論中生死輪迴的問題，以及善惡報應的問題，告誡人們，一切行為，均由各自負責，善報屬於自己，惡果也屬於自己，現生不報，來生必報。這一點，鼓勵了人們要積極地行善去惡；這一觀念，對於千百年來的中國民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佛教哲學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分析，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稱譽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在世界觀上，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是處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循環之中。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一己的解脫與拯救人類聯繫起來。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的交互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它以獨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給予人們以新的啟發，使人們得以解放思想，擺脫教條，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個新的世界。
人類文化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斷。我們要汲取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精華來充實發展民族新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內，有人一提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其實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已不再是純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匯合而成的文化形態。
佛教從傳入到現在，隨之而來的佛教文化，無不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雖然很多人還不認識佛教，但是生活中處處未有離開佛教。僅就生活和文化而言，已經夠我們大書特書了。我們在全國各地，只要你翻開各省的省志，各州、府、縣的地方誌，要查名勝古蹟，僧道寺院，便已佔去一半。佛教對中國文化產生的影響，已經和儒、道一體，積澱出了根深蒂固的中國生活和文化，佛教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