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古典小說的，或者聽過歷史評書的，在印象當中都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詞彙：免戰牌。而且，不管是《三國演義》，還是《楊家將》、《隋唐演義》等古典評書，無一例外都出現過“免戰高宣”的說法。那我們就奇怪了，免戰牌為什麼會這麼有約束力？怎麼一掛敵人就不再進攻了呢？
免戰高宣只是一定年代的國家禮儀，你要當成福氣可就大錯特錯了
其實，如果說出實話來，可能很多人都大跌眼鏡，因為這所謂的免戰牌不過是一種時代的象徵，而小說中也好，評書裡也罷，絕對是將這免戰牌的功效神化了。
首先，我們必須要清楚這樣一個事實。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社會雖然傳統，但卻有著非常嚴格的禮儀標準。哪怕是打仗，如果對方沒說準備好，另一方也絕對不會出其不意地進行攻打。因為這樣的出戰，有違儒家禮數，不被世人認可。
說起這個按禮制出戰的典例，宋襄公絕對是不能不提的一個人。他本人對於戰爭也好，還是治國也好，一直是禮貌有加的。但當時各國已經開始利益私有化，在戰爭面前開始講求戰術戰略。
但在這方面，宋襄公就如同木頭疙瘩一塊，由始至終不曾改變過，結果，當他與楚國對戰時，有趣的事情發生了。那就是他排兵佈陣等待楚國宣戰，當時他是有先機的，但奈何就是要守禮制。最後，他只看禮制了，人家楚國來了個先兵後禮，將宋襄公打得落花流水。
當然，這屬於是個案，我們只是想通過宋襄公的遭遇告訴大家，在春秋時期，禮制一度領導所有潮流。輿論幾乎是萬能的，可以讓所有人卻步。在這樣的前提下，各國交戰時，只要掛出免戰牌，那還真的有用，至少對方不會窮追猛打。不然他們會被世人所不齒，如此贏了比輸了還難看。
可問題是，這種免戰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是隻適合在春秋時期，而且也不是整個時期，只不過是一段時間內。假如你以為備好軍糧，堵好城門，來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死守，將對方軍士給活活等回去，那你就太過天真了。
為什麼這樣說？你想在視禮數為生命的春秋時期都有可能讓人違背禮制，那在禮崩樂壞的年代不就更不值一提了嗎？
你想免戰，想以等待來乾耗人家的糧草？做夢去吧。人家又不傻，大軍一到，國家就要消耗成千上萬的軍資費用。明明可以快點打完收兵的，會為著什麼禮制而讓你享受“免戰”的福利？哪個時代也沒有純傻子不是？
所以，免戰牌這種東西，說起來是一項戰爭福利，但有時候很可能給自己留下無窮的後患。因此，有免戰牌是真的，管不管用就完全要看當時你的對手如何來看待它了。如果遇到宋襄公式的禮數之人，那就恭喜你了，假如不是，對不起，你掛十塊免戰牌也無濟無事。
免戰牌不是免死牌，掛出來之後的後果，可能是你所想不到的
說起這免戰牌，它是在哪個時代出現的還真不好說，但清朝時期的評書講演中就非常受人關注了。比如《說岳全傳》裡就有這樣一段：城上即將“免戰牌”掛起，隨你叫罵，總不出戰。
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一個問題，那就是你掛了免戰牌，其實並不等於人家認可不戰，不然也不會有罵陣一說了。對方也就是實在攻不進你的城中，不然連罵也不罵，直接就攻進來了。
但在古代的時候，純樸的民眾對這個免戰牌是非常相信的，因為他們處於相對樸實的年代，信用是一種被看成尊貴無比的東西，所以深信只要大家都認可免戰牌，那肯定不會在掛了免戰牌之後還發動人馬。
可事實上，這樣理解免戰牌是不對的，古時候有免戰牌不假，而且也一度真的受到實用與尊重。可隨著儒家思想的消褪，這種免戰牌就相當於雞肋了。
比如說清軍初入關時，明朝軍隊沒少掛免戰牌，但人家該搶搶，該打打，不擄掠個盡興絕不收兵。有的時候，清軍看著明朝軍隊不敢動，還會非常挑事地用木牌子寫上“各官免送”的免戰牌，然後直接送去明朝軍中。
看看，這免戰牌都成了反作用了，直接被人家清軍拿來羞辱你大明江山，如此免與不免的戰牌還有什麼意義？最初掛免戰牌可是非常禮貌的一種避免戰爭的行為。
因此，在後來朝代的對戰之中，免戰牌已經不是最初的意義，他本身不再是等候合適的機會出兵對戰，而成了一種心理上的屈辱。一旦將免戰牌掛出去，那就勢必說明一個問題：我們打不起了。這給自己家的隊伍最直接的心理弱勢，勢氣一無，自然也就只剩下捱打的份兒了。
另外，免戰牌在後來其實根本就變成了投降的意味。因為打不打那是勝利者一方的事情，他如果要打你，你掛一百塊也不管用。而且後來的戰爭中，通常免戰牌一掛，那都是在醞釀投降條件的基礎，之所以先把免戰牌掛出來，就是要求你不要再傷害無辜了。
所以，免戰牌這種東西，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避戰不假，但想要免死，卻是不現實的。只要你不投降，那你就只有被迫迎接戰爭，被迫受死的份兒，其他的，那都是假的。
據說清軍在甲午戰爭中曾特別向日本求“免戰牌”，結果卻因此中了日本的計，當時逃跑的清軍“死屍遍地，血水成渠，慘目傷心，不堪言狀”。這其實也就說明了免戰牌這種東西的本質意義：它的用途全在勝利的一方，至於如何用則是人家的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