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西方各國紛紛開始表現出重視的態度，提出一系列的所謂社會隔離措施，甚至派遣了警察和軍隊上街監督。在多倫多市中心，從4月以來，很多公園都出現警察的身影，
然而這些市中心的公園，往往是流浪漢、低收入者和精神病人逗留的場所。疫情的加劇，導致包括圖書館、餐館、咖啡廳在內的室內場所一概關門大吉，流浪漢們的生活也變得越加窘迫，與此同時，警察的執法往往帶有傾向性，對富人寬容，對窮人嚴厲甚至苛刻無理，昨天，筆者算是親眼目睹，親身體驗了這一幕。
3月31日，加拿大安省政府為了執行所謂的社會隔離規定，賦予警察一項臨時權力，規定警察和市級執法人員有權在緊急狀態期間對違法人員採取強制措施，包括鑑定個人身份以及對違法行為處以罰款。根據《緊急情況管理和公民保護法》，違反社會距離且未能證明個人身份者將處以750元罰款，阻撓警方行使權力者將處以1000元罰款。
然而，在多倫多，什麼算是社會隔離措施呢？根據多倫多市府的文件，公園裡不得有五人以上的聚會（除非這五人來自同一家庭），除了家人之外，人與人的距離應該保持2米，這兩條是最主要的硬性規定，這裡不討論相關規定是否合理，只討論具體執行問題。
隨著3月31日安省賦予警察臨時權力，多倫多市長莊德利也4月2日下午宣佈通過緊急立法，在多倫多公園或公共廣場內，任何人被發現與他人距離少於兩米，將被處以高達$ 5,000加元的罰款。多倫多市長還表示，為了嚴格監督市民，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會派出數百名警察在街上巡邏，包括公園和任何公共區域。多倫多警局局長說，週末將會看到大街小巷都有穿著制服的警官的身影，大量警察出警到城市各個地方，監管人們是否隔離。越來越多的人會因為沒有執行社會隔離而遭到罰款。
那麼，讓我們來看看多倫多執行社會疏離的力度吧。
由於家裡孩子沒有學上，從3月中旬以來，我們偶爾會出去散步，當然，我們的鄰居也一樣，國外的情況跟國內不一樣，地廣人稀，如果僅僅是各自散步的話，人與人之間並不會有什麼接觸。大家散步的地點一般都是附近的幾個公園。
我們至少去了五個以上的公園，這些公園都處於中產階級社區，每次都看到許多家長和孩子們在那裡戲耍。這些家長和孩子一般以家庭為單位，各自玩耍，基本能保持2米以上的距離，但偶爾也有犯規者，比如有些家長會聚在一起閒聊。
（中產階級家庭在公園散步）
3月份的時候，一些家長和孩子還會去攀爬公園裡的兒童娛樂設施，隨著疫情惡化，娛樂設施上捆綁了黃色膠帶，大家也都知趣地放棄了這些活動。
到了4月份，進入了所謂嚴格執行社會疏離措施的階段，就我的個人觀察，確實有警車停在公園旁邊，但警察始終靜坐車中，並沒有下車干預市民的活動。而這個時期，公園裡的市民數量往往比3月更多，因為春天到了，人們耐不住室內生活，而且又沒有咖啡館可去，於是都湧進了公園，這些市民大多衣冠楚楚，有些還夾著平板電腦。我們在這些公園逗留時間有長有短，但不管多長，從未遇到過任何麻煩。
（衣冠楚楚的市民在公園散步）
然而，昨天，我和孩子來到一個以窮人為主的街心小公園，那裡的情形大不相同。這個公園破敗、骯髒，一看就是流浪漢們往來的場所。由於我們經常為流浪漢做義工，所以不會對這樣的場所心懷嫌棄。不過，跟我們一樣想法的人似乎不多，比如，幾乎沒有中產階級模樣的人會在這裡逗留，坐在這裡的人往往衣裳破舊，扛著行李，看上去風塵僕僕，似乎每天都在遷徙中。
我們來到這個公園時，公園裡只有一個黑人，他默默坐在一個角落裡看手機，我們在另一個角落坐下，不一會兒，來了一箇中年人，他揹著大包，似乎所有家當都在裡面，他雖然談不上衣衫襤褸，但神色憔悴，鬍子拉碴，彷彿已經跋涉了很多路，他選擇了另一個角落坐下休息，顯然，大家都很瞭解社會疏離的規定。
接著，我們的一個朋友也來了，她是一位靠殘疾金生活的原住民女性，剛從食品銀行領了食品，也走過來休息片刻，她向我們招手，在我們附近坐下，我們主動換了個位置，坐到對面另一個地方，我開玩笑說：“別忘了保持社會距離，不然警察來了會找我們麻煩的！”
我和原住民朋友之間的距離大概有2-3米，但肯定不會少於2米。另外兩個人距離我們很遠，他們彼此也相隔很遠，我們這幾個人各佔了公園的一個角落，除了我跟原住民朋友還聊上兩句，另外兩個人都是一聲不吭。
這個原住民朋友的伴侶去世不久，她本人有精神方面的病症，由於在家隔離太久，心情十分抑鬱，所以我很願意陪她聊一會兒天，反正保持了足夠的距離。
以窮人為主的街心小公園常有流浪漢駐足。
整個街心小公園，就我們這四個大人，外加一個小朋友，我自以為遵守了社會疏離的規則，不會有什麼麻煩。然而，剛坐下沒幾分鐘，兩輛警車就在我們邊上停下，甚至響起了警笛，我還沒反應過來，一個警察就從車窗裡伸出頭來，吆喝著說：“你們都必須離開！”另外兩個角落的那兩個人默默站起，準備離去。
我很吃驚，反問說：“為什麼？我們保持了距離啊！”我指著我和女友之間的距離。警察態度惡劣地說：“甭跟我談這些，你們必須走！你想惹麻煩嗎？”
我的原住民女友和那兩個人都乖乖站起來，那個扛著大包的人長嘆了一口氣，嘴裡嘟囔著，他似乎已經被驅逐過很多次，很不甘心的樣子，但還是老老實實走了。警察看到他們起身走開，也就沒有多逗留，開車走了。只有我和孩子依然在原地。女友邊走邊向我招手：“嘿！還不走！他們會給你麻煩的！”
公園裡只剩下我和孩子兩個人，我默默坐在那裡，想冷靜幾分鐘。我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中產階級社區的公園有那麼多人來來往往，警察坐在車裡視而不見，而這個破舊的小公園裡，
就三四個窮人或流浪漢走累了歇口氣，或獨自一人默默玩手機，卻會遭到斥責或吆喝呢？警察有什麼理由向我們耍威風呢？當然，也許我太幼稚了，警察向窮人耍威風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這幾個窮人是多麼老實，甚至不質問警察憑什麼驅逐自己，顯然，他們的人生經歷告訴他們，跟警察較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多倫多市長要求市民儘量待在家裡，還怪市民不配合，然而，相比於流浪漢或居住條件惡劣的底層人而言，居住面積寬敞明亮的中產階級豈不更有條件在家隔離？他們可以在大客廳裡喝茶，也可以陪孩子在後院戲耍，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直接搬去湖邊別墅躲避疫情了，而那些無家可歸者和住在陰暗地下室的低收入者，不是更需要去公園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嗎？
過了幾分鐘，那個被趕走的黑人又回來了，依舊坐在老地方，繼續看他的手機，顯然，他是一個無處可去的人，而那位風塵僕僕扛著大包的中年人，卻沒有回來，但願他今晚能找到一個落腳之地。然而，沒過多久，又有一夥警察過來，對我們上下打量，最終我還是決定離去，因為坐在那裡實在無法放鬆。我前後只在那裡坐了不到10分鐘，就遭遇兩夥警察，估計如果在那裡多坐一會的話，還會遇到更多的警察！
加拿大整體上是一個不錯的國家，對低收入者的福利也比美國更勝一籌，但本地也有很多不足之處，比如警察和社工這些人群，本該是服務於人民的，但這些人往往嫌貧愛富，經常是看到富人就彬彬有禮，看到窮人就吆三喝四，我昨天目睹的就是典型一例。
筆者身邊有很多致力於爭取流浪漢權益的活動人士，他們不斷向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改善對流浪者的待遇，與此同時，他們自己也經常到處收集食品和衣物，提供給街頭人士。筆者經常聽到這些活動人士控訴警察虐待流浪漢，心裡還有些不信，心想西方的警察執法也是有根據的，也許流浪漢也有做錯的地方，但現在算是眼見為實，即便流浪漢一言不發，老老實實坐在公園角落，也會遭到莫名斥責，而富人們卻可以輕鬆、愉快地享受逛公園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