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如果說中國經濟是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輪，那麼每位參與者、見證者、推動者和描述者都是由此產生的濤聲。
我們在成長中接受世界的洗禮，我們在壯大中見證祖國的富強。對過去最好的紀念是繼往開來，對未來最好的預想是尋找過去的必然。
在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歷程中，有這樣一個地方、有這樣一群人正是這個時代的創造者和見證者，他們必將被歷史永恆記憶。
敢闖，是明晰時勢
40年來，和中國的大多數地方一樣，山東諸城也經歷著經濟社會發展的跌宕起伏，從農村大包乾到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從城市化建設到鄉村振興，諸城始終走在了全國的前列。
如果我們從諸城40年改革開放歷史中截取一段，無疑90年代引領中國的企業股份制改革就是最華麗的篇章，是歷史的驚鴻一瞥。
90年代初，按照中央統一部署，諸城對150家市屬獨立核算企業進行審計。冰冷的數據彷彿告訴當時的人們，這座孕育了舜帝、公冶長、諸葛亮、張擇端的文化名城，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150家企業中103家虧損，43家資不抵債。當時諸城有18000人吃財政飯，但財政收入不足8000萬，幹部工資不能按時發放。半死不活的國企狀況和入不敷出的財政處境，都在告訴他們，諸城經濟已經到了一個“不能按部就班、不能常規推動、不能萎靡不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艱難境地。
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有許多，但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喪失了對市場現狀的準確判斷、對市場規律的基本遵循、對市場經濟的大膽嘗試。
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市場，只有把企業交給市場，只有把企業交給有心力、能力和實力的人，才是對形勢的最好明晰。
今天看來這些司空見慣的認知和做法，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歷史往往是人創造和推動的，在這期間以時任諸城市長陳光為代表一大批改革闖將，在諸城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經過調查分析，認為化解企業危機的關鍵是調整產權關係，用“恆產者有恆心”的經濟鐵律，推動企業降本增效、健康發展。企業和財政的雙層困境，讓他們不得不選擇一條在當時還是未知的路：企業改制。
敢試，是辯證方法
1992年4月，就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後不久，以時任諸城市長陳光為代表的一大批改革者，啟動了這項後被廣泛傳播為“賣光”的國企改革。
面對這項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大事，尋找和打造試點，不僅是對企業的負責，更是改革者們對歷史的負責。
1992年10月，諸城市委、市政府首先在諸城市電機廠進行股份制改革試點。並於12月份，成立了首家股份合作制公司。全體職工以企業內部持股的形式，將企業的270萬元生產經營性資產全部買下，把國有企業變成由277名股東共同擁有的股份合作制企業。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打造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和服務。一時間，諸城轟動了，山東轟動了，全國轟動了。
作為這項工作的主要推動者，當時的陳光一夜成名，有媒體把“陳送光”“大陸私有化突擊隊長”、“陳賣光”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甚至有人說諸城的改革是在走資本化道路。譽之毀之者有，支持反對者有。
陳賣光——與其說是當時送給改革者的貶義綽號，還不如說是歷史給他們的無心褒獎。勇敢者總有勇敢者的勇氣，改革者也總有改革者的定力。因為，他們深知只要遵循了市場規律、只要符合市場經濟大潮，只要能把企業做好，只要能讓人們過上好日子，就是符合共產黨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辯證主義，等待他們的只是時間的玫瑰和改革的結果。
對一座經濟發展風雨飄搖中的城市、對一批置身風口浪尖中的改革闖將，無論是讚美還是詆譭，都不足以讓結果來證實當下、證明自己。
試點成功了！
敢為，是把控全局
試點成功後，諸城市農具廠、諸城市服裝總廠、針織製衣有限責任公司等也紛紛進行改制。從1992年開始，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全市213家國有和集體企業完成改制，其中90%以上的實行股份合作制。在改制的激勵下，虧損的企業起死回生，本來盈利的企業，也迎來了發展騰飛的契機。由於諸城"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的國企改革，是國企職工的自願選擇，且市政府同時做好了社保等配套體制的改革，整個改革進行得比較順利。
朱鎔基同志為了解諸城企業改制情況，先是在1996年2月份派遣聯合調查組進駐諸城。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帶領國家體改委、國家經貿委、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辦公廳、財政部、人民銀行、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國家土地局、中央黨校九部委21人，進行了為期8天的系統調查，基本肯定了諸城的改革做法。
在不到1個月後，朱鎔基同志又親臨諸城。3天時間考察了5家企業，召開了3次座談會。調查期間，他追根問底，認真而不留情面，整個調研氣氛格外嚴肅緊張。1996年2月，中央聯合調查組赴山東諸城處理"賣光國企"事件。最後的結論是:諸城的改革，方向正確，措施有力，效果顯著，群眾滿意。
後來的實踐也證明，“賣光”成了諸城改革的轉折點。諸城這個沒有港口碼頭、沒有鐵路、沒有高速公路、自然條件不好的縣級市，企業面貌在改制後發生了巨大變化、企業效益實現飛速提升。
我們可以看看以下這些數據：1996年的諸城與1990年相比，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由17.3億元增加到72億元;財政收入由0.85億元增加到3.2億元。以諸城機動車輛廠為例，這是一家唯一通過無償轉讓產權改制的公司。發展至今已成為中國品種最全、規模最大的商用車企，輻射帶動了諸城三百多家汽車配套企業，屬地配套率達到60％以上。截止2017年5月，福田公司向諸城貢獻的稅收累計超過30億元，按照當初送出去的576萬元淨資產計算，相當於市裡用22年時間收回了近520個機動車輛廠。
改革在進行時，股份制改革推行一段時間後發現，由於職工持股過於平均，又有了新的大鍋飯苗頭，不利於充分調動廣大幹部職工的工作積極性。於是，諸城又進行了以“四擴一調”為主的二次改制，就是在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基礎上，通過內部職工增資擴股、轉讓銀行貸款擴股、量化新增資產擴股、吸收社會法人擴股，調整股權結構，打破了持股過於平均導致的決策慢、頭緒多的局面，把中小企業的改制工作又深化了一步。
轉變政府職能，由參與企業內部管理，調整為幫助企業改善外部環境。國有企業不進行產權改革不行，但只講產權改革也不行。產權改革的成功，需要整個國家體制和社會的轉型來配合。1992年底，市委一刀切掉了五個工業主管局，只保留了一個工業委員會。建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企業遇到市場風險發生破產，仍有保障制度為依託。1992、1993年的改革之初，建立了養老、醫療、女工生育、工商、失業五大保障制度，給改制企業的員工吃了“定心丸”。
在此後，經濟學家郎鹹平和國企買家顧雛軍，就是否導致鉅額國資流失的問題，展開激烈爭論。隨著顧的經濟問題引起司法介入，郎顧之爭又演化成企業界與經濟學界關於國企改革的得失之爭。諸城以一個縣級市因改革的及時和徹底，走出了一條國有中小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先行之路。不但為全國的中小企業提供了新鮮的經驗，還完善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為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提供了思路。
1997年9月，創始於諸城的股份合作制經濟寫入了黨的“十五大”報告。報告指出：目前城鄉大量出現的多種多樣的股份合作制經濟，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導，不斷總結經驗，使之逐步完善。
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新生的事物，都是在顛覆和質疑中產生的。在偉大的改革開放歷程中，諸城人用企業改制詮釋了他們對時勢的準確判斷、對辯證方法的純熟運用，對全局把控的過人能力，印證了諸城人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改革精神，留下了宏大的改革開發濤聲，這是時代的烙印、發展的動力，應該被今天的我們記住和發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