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第25个“全国爱眼日”。据官方发布的最新权威数据，我国近视眼患者已达6亿。
换言之，几近全国总人口的一半都是近视眼。
记得小时候检查视力，凡被卫生老师点名叫到，要去配戴近视眼镜的小朋友，一个个哭丧着脸，耷拉着脑袋，既自卑又害怕，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世界末日。
我就曾是其中之一。
一方面，班里的近视眼少之又少，总被同学谑称“噶梁”、“四眼”、“书呆子”。
另一方面，彼时的镜架又沉镜片又厚，一旦戴上，效果堪比“微整容”，从此与青春美少女绝缘。
但，没有办法。总不能一直眯着眼睛上课。于是，我只能自我安慰：父亲遗传，先天的近视基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为了更大程度上的自欺欺人，我还在我的“遗传”学说前面更冠上了“老师说的”。
就这样，一场撕心裂腑的滂泗嚎啕之后，我的戴眼镜生涯也就拉开了序幕。
随着学业的深入，周遭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异感也就越来越麻木，越来越习以为常、不足为奇。
更何况，眼镜也愈益变得轻巧、时尚。再后来，隐形眼镜也开始流行、普及，我终于在大一那年，恢复了之前那个不戴眼镜的自我。
后来，我才知道，近视眼的困扰自古就有，而且困扰的对象还以文豪、名人居多。
比如《石林燕语》中，就曾记载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高度近视，“常时读书甚艰，惟使人读而听之。”
欧阳修画像
而陆游也有“少年读书目力耗，老怯灯光睡常早”。
还有人说纪晓岚“貌寝短视”，就连雍正帝也未能幸免，不仅是大近视，还有收集各类眼镜的癖好。
更有意思的是说张爱玲之所以清高，是因为高度近视，10米外六亲不认，50米外雌雄不辨，你让她如何平易近人，笑容可掬？
1939年，时年19岁的张爱玲就读香港大学文学系时的学生证
放在今日，当两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近视眼的时候，我想成长中的下一代一定再也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了吧。
但现在的情况恰恰是越发糟糕。
因为我们的眼睛使用频率真的太高，使用环境真的太坏，致使正常视力的损耗太早、太快。
我的不少闺蜜是小白鼠。她们一掷重金，第一代接受了近视激光手术。她们经历了疼痛，不能剧烈运动，以及提前老花。
她们最先吃了螃蟹。她们的将来将会如何，没人能够回答。
曾几何时，我闺蜜的孩子，或闺蜜孩子的同学，又在接受各种各样的矫正镜、第一代OK镜治疗。
所有的治疗，都是为了见证一个刘谦式的奇迹。但偏偏忘了所有大师的魔术实在抵不上防患于未然的重要。
作为一个资深的近视眼患者，我一点也不自豪。
我不否认我父亲的深度近视，根据生物遗传的理论，可能先天影响到我的视力。
但是，我还是要说，坚持要说，我的近视，很大程度上还是源自我自己的用眼不卫生。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应该会倍加珍惜、爱护我的眼睛。
一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有个良好的用眼习惯，以此拥有真正明亮的未来。
即便未来的科技无比发达，即便近视眼再也不是什么不可逆的顽疾，我还是希望我的孩子能用自己的眼睛，未被纠正、改造的原始肉眼，清澈看清大千世界。
真的，我希望。
确信这也是所有为人父母者的殷切希望。
既然有希望在，那就实际行动起来。
把这“全国爱眼”，不只是定格在一个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