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来到来到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名一名光荣的支边青年。我们知青一个班七八个人，住在竹笆墙草片屋顶的通道式宿舍。两间床之间的墙上有一个半米见方的窗户，平时开着，晚上睡觉时，就用一块布帘遮住。竹编的房门上没有锁，我们用一段铁丝拧成“8”字当门扣。其实也不是防贼的，那时候还没有贼敢到连队里偷东西，主要防的是黄牛和水牛，因为之前不止一次，我们睡得正香时，它们晃晃悠悠地进了屋，用它那粗糙的大舌头舔我们的脑袋，着实把我们给吓到了。
这样的草片房，墙体因为是竹篱笆，并不严实。透过稀疏的缝隙，可以看到夜空中高悬的星星和皎洁的月亮。这样的房子虽然不坚固，但是倒也冬暖夏凉。每个班的班长都是老职工，他们嫌我们闹腾，不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另外搭的篱笆草棚。
我们那时在连队的伙食团吃饭，每月交九元伙食费，每人有38斤大米的定量，还有二两菜油。吃饭时，大家都围蹲在一起，每人碗里都是清一色的几片菜叶子汤。那个时候，蔬菜很缺乏，肉就更别提了，一个月也难得粘上一次荤腥。在我们那时看来：“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就是肉。”
我们连长是老职工了，以前参加过剿匪，生活经验丰富。晚上，他把大家召集起来，提着煤油灯，到江边的沙滩上逮知了。天黑后知了不会飞，我们人多手快，不一会儿就捉满了一麻袋。第二天，大铁锅里放一点油，再把知了倒进去翻炒，撒一点盐，喷鼻香。全连队每个人平均能分到十来只，再吃上两大碗饭，干活也有劲了。
我们连队也有自己的菜地，因为是刚开垦出来的生地，肥力不够，种菜的知青也没经验，只见播种，很少看见菜长出来。猪圈里养了两头猪。人都没油水，吃不饱，猪更没有东西喂，只好放养。结果一年也只有六七十斤，瘦得尖嘴猴腮，没个猪样。
这里的四季并不分明，春夏秋冬对于我们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只分旱季和雨季。每年的十一月初到次年的四月末，是旱季；每年的五月初到十月末是雨季。我是北方人，一年只种一茬庄稼。而在那里，一年四季都可以种，一年四季都可以收。所以，我们一年里总有干不完的农活。
我们连队在半山腰，田在山下，每次下田要走将近一个小时。中午，我们都在田间休息，食堂会派人过来送饭菜。我们每天早上出过操，太阳刚上东山时就扛着锄头、带上斗笠、拿着塑料布出工了。
在一望无际的甘蔗地里，我们一字排开，每一人一垄地，唱着“战歌”相互打气。烈日炎炎，汗如雨下，地里的蚂蝗异常活跃，不知不觉就爬到双腿、手臂甚至是脖子上。它们什么时候叮上的没有人注意，往往都是吸饱了血之后才被我们发现，然后“噼噼啪啪”地将它们打落到地上。我们男生还好，女生刚开始时胆子小，没有见过这么大、这么多的蚂蝗，往往吓得又哭又叫，手足无措。时间长了，她们的胆子也大了，见到蚂蝗也习以为常，像男生一样，用鞋底板拍拍打打，就将蚂蝗从身上打到了地下。被蚂蝗叮过的地方往往会血流不止、生疮流脓，往往会引起高烧、疟疾，苦不堪言。
我那时长得瘦小，但是为了“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事事不落在后面，咬牙硬干，甚至故意不戴斗笠，只是为了能把皮肤晒黑一点，显得更壮实。刚去的那年年底，全团除了留守人员以外，差不多近千人全部到西山去开荒、挖梯田、种橡胶。一路上，遍地红旗和标语横幅，上面写着“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向荒山要胶”等口号。放眼望去，满山遍野里，红旗招展，轰轰烈烈。我们近千人没日没夜地挖山伐木，每天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将近一个月后，一个个一尺见方的橡胶穴、一层层梯田展现在我们面前。战天斗地的开荒工作终于宣告胜利！
第二年旱季末，我奉命带着几个知青进深山伐木，为连队过雨季储备木柴。我们伐木小分队整整在原始森林里顽强战斗一个月，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危险和艰辛困苦令我终身难忘。进入原始森林半个月左右，我们的给养所剩无几，我独自一人走出深山回连队催给养。连队的战友看到一个走路摇摇晃晃，瘦骨嶙峋，头发老长的乞丐都很惊讶，好半天后才认出这个乞丐竟然是我。他们看到我这幅样子，都很心疼，可是连队实在太穷了，伙食团根本找不出一片肉或者一个鸡蛋。
三连的知青们听说我回来了，看到我的惨状，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碗积满油垢、稠乎乎的猪油。我扑上去，贪婪地闻着油碗散发出来的阵阵香味，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将这一碗猪油喝完。放下空碗后，我感到浑身舒坦，躺在床上就睡了过去。那一觉，整整睡了十四个小时。
很快，我空口喝了一碗猪油的事情在全营传开了。很多人都拿着药来关心我，然而我并没有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闹胃疼或者拉肚子，身体也没有任何不适。后来，这件事渐渐地就被人遗忘了，可在我的生命中，这碗猪油却变成了一个美丽的青春记忆。它的意义胜过今天的一切美味佳肴。
（恒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