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明朝明年，農民起義大規模爆發，以李自成為首的闖王大軍，攻陷了京都，崇禎帝自縊而死，皇明王朝宣告滅亡。歷史上，如何一場農民起義都有一個共性，即農民不堪重負生計無著，這是起義的重要原因，明朝末年也不例外。明朝末年，小農所佔之田不足天下之半，但承擔的稅賦徭役卻十分繁重，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形式。
明代，土地兼併十分盛行，到了明中葉情況更加嚴重，各類莊田紛紛湧現。自耕農和屯丁在土地被兼併後，陷入無業境地，負累逃徙者被迫成為流民，這也給明代社會發展帶來一系列問題。究其原因我們可以發現，明代各種政治勢力在土地兼併中的作用不容小覷。簡單來說，土地兼併直接或間接導致了明朝滅亡，而明朝的政策與統治實況，導致了愈發猖獗的土地兼併態勢，而官方誘導下的兼併更是明代的一絕。
01
皇族，成為了兼併過程中挑大旗的存在。依照明代制度，親王需赴封國就藩。這些就藩的親王擁有大量的土地，這些土地通常被稱之為“王莊”。那麼，王莊土地從何而來?無非是通過被賜、奏請、納獻、逼買、強奪等手段。
其中賜田與奏請皆屬於撥官田，如座落宛平縣的仁壽宮莊，在嘉靖末年就撥“宛平備邊地太清觀等處一百七頃四十九畝餘”，“永安鄉 地二頃四十三畝，龐家莊地二十七頃九十四畝餘”;萬曆三年，又撥“宛平香山等處一百六十八頃九十八畝餘”。
至於納獻、逼買、強奪則屬於侵民田。王莊侵奪民田的實例更是不勝枚舉，如憲宗即位之初，曾籍沒太監曹吉祥在順義縣的土地三十五頃建立官莊，該地原為十項十三畝，另二十四頃八十七畝為曹吉祥霸佔的民田。而到嘉靖間夏言等奉命查勘時“又佔過民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
明代禁止王府自行購買田地，如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規定：
“各處王府不許置買田地，霸佔民業。”
然而雖有禁令卻屢禁不止。《據明憲宗實錄》記載：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明憲宗就曾提到因違法而被革除爵祿的趙王朱見灂 “買田八十頃六十畝” 一事。
在明代，為求庇護，一些自耕小農將自己的土地獻給權貴，甚至也有奸人妄指民田為荒地以進獻給權貴，這些情況皆被稱為“投獻“。朝廷雖有禁令，但在利益的驅使下，明中期以後，投獻之風日盛。
正德年間，林俊曾向朝廷奏報稱：
“近年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
在投獻風潮中，不但有百姓投獻自家田地，還甚至有一些奸民妄指某地為閒地投獻給皇親的情況。可見，王莊建立的過程就是以暴力侵奪人民土地和逼民為佃的過程。
02
皇親國戚，堪稱封建王朝的雙雄。皇族在兼併中挑大旗，外戚自然不落下風，而且其可謂是兼併的主力大軍，兼併之花樣繁多。
明代的外戚在經濟上享有種種特權，佔有莊田就是其中的一項。至成化、弘治朝更是惡性膨脹，成為當時社會的毒瘤之一，給社會造成了諸多危害。
外戚莊田的土地除了皇帝賞賜之外，其主要來源就是大肆侵佔民田。明代外戚依仗自己的身份和實力，通過強佔、投獻、購買等方式大量佔有土地。
- 01，強佔民田
外戚為了佔有更多土地，有些在賜田之外，倚仗權勢，非法侵佔民田或官田，是赤裸裸的掠奪行為。自洪武朝駙馬歐陽倫強佔民田開始，外戚強佔民田的情況屢見不鮮。其中最為典型的當屬明憲宗王皇后之弟王源強佔民田的行為。據《明世宗實錄》所載：成化十六年（1479年），王坦彈劾王源
“吞佔民產乃有千二百二十頃有奇，可耕者三百六十六頃。
王源田莊的土地最初只有賞賜的二十七頃，後來通過私自劃定界限竟侵佔民田一千餘頃。被強佔土地的靜海縣民將王源告到了京師，引起了朝廷的重視。最終，憲宗勒令王源將私自強佔的土地全部歸還於民，同時詔諭天下，禁止貴戚侵佔民田。可見，當時外戚強佔民田已是普遍現象。
- 02，坐收投獻
接受投獻，是明代外戚攫取土地的一個方式，是其強佔土地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明初，明太祖曾明令禁止投獻，如有違者則戍邊，之後禁令漸弛，投獻之風愈甚。
最初投獻的土地多為永不起科的荒地和自耕農土地，隨著勳戚階層人數逐漸增多，可投獻的土地減少，一些有主民田也“被投獻”給外戚。英宗時，山東就發現有奸民指民墾田為閒田，獻諸畹戚的情況。
據《明憲宗實錄》所載，憲宗時，戶科左給事中丘弘上書：
“近年權豪勢要專利病民，或稱為退灘，或指為空地。”
孝宗即位之後，於弘治三年（1490年）和十三年（1500年），連續下令禁止皇親貴戚接受投獻，可見當時外戚接受投獻的情況還是存在的。然而，雖然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投獻，但投獻作為“頑疾”仍然無法根除，直到明末仍然存在。
- 03，花錢購買
購買也是外戚獲得土地的一種方式，其中包括購買賜田和購買民田。明初規定，賜田屬於官田，允許世代相傳，禁止買賣，如遇無嗣可襲的情況，需悉數還官。然而仍然有一些外戚不顧朝廷規定私自出售賜田。
據《明世宗實錄》記載：弘治十七年（1504年），外戚會昌侯孫忠的後人將五百頃土地以白銀450兩的價格出售給同為外戚的慶雲侯周壽。
嘉靖元年( 1522年)，周壽同建昌侯張延齡因田土發生糾紛時，又查出周壽續買土地777頃；嘉靖六年，戶部侍郎王軏清查土地時，發現勳戚之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嘉靖十七年，在清查外戚張鶴齡、張延齡兄弟的財產時，發現“自買順義縣莊田一處，計47頃”。由此可知，購買也是外戚獲得土地的一種方式。
03
明代中後期，在皇親國戚外，出現了第三方利益集團，即宦官集團。這些人擅權弄威，強取豪奪，自然不會放過兼併土地之利，進而成為了明代土地兼併的主力之一。
宦官，這一封建政治中的特殊群體在明朝發展到了頂峰，雖然明代禁止宦官干政，但是不可否認宦官在明代政治中起著重要作用。他們憑藉著皇帝的信任與依賴，擁有一定的政治經濟地位。
在土地方面，他們不僅在管理皇莊中為自己謀取私利，還依靠自己的權勢買賣、接受或兼併土地。宦官對土地的兼併表現在多個方面。
首先表現為宦官對民田的大量侵佔。明代中後期，土地兼併異常激烈，宦官往往通過其特權身份以強賣的方式侵佔奪取民田。據史料記載早在宣宗年間就已經有此現象發生了：
“宜德六年，顧左等出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在外侵佔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
不過此時，宦官勢力還沒形成氣候，宦官往往還有所收斂。之後隨著宦官政治勢力的膨脹，宦官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賄買查辦人員，以保有佔取的民田，使其對民田的強佔就更加廣泛了。弘治十年( 1497年)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上奏:
“畿甸百姓，疲憊已極，(李廣)乃假琬戶為名，侵奪土地，幾至激變良民”。
正德年間，“閹人多奪民業為莊田”，等等。這些都是正德年間宦官強佔民田的事實。直到明末，宦官對民田的強佔仍在延續。
其次還有奸人為了某種目的，將別人的土地投獻給宦官的情況。史籍中記載宦官接受投獻的例子是很多的。弘治年間“靈壽奸民獻地於中官李廣”；嘉靖六年( 1527年)，內監接受“奸民投獻”， 準備“奪民久業”，但受到百姓的告發，沒有成功。
再次，宦官還對軍屯土地進行侵佔。“甘州屯田肥饒者，多為太監總兵等官佔據，而軍官則含冤賠糧，衣食不足”。軍屯地被宦官大量的佔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軍屯遭到了破壞，明王朝的邊防也受到了影響。
宦官為擴大自己的莊田，以他們特殊的身份權勢為依仗，通過超經濟強制的手段攫取民田、軍田。這不僅破壞了土地自由買賣的制度，更給當時的社會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04
官吏、士紳，這些坐陣地方的實力派，無疑是土地兼併的關鍵所在。
明代中後期，土地“投獻”的情況比較嚴重，不僅有皇親國戚宦官接受投獻的情況，當時的官紳階層也是“納獻”方之一。對於明代官紳而言，其土地兼併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納獻”。
正德年間，朝廷正式發佈詔令：
“內外仁宦之家，量其官職崇卑，定為優免則例。”
官紳正式享有免除部分賦稅和徭役的特權，因此也引發了大量的土地“詭寄”的現象，即很多小農為逃避賦役將自己的土地偽報到官紳戶下。
官紳相對於皇親、外戚和宦官來說，他們與庶民有更直接的接觸，他們的一些決定直接關乎著庶民的利益，正因如此，他們更方便從中得利，比如得到小農的土地或土地的使用權。顧炎武說：
“三吳官戶不當役，於是有田之人盡寄官戶。”
由此可見，不止小農，一些富民也會為逃避賦稅徭役將自己的田地納入官紳之戶，不僅如此，也有一些官僚的親友將土地寄於官紳戶下的情況。官紳作為當時的基層領導組織，利用自己的特權兼併大量土地，成為土地和財富的佔有者，這導致了官紳和鄉紳勢力的膨脹，在一定程度上又反過來加劇了土地兼併，同時也加劇了貧富差距，給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嚴重危機。
結語：明代各種政治勢力依靠自己的財勢地位，通過強佔、受獻、購買等方式進行土地兼併，特別是在初期，當時土地所有權沒有保障，政治勢力甚至可以任意侵佔財產的私有權。朝廷對此雖多次下令禁止，但往往成效不大。土地兼併不能得到有效抑制，最終導致明朝中後期農民起義嚴重、政府財政困難，社會動盪等局面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