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素有“一朝發祥地，兩代帝王都”之美譽。文物工作是建設歷史文化名城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文物的深入挖掘、整理以及研究，才能把文物背後的歷史和文化真正的傳承下去。
《瀋陽市文物志》是瀋陽市文物局組織大量文物工作者，歷經7年艱苦細緻的挖掘和整理所完成的一部瀋陽市文物工作的專業志書和重要文化工程。全書全面系統地記述了瀋陽市文物、考古和博物館的發展歷程和最新研究成果，詳實介紹了瀋陽市重要的文物古蹟遺存及館藏文物。
時隔27年 歷時近七載
《瀋陽市文物志》立足於瀋陽區劃範圍內的所有傳世文物、考古出土文物、遺蹟、遺存。1993年曾由瀋陽出版社出版發行。20餘年後，鑑於文博事業的蓬勃發展，瀋陽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暨瀋陽市文物局於2013年啟動了《瀋陽市文物志》的增修工作。
此次增修，以“體例完備、資料翔實、科學嚴謹、特色鮮明、經世致用”為宗旨，集合文博精英，歷時近七載，大小修改數次，精益求精，終於成書。 全書百萬餘言，近500幅圖片（含線圖），補充了最近20餘年來考古發掘、文物普查、文博發展的最新成果。
尤其是獨特的拉頁設計，全面的展示了傳世書畫的長卷，平時摺疊收於書中，看時拉開可見全貌。書前目錄細化到詞條，書後附錄三卷的所有插圖小樣，標註名稱和頁碼，方便圖文檢索。
▲《瀋陽市文物志》內文實拍展示
強大的編寫隊伍、翔實的資料收錄、新穎的裝幀設計，奠定了本書在目前遼瀋地區志書中不可撼動的地位。
瀋陽地區歷史文物權威工具書
增修後的《瀋陽市文物志》，橫分門類、縱觀史實，以志書體系為綱，分為不可移動文物、可移動文物、文物事業三卷，卷內分章，章下列節，分門別類，條理清晰。收錄內容，以瀋陽區劃範圍為收錄範疇，從上古直至當代，系統、科學地記述了瀋陽文博事業發展的歷程，將瀋陽區劃範圍內的重要文物遺蹟、遺存和各文博單位重要藏品、代表性藏品尤其是一級文物囊括殆盡，資料翔盡，卷帙浩繁，對宣傳弘揚瀋陽乃至遼寧地區歷史文明具有重要意義。是一部翔實的文化寶典，更是歷史文物方面的權威工具書。
▲《瀋陽市文物志》內文實拍展示
填補近三十年瀋陽地區無文博綜合性著作空白
此書的出版發行，符合了當前文博行業快速發展的趨勢，填補了近三十年瀋陽地區無文博綜合性著作的空白，其內容的豐富性、系統性、專業性、權威性和裝幀設計的新穎性，是瀋陽近百年來文物、考古和博物館事業所取得重要學術成果的結晶，是瀋陽市文物事業研究的重要文獻，也是一部有關瀋陽市文物的最權威最詳實記錄的工具書。
▲《瀋陽市文物志》內文實拍展示
書中部分傳世文物
瀋陽路城隍廟記碑
▲城隍廟碑碑文
1962年在瀋陽中街路北原城隍廟址院內被發現， 青石質。碑首浮雕二龍戲珠紋。碑陽額題陰刻楷書“瀋陽路城隍碑”六字。碑陰額題陰刻楷書“城隍廟碑”四字。贔屓座。碑刻共計千餘字。碑陽陰刻楷書豎式20行，全文358字。碑陰陰刻楷書豎式15行，全文654字。城隍廟碑刻於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中秋，保存比較完整，表面有風化。現收藏於瀋陽故宮大政殿東側。是最早記錄“瀋陽”地名的文物。
壓印組合“之”字紋深腹罐 & 斜口器
▲壓印組合“之’字紋深腹罐
夾砂紅陶。器身細長，深腹不外鼓，小平底，器物口沿外表飾寬凹帶，口沿下1.6釐米處飾有斜線錐刺紋，隔4釐米豎壓56道“之”字紋，在11.6釐米下面橫壓14道壓印“之”紋，1978年瀋陽新樂遺址下層房址出土。出土時為殘片，現已修復，口沿有小部分殘損，基本完整。為古代人的生活用具。
▲斜口器
夾砂紅褐陶，扁圓形器身，正面斜口呈“U”形，口沿外飾兩道壓印“之”字紋，在接近底部施有6道壓印“之”字紋，背部無紋飾，外弧不明顯，斜口深而寬敞，平底。1992年瀋陽新樂遺址下層文化房址出土。出土時為殘片，口沿上部小面積缺損，現已修復，基本完整。為古代人的生活用具。
上述兩件文物收藏於瀋陽新樂遺址博物館，是新樂遺址出土文物及新樂文化的代表器物。正是由於此類文物的出土及價值認定，新樂文化成為下遼河流域重要的考古學文化，併成為遼河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發源地之一的論斷成為佐證。
清太宗皇太極鹿角椅
▲清太宗皇太極鹿角椅
清太宗皇太極鹿角椅，該椅為清太宗皇太極御製、使用之椅。以鹿角巧妙的作成椅背及扶手，配以東北雜木製成，造型為圈椅式，整體風格淳樸。
椅背刻有乾隆年間清高宗弘曆歌頌先帝御製詩文，為清宮原藏文物，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十分重要。據考證，制椅所用鹿角很可能為皇太極親射之鹿。康熙、乾隆等皇帝東巡盛京之時，都將其作為先皇遺物瞻仰拜謁，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現在，更是極少數清太宗皇太極御用之物，國內外絕無僅見。
清努爾哈赤劍
▲清努爾哈赤劍
清努爾哈赤劍，又稱為龍虎紋寶劍。為努爾哈赤配飾用劍，據考證應為明朝所賜，史料載：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明廷敕封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龍虎將軍在明朝的官階中為武官“散階”的一種，位在正二品。這把劍反映了太祖起兵反明之前，身為明朝屬臣，受明朝冊封的史實，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物價值。
清乾隆款朱漆菊瓣盒
▲清乾隆款朱漆菊瓣盒
清乾隆款朱漆菊瓣盒，脫胎漆器，體輕如菊花。菊瓣式造型，規整而雋秀，漆色潤澤，乾隆晚期製造的珍貴御用品。並有標準的“乾隆年制”款識及金漆隸書乾隆帝御製詩一首，十分珍貴難得，在清宮帝王的御用品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是脫胎工藝的優秀代表之作。
金提爐
▲金提爐
金提爐，為清代帝后御用儀仗之物，成對使用。早在清入關前，帝后儀仗初具雛形，就有金提爐的存在。至乾隆十三年（1748），欽定“大駕鹵簿”，皇家儀仗最終形成定式，金提爐為儀仗中“金八件”之一，並始終排在“金八件”的最前端，可見其地位。金提爐在儀仗中使用時，配以提杆，執提杆行走；陳設時放於盤內，置於高几之上。
瀋陽故宮所藏提爐，純金製造。具有清早期特徵，是清代早期儀仗制度的實物見證，填補了清早期此方面史料記載的不足。此種形制提爐，相比於清中晚期程式化的儀仗用物，具有特殊的意義，數量稀少，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