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菽
中國古代曾是世界心理學思想最早策源地和豐饒產區之一。在古代思想家討論心性、道德和教育的理論或和宗教思想作鬥爭的著作中、在醫學理論著作和文藝理論箸作中，都包含著許多有關心理學問題的理論與資料，值得予以探討和發掘。但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出現於中國，是在清朝末年西方近代科學被介紹到中國以後，也即馮特創立了心理學實驗室試圖建立科學心理學以後。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學家蔡元培曾在德國萊比錫親聆馮特的哲學和心理學講課，學習過實驗心理。後來在1917年，蔡開始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同年，由中國早期的心理學教授陳大齊首先在北京大學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1923年吳頌皋由英文本轉譯了馮特著作“心理學導言”。
（一）馮特對中國前期心理學影響
中國心理學家中雖然沒有馮特直接的學生，馮特著作被翻譯為中文的也很少，但馮特創立的心理學體系及科學實驗的方向代表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科學發展的潮流和趨向，這種趨向，通過歐美和日本對中國的影響是頗深遠的。從清末興辦新教育以後，在1906年（光緒32年）由江蘇寧屬學務處出版了江蘇師範編的中國第一部心理學。次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王國維翻譯的丹麥海甫定著的“心理學概論”（根據英譯版譯出）。在北大開設“心理學實驗”課程的同時，1918年陳大齊著的大學用書“心理學大綱”也出版了。這些書在中國早期心理學的傳播曾起過較大的影響。
從其中陳大齊的“心理學大綱”比較系統地介紹了當時西方心理學成就，可以看到馮特的心理學影響。例如該書中認為“科學的心理學以經驗為主”，“內省法為心理學特有的研究方法”，“廣義言之，一切心理學莫非實驗心理學”。他把馮特作為構造派的代表，在評論機能派的短長之後認為“自理論上言之、要以構造的心理學之態度為合乎科學的研究法”。書中並具體介紹了馮特的溫覺、色覺、觀念聯合、情緒、意志等學說，尤其馮特的情感三向說、馮特對James-Lange情緒說的批判及馮特不同於英國聯想派的觀念聯合說。
1920年馮特逝世那一年，在中國心理學現代史上也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在南京高等師範由陸志韋、陳鶴琴兩教授主持開創在中國大學中第一個獨立的心理系。1922年由張耀翔教授主編創辦中國第一種心理學專業期刊“心理”雜誌，1928年由蔡元培創建的前中央研究院中設立了心理研究所，先後由唐鉞、汪敬熙教授主持工作。
20-30年代，是國際心理學各派爭鳴的繁榮時期。除馮特的心理學外，構造派、機能派、完形派、心理分析派都陸續被介紹到中國來。中國心理學也形成一個開始繁榮的局面。據不完全統計，從1922至1940年，中國共出版心理學專書370種以上，其中漢譯外國心理學各家名著不下160。除專著和譯本外，僅1930年1月至1934年6月的四年間，在115種雜誌期刊中有314位作者共發表心理學論文近700篇。
在各派紛爭的局面下，中國心理學界也與國際心理學界一樣，對於馮特所屬的構造派也有所褒貶；而且其他學派也表現出對中國有所影響，尤其是開始時的機能派和後來的行為派。但對於馮特本人及其貢獻仍都有人採取比較肯定的評價。他們認為“心理學最近四、五十年間，有急速之進步，德、法、美、意等國心理家輩出，最有力之貢獻者，則眾所承認現代心理學之泰斗馮特教授其人也”。馮特“生於新舊過渡時代”，“而亦為新舊兩派的郵津”；“他對於心理學的貢獻是使人改變研究的方法和採取科學的態度”“就心理學而論，它的範圍是生理學、心理物理學以至於開闢了社會心理學，然而最重要的一點還在替心理學樹立了一個重要的基石，即1879年建立了一個心理實驗室。……科學心理學的發展在此時才是正式開步走”。
馮特在開創實驗心理學（其早期即“生理心理學”）促使心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所作的貢獻，就是行為派在中國的代表人郭任遠也無法否認。行為派的中國代表者雖然反對構造派的意識心理學，但他對馮特本人的看法卻是，“1879年間德國有一位由哲學和生理學結婚後產下來的兒子——馮特（W.Wundt）創設一個所謂‘心理實驗室’，同時英美各國好幾個大學也有同樣的建設。從此以後，研究心理學的人就天天有建設‘科學的心理學’的夢想了”。郭雖然也認為馮特的實驗內省法不科學，它具有不能公開、不能重複、不精確、不可靠等六個缺點，但卻指出它的兩個價值：可作為研究問題提供線索與工具；其結果可作為他種實驗結果的旁證。
馮特對中國心理學早期的影響主要在心理學的體系和科學實驗方向。在心理學體系方面不但在上述大學用書中，就在中師的教本中也有明顯的體現。例如曾有較大影響的教本“心理學要領”（樊炳清著）中，關於心理學的對象和方法就與馮特所持的看法相似。書中認為，自然科學與心理學都是以經驗為對象的，只是“精神現象乃直接之經驗，而自然現象則間接之經驗也”；在方法上，也是主張自我觀察法、試驗法和研究語言、神話、藝術、風俗的外部觀察法。這本書雖然自稱是“立足於機能方面之上”的，但它的篇章的結構安排則和馮特的體系大致相若，甚至在“知覺”一章中還包括馮特的“統覺”。可見後來各派雖相繼傳入中國併產生了影響，但馮特心理學的潛在影響一直仍相當明顯。
馮特心理學的科學研究方向對中國心理學研究工作更有深遠的影響。中國早期留學德國的心理學家曾介紹過馮特實驗室兩次擴充的情況及在馮特逝世後萊比錫大學心理學工作的發展，認為“雖然在研究上已有多種分科，而在精神上卻多是馮特的遺蹟”。並針對當時中國心理學研究工作曾提出應開展民族心理學的研究。這顯然是受馮特關於“有兩門科學必須來支援普通心理學，即心理的進化史及比較心理學”的設想所影響。因為中國西南是多種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他認為“西南民族心理學是研究比較心理學和進化心理學最好的材料”。但這方面的建議沒有得到支持。
因為在舊中國，科學研究很少受到重視，當時我國心理學的根基也非常薄弱，所以這一工作一直沒有開展。而實驗心理學，尤其是馮特早期所開創的生理心理學領域，始終是我國心理學研究機構和心理學科研工作（包括解放前及解放後）的一個重要方面。
前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曾進行與心理有關的神經生理及大腦解剖方面的研究外，也進行行為的生理方面的研究，包括腦電、皮膚電、內分泌、胚胎行為等的實驗研究。汪敬熙的“行為之生理的分析”（1944）一書就是他這方面工作的總結。汪在心理學理論方面的文章，與馮特的某些看法也很有類同之處。他認為：“理論研究有兩條有希望的道路。一是利用動物生態學的方法或實驗方法去詳細記載人或其他動物自受胎起到老死止之行為的發展。在兒童心理學及動物心理學均有充分做這種研究的機會。這種記載是心理學所必需的基礎。二是利用生理學知識和方法去做行為之實驗的分析”。
在強調生理心理學的同時，行為主義在我國的代表者抱著極端自然主義的觀點，公然主張“行為學的使命就是把心理學機械化、具體化、實驗化、物理化和數學化”。正如馮特在創建生理心理學時為維護心理學的獨特性而反對把心理學屬於生理學一樣，中國心理學者對當時國際性的這種傾向，曾指出：“行為心理學和構造心理學……一個共同的弱點，就是受生理學的影響太大。構造派實驗室的研究大部分是因襲生理學上感覺的研究。行為主義者的基本觀念也是從神經生理學採取而來”。“心理學並不是生理學的一支也不是一種生物學。我們研究心理學應拋去一切從他種科學帶來的偏見，專從心理事實的自身去探索觀察。換言之就是，心理學應該有自己的觀點和方法，不可為他種學科的觀點和方法所蔽。有所蔽就不能完全觀察到一個事物的真相”。
當國際上各心理學派紛爭，中國心理學研究工作又未得到充分開展的困難情況下，中國心理學者在回顧過去，對心理學的未來發展也正如國外許多樂觀的心理學家一樣，充滿信心。他們曾把科學發展分為三個時期：物理學（牛頓）——生物學（達爾文） ——心理學。而且認為中國學者應對心理科學的建立作出貢獻。馮特曾認為心理學是一切精神科學的基礎。中國心理學者則曾設想終有一天“心理學的範圍帶領一切科學”。要發展科學“許多知覺靈敏的人感覺到還缺少一樣頂重要的東西。這個頂重要的東西，照有些眼光的心理學者看來，就是他們正在勤力探討的心理學。”
由上述可以看到，從心理學的體系、科學研究的方向及對科學的展望等方面，馮特對中國心理學早期發展有一定的關聯或潛在的影響，雖然其中也有不謀而合的性質。在這裡，還需要涉及的是馬克思主義對心理科學的影響。與馮特創建心理科學的同時，在19世紀下半葉，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已經誕生並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廣泛產生影響，“在一切有無產者和無畏的科學理論家的國家裡，都受到了重視和擁護”。德國是馬克思主義的故鄉和馮特心理學的發源地。
馮特早期（1855—1874）以一個自然科學家開創的心理學新領域中本來具有明顯的自然科學的樸素唯物論，但後來他走向了哲學上混亂唯心論，以至把馬克思主義等同於庸俗唯物論與形而上學而加以反對。這就不能不限制了他對心理學能夠作出更大的貢獻。墨菲在評論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時說：“對於心理學來說，他的重要性雖然在當時很小，但在俄國大革命以後大為增強”。在本世紀20年代，蘇聯科爾尼洛夫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建立辯證唯物論心理學。中國心理學者當時就已開始介紹了蘇聯心理學的情況，並且在30年代，我國一些心理學者也先後提出並探索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建立科學的心理學。但這個願望只有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才能較廣泛實現。
（二）解放以後的中國心理學
1949年中國解放以後，隨著中國科學院的建立即開始籌備並於1951年設立了心理研究室，1956年擴大成立心理研究所。同年創辦“心理學報”，至60年代中葉，共出版35期，發表論文、研究報告等近300篇。內容包括心理過程及生理心理的實驗研究、教育心理與兒童心理、勞動心理與工程心理、缺陷（智能落後）心理與醫學心理、心理學基本理論及心理學史。全國高校還出版了通用的普通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兒童心理學教科書。在此期間曾出版評論馮特鐵欽納構造派的專著。由於心理學是我國教育科學和哲學的基礎必修課目，全國各大專院校大多有自編的各種心理學教材，北京大學與南京師範學院等校還編了有關西方心理學派別和西方心理學史，對馮特有一定的評價。
50年代開始，中國心理學者比較認真和全面地學習蘇聯心理學，強調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和巴甫洛夫學說的基礎上開展心理科學的研究工作。眾所周知，在上世紀70年代上半葉，馮特開拓的“生理心理學”新領域“是特別緻力於研究心理過程的生理聯繫的”。本世紀50年代中國心理學者廣泛學習了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目的則更為明確，是為了研究心理的生理機制，是試圖運用巴甫洛夫學說及其條件反射的方法“徑直研究心理現象的物質本體（神經過程）”，作為在我國建立科學心理學的起點和方向。
國外心理學評論者對我國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似乎未加以應有的注意。我國的科學實踐表明，馮特曾開拓過的“生理心理”這個領域的研究，不但在深入揭露心理的物質本體是必要的，而且在教育、體育、醫療的應用也在逐漸擴大。我國雖一直把這個領域當成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但過去偏於實驗觀察，有關的理論探索顯得很薄弱因而方向不明，還有待努力深入和提高。
在心理學體系等方面，我國從50年代以來受蘇聯捷普洛夫、斯米爾諾夫及魯賓斯坦的心理學教科書的影響較大。但即使如此，從參考蘇聯的心理學體系中也仍可以找到馮特心理學的淵源。就以中國自編的高校通用的“普通心理學（上冊）”教本（曹日昌主編）來說，仍以知、情、意等心理過程為心理學的主要對象，以觀察和實驗作為心理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但這本書也有不同於西方心理學的特點，就是中國心理學者自覺地認為“辯證唯物論是心理學的理論基礎，也是心理學研究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因此很自然地強調心理現象是腦的機能，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強調必須探究心理活動的生理機制。而不同於馮特——“把大腦活動和心理活動並列起來，成為一種‘心物平行論’”。這本書還強調“心理學的基本任務……主要是研究心理活動的過程及其機制、心理特徵的形成過程及其機制、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徵的相互關係等許多方面的規律”，而不同於“馮特鐵欽納所代表的構造派，他們按照物質的形式把心理看成為由一定的元素所構成的複合體，所以就企圖仿照化學的方法來對複雜的心理進行化學式的分析”。
馮特心理學對解放後中國心理學間接的影響的正面和反面情況還不僅此。曹日昌同志曾從心理學的基本觀點進行理論性的概括，並舉出他主編的這本書為例說明：“由於它的自然主義的基本觀點，……不理解心理過程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它長期陷於‘生物學化’而不能自拔”。這裡他提出“自然主義”觀點的問題，有人曾從學科的發展方面追溯了它的歷史根源，指出自十九世紀實驗心理學成立以來，以及馮特的生理心理學在其研究範圍及方法論上都是“因襲自然科學”。
馮特的“把心理看成一種自然現象，而且把心理學看成一門自然科學的觀點”，對於摒棄舊哲學中對“心靈”的先驗觀點，無疑曾起過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面，有人認為馮特等人“把心理學引向自然科學，避免揭露人的心理的社會實質……。中國心理學數十年來受這種思想毒害是很大的，我們應該給它徹底地清算”。
對於如何開展心理學研究工作以便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問題，中國心理學者從50年代到60年代曾進行多次的爭論。例如，在身心關係尤其是高級神經活動與心理活動的關係上，除肯定物質第一性外，也象馮特那樣強調心理對生理的獨特性。有人認為二者是同一大腦的活動但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兩種表現。又如馮特強調的心理學是一門獨立科學、心理活動有它自身的規律一樣，中國心理學者一般認為心理現象有其自身的矛盾特殊性，並提出了各種有待探討的看法。
在方法問題的爭論中，實驗室方法的科學性問題曾經是爭論的焦點之一。對於這一點，有人曾介紹了巴甫洛夫在評價二十世紀以來心理學在研究方法上的失敗經過時曾對馮特實驗方法肯定地說：“起先是生理學者以後又成為心理學者與哲學家的馮特的企圖是比較成功的，他應用所謂實驗心理學的數學測定心理現象的實驗；他這樣蒐集了並在蒐集著不少的材料”。
關於學科性質問題，中國心理學者也有人像馮特早期把心理學看作自然科學的，但一般的看法是：“心理學是中間科學，既有自然科學的性質，也有社會科學的性質”。馮特後期曾提出“使心理學成為—門與自然科學相協調並補充自然科學的一般的、經驗的科學”〔馮特原著選輯（二）〕，中國學者則提出，“心理學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說明社會怎樣和自然聯繫著。心理學應該成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一座重要的橋樑”。爭論中分歧最大的是對於心理任務的看法，“一部分心理學者認為‘心理學的任務是研究意識的起源、發生、發展和人對客觀現實的反映過程’”；“另一部分心理學者則認為應當揭露‘人的心理意識如何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發展以及如何發揮它的能動作用的一切規律’”。
顯然前者強調應研究“反映過程”並揭露心理的生理機制，為認識論提供科學論據；後者強調應研究“意識傾向”並探討心理的社會制約性，為無產階級思想品德教育服務。爭論中有因強調應用而把心理學混同於倫理學的傾向，有人即用馮特關於心理學屬於實證科學而不是規範科學的這種說法說：“用傳統的話說，我的意思是說：心理學是一門實證科學，不是規範科學。實證科學的目的是在於發展、認識、研究客觀事物的規律、事物間的因果關係……。心理學不是研究思想的內容的善惡、美醜的規範的。對這種規範的研究是屬於倫理學等學科的範圍的”。學者們認為“心理學肯定不是規範科學”。
從50年代到60年代，中國心理學者對西方各心理學派曾進行過一系列批判和評論，如批判了行為主義、完形論、心理分析、及社會心理學等。還曾出版過“馮特和鐵欽納的構造心理學派的理論基礎”一書，對構造派心理學的對象、方法、意識、元素、心理過程、身心平行論等進行分析評論，認為“構造派倡導‘實驗心理學’、‘生理心理學’，對於心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起了推動的作用，並促進對心理學問題的實驗研究”，然而，該書的結論中提出：“馮特於1862年第一次提出實驗心理學的同時，謝切諾夫也提出大腦反射的理論。這標誌著近代心理學思想兩條路線的分歧。這本書把作為心理學家的馮特列為唯心論心理學路線的代表，與謝切諾夫的心理學成為對照。這是受50年代蘇聯心理學者魯賓斯坦的影響，是以哲學觀點代替科學分析的一種簡單化的作法”。
曹日昌同志認為西方各學派固然有他們世界觀與立場的限制，但主要應該看到他們在思想方法上的錯誤，“上一世紀和現代西方心理學家為爭取心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盡力企圖擺脫哲學的影響，但他們不懂得哲學的意義……他們的階級立場……使他們在心理學研究中找不到正確的思想指導，找不到正確的方法論……”。他們大多數還是束縛在舊的形而上學的範疇之內，因缺乏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和方法指導，而造成了觀察問題表面性、片面性與主觀性，並表現為絕對主義、折衷主義、實證主義、操作主義。其實科學理論來自社會實踐，“心理學理論是由階級鬥爭、生產鬥爭、教育實踐、醫療實踐、科學實踐中獲得的”。我們需要正確的哲學作指導，但不是以此代替心理學理論的研究。
50年代在學習蘇聯心理學的基礎上，中國心理學者也試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對蘇聯心理學派，尤其是對巴甫洛夫學說進行科學的評價。他們曾認為巴甫洛夫學說是對列寧的“反映論”的貢獻；肯定它是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基礎之一，但並不是唯一的基礎。當時曾把巴甫洛夫學說提到與馬克思主義並列的地位，這隻反映了中國心理學者對巴甫洛夫學說的重視，其實從50年代下半葉，在重視這一學派的同時，已開始引進西方當時新出現的科學理論與技術，如信息論、控制論、電子技術、電子計算技術，開始從多方面去開展心理學的研究工作，使後來中國心理學開始呈現“百花齊放”的興盛局面。
可是好景不長，60年代下半葉，“四人幫”開始直接插手心理學。他們肆意歪曲馬克思主義，否定精神活動的物質基礎及其規律，誣衊心理學為“偽科學”，解散心理學機構，致使中國心理學的科研和教學工作被迫全部中斷達十年之久。
（三）對馮特的評價問題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幫”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恢復才正式為國務院批准。各大專院校心理教研組也逐漸恢復工作。全國重新制訂了學科規劃，並開展心理學的各種學術活動。北京大學哲學系心理專業擴建為理科的心理學系。研究領域除繼續以前關於感知心理、發展心理、教育心理、勞動心理、醫學心理、生理心理的研究，還開展了工效心理、心理學基本理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現階段中國心理學工作的總目標就是從各方面去建立“一種具有社會主義特色、貫徹辯證唯物論觀點、吸取古今中外心理學一切積極成果、運用先進技術手段、適應我國四個現代化的要求，並具有我國自己理論體系的心理學”。在這個總目標的指引下我們把“馮特建立心理實驗室一百週年紀念”作為總結近代心理學創建以來的歷史經驗的起點，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評論馮特心理學”的學術活動，組織翻譯馮特心理學著作及有關的評論約50萬字，寫出論文專著50種以上。內容包括馮特心理學體系、方法、學說和理論、成就與貢獻、侷限及影響等。
在這次全國性範圍的評論工作中，逐步明確了兩項原則：（一）堅持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對西方心理學一定要一分為二，吸收其中所有可貴的成分。（二）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對於科學上、藝術上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本著雙百方針，開展自由討論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以期達到真理愈辯愈明。根據這些原則，中國心理學者對馮特的評論暢所欲言，各抒己見。
例如關於馮特心理學的理論觀點問題，有人從馮特的海德堡時期（1855—1874）的心理學業績進行具體分析，認為他這一時期是一個自然科學樸素唯物論者。有人從馮特的哲學體系及其認為世界就是“意志活動的整體，這些活動通過意志的相互規定把表象的活動安排成不同領域的意志個體的發展序例”（馮特“哲學體系”1897年第2版第417頁），說明他的哲學思想的主要傾向是客觀唯心主義）。有人認為馮特的觀點是與經驗批判論基本一致的，“以物質現象為間接經驗，以感覺為直接經驗，就含有感覺比物質更實在的意義。這樣，他又從客觀唯心論走到主觀唯心論了”。有人認為“馮特從心物二元論出發到達唯意志論的唯心一元論”，是“翻了一個面的康德”等等。
通過分析，中國心理學者認為一切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區別對待：（1）要區別早期與晚期，1875年以前馮特主要是一個樸素的唯物論者，晚期則陷入混亂的觀點中。（2）要區別心理學與哲學。若就整個世界觀而言，作為哲學家的馮特（1875年以後），正如列寧所批判的，也像大多數作家一樣“抱著混亂的唯心主義觀點”；但若就他的心理學某些理論而言，除唯心論外，並不排除其中有唯物的成分和辯證的因素。例如“馮特認為心理現象是過程……。如果有任何東西可以稱為靈魂，那末，靈魂只是心理過程的總和。這樣，舊式的靈魂就從心理學中消逝了。因此，一般人認為馮特是倡導無靈魂的心理學的”。
在新出版的“論馮特”這本專著中，陳元暉同志認為“馮特是哲學史上的株儒，心理學史上的漢子”。這說明我們不能把哲學與科學兩者簡單的等同起來。多年來國際上某些心理學評論家“片面地用馮特世界觀上的唯心論否定他在心理學上的貢獻及其在心理學史上的特殊地位，這是形而上學的一點論和歷史唯心論……在心理學史中的反映”。
中國心理學者推崇馮特的同時代人、德國當時自然科學唯物論的傑出代表恩斯特•海克爾（1834—1919）。他的名著“宇宙之謎”（1899）曾指出馮特的“關於人類靈魂和動物靈魂的演講錄”“第一版純粹是一元論的和唯物的，而第二版則純粹是二元論的和唯心的”，並表示他很自然地將馮特早年的基本觀點“當成是正確的自然認識，並積極地加以捍衛，以反對年邁的哲學家馮特的那種相反的基本觀點”。他對馮特的心理學業績給予了實事求是的評價，並堅持了真理，而且他試圖對馮特等人在哲學原理上的轉變進行了分析以便取得教益，但是他把馮特他們這種“認識上的自我轉變本身”單純地歸因於他們的生理年齡特徵——暮年時“大腦器官”退化了。
這就可以看出海克爾的樸素的、自然科學唯物論，是有它的侷限性的。要克服這種侷限性，“自然科學家就應該做一個現代化唯物論者，做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唯物論的自覺擁護者，也就是說應當做個辯證唯物論者”。
以上僅舉我們評論馮特心理學有關的理論觀點的簡況，其餘從略了。
總的說來，馮特是現代心理科學偉大的倡導人之一。他具有現代自然科學完備的訓練及傳統心理學非常淵博的知識。他以科學首創精神，早期廣泛採用當時科學實驗新技術，後期積極利用當時社會科學新成果，力圖擺脫思辯心理學傳統的束縛，開拓了生理心理學、實驗心理學、民族心理學新領域，並建立了各自的科學體系。馮特心理學是古典哲學中傳統心理學的終結、現代心理學的開端。
“因此，儘管馮特的整個的心理學體系還不正確不全面，它在心理學發展史上是佔有重要地位的”。它的課題範圍繼承了傳統心理學內容的豐富性與廣泛性，它的理論觀點有傳統心理學唯心論、二元論以及形而上學的影響，也有自然科學樸素唯物論；它所堅持的科學實驗方向及所探索的具體科學事實、規律和方法中的唯物成分和辯證因素，對科學心理學的發展有不可抹殺的意義，有待於心理學者作更深入的探討，以便發揚馮特心理學中的積極成分，克服其消極影響。
只有這樣做了才能使心理學在新時代推動下更好地前進。也只有這樣做了並對整個傳統心理學的種種理論基礎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科學總結，我國心理學者才能對我國的四個現代化作出應有的貢獻，才能使我國心理學自身走上充分現代化和充分科學化的道路。馮特建立科學心理學的宏偉願望的實現還大大有待於世界廣大心理學者的艱苦努力。
本文選自 心理學報 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