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餘話——並與王安憶、許子東書

作者 |羊城書叟

來源 | 孔夫子舊書網App動態

題記:
我說句平心話,她(張愛玲)的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她筆下的女人,都是性飢渴者,你生活的時期和我不同,你未經日寇侵華的日子,在我,漢奸是敵人,對汗奸概不寬容。
——《給鍾叔河的信》)楊絳
【背景音樂】
Max Bruch《Violin Concerto Noin G minor, Op. 26: Adagio》 https://c.y.qq.com/base/fcgi-bin/u?__=jUNTycQ @QQ音樂
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出版在1996年,當時在國內沒太大的反響,倒是在臺灣得到了一些人熱心人士的推介,獲得《中國時報》年度小說獎。但是,小說在大陸還是沒有太大的影響。臺灣人對《長恨歌》的褒獎,是對故國、故土、故城的懷舊吧。
倒是到了2000年,王安憶的《長恨歌》峰迴路轉得了茅盾文學獎。因為這部小說是寫上海的,特別是寫舊上海的,這不是主旋律的作品,所以,王安憶自己覺得這個茅盾文學獎來得有點“詭異”。其實,各種獎,實至名歸的不多,更多的是:無心插柳柳成陰。


2000年後,《長恨歌》越來越為人們重視,有拍電影的,有拍電視劇的,小說一次次放大,也被更多的人關注起來了。按研究當代文學許子東的說法:其實,王安憶一直以來都是以寫上海題材為主的,《長恨歌》之所以被關注,是半殖民地的歷史被炒作,後鄧時代、香港迴歸、浦東開發,上海被更多的重視,這個時候,《長恨歌》大紅大紫了。


但王安憶告訴許子東,《長恨歌》是在2000年得茅盾文學獎之後才在中國大陸被重視起來的,這有點讓許子東這位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人,有點始料不及了;他恍然說到:哦《長恨歌》被關注原來是在茅盾文學獎之後。茅盾文學獎到今天,還是有相當的影響力的,這一點,是研究當代文學所不能忽視的。

《長恨歌》餘話——並與王安憶、許子東書


改革開放之後,最先井噴式的是以盧新華、劉心武等一大批“傷痕文學”作品;接著就是“改革文學”了,像蔣子龍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柯雲路的《夜與晝》…

《長恨歌》餘話——並與王安憶、許子東書


中國當代文學的到了九十年代,已經呈現出多元化和多樣性的發展,像廣東出版的小說《商界》,像廣東出版戴厚英的小說《人,啊人》…北京的劉心武出版了長篇小說《鐘鼓樓》…


王安憶寫的《長恨歌》問世以來的沉沉浮浮,並不像許子東所說與“半殖民地的歷史被炒作”,半殖民地的歷史有什麼可炒作的!這是一段中華民族屈辱的歷史;也與香港迴歸更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和歷史邏輯的關聯,這種解讀未免是太牽強附會了。


廣東改革先走一步,這確實讓廣東在中國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有一段獨領風騷“芳華”,那時候的上海,還是從前的上海。管理層對上海、乃至全國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有了新的構想和實踐。


後來,就有了上海浦東的開發。上海在九十年代的那一輪的改革中,重新成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重鎮,上海重回國際金融中心的和國際一線城市的地位,上海大大提升了它的國際影響力,這注定會引來更多的關注,關注上海的未來發展,也包括上海的前世今生。

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恰好生逢其時,給人們提供了上海解放前後四十年的新讀本;這部小說在謀篇佈局上雖不盡合理,前面的幾個章節多是寫舊上海的風情風貌,隨後才緩緩展開人物的故事。這一點,倒是改編的電視劇彌補了這方面的缺陷。


其實,人們的現代閱讀更多側重在於文本和選題上,因為,現在認真讀一本書,評價一本書的人越來越少了。讀書甚至成為了一些人的一種時尚的打扮行為,與心靈的滋養越來越少。


2000年,又一個千禧年過去了,假如把上下五千年看作是人類的成長曆程,那麼,人類已經走過了他的童年、少年、青年、壯年、成年,逐漸步入人生的中老年的階段了。懷舊是新世紀以來的一個世界性的話題。不少懷舊與回望的文藝作品,正是滿足了人們的這種閱讀和心理需要,這樣的作品即使不是偉大的、不是優秀的,也會被青睞的。


王安憶沒意識到張愛玲是一個有問題、有疑義的作家,她在國民黨的囯民政府時代,張愛玲與她前夫胡蘭成都被列為漢奸的。海外的一些評論說,王安憶小說《長恨歌》就是張愛玲筆下人物,1949年以後是怎麼活下去的。這種評論具有多義性的。


更有甚者,稱王安憶是——“張愛玲後又一人”。王安憶還認為:這是對她“很大的推動”、“很高的榮譽”。作為一個全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作協主席講出這樣的話令人感到很大詫異,她缺乏足夠和應有的清醒。


讓人不禁要問:王安憶你的民族是非觀,歷史曲直、文學價值與社會責任,都哪去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者,理所當然要有與之相稱的史識和囯家、民族意識的。


楊絳與鍾叔河的通信間談到張愛玲,是這麼說的:我說句平心話,她的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她筆下的女人,都是性飢渴者,你生活的時期和我不同,你未經日寇侵華的日子,在我,漢奸是敵人,對汗奸概不寬容。'《給鍾叔河的信》)


當代文學創作與當代文學的研究、評論,不僅是屬於社會科學的學術範疇,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文學價值與文化精神的體現,文學認知和文學觀念,一定要正本清源。


最後,希望王安憶能從《長恨歌》再出發,寫出上海改革開放的文學作品。這是一個優秀作家必須向歷史交出的作品。人間要好詩,家國需要激勵國人、擁有正能量、積極向上的優秀小說。面對民族復興的一個偉大時代,學者貢獻思想,作家奉獻作品,這是責無旁貸的責任和使命。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