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提出一個觀點，認為古代哲學的研究重點是存在，他們把精力集中在本體論上；而近代哲學的主要對象變成了思維，從而使認識論成為了哲學的核心。
古代哲學有許多內容與神學發生重合，二者的界限很模糊。哲學家們的方法跟神學家也很相似，都是把理論、教條建立在斷言之上，沒有經過實驗的證明。哲學家們把世界歸結為水、火、氣和原子，這只是一種樸素的猜測而已，跟宗教把造物主設定為上帝一樣，缺乏可靠的現實依據。哲學家們也都像宗教領袖一樣，廣收門徒，傳授理論，形成各種門派，互相爭辯與攻擊。其中有些派別（例如畢達哥拉斯派）已經超出了學派的範圍，具有完備的教條、儀式和組織結構，本質上已是一個小宗派了。
近代哲學卻完全不一樣，哲學家們不再形成一個階層，周圍也沒有聚集一堆信徒，逐漸脫去了團體的形式。例如培根是一名政治家，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公務活動，研究哲學只是業餘愛好而已，倘若沒有著作流傳於世，恐怕也沒人知道他的哲學家身份；
笛卡爾曾當過兵、研究過數學、到過歐洲各地遊歷、最後才定居於荷蘭，閉門著述，身邊也並未圍繞著一群弟子。然而正是這兩個人，共同奠定了近代哲學的基礎。培根的《新工具》將哲學的對象從“上帝的存在”轉向“人類的理智”，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則用懷疑的眼光來審視一切存在與感官，認為我們的思維才是最可靠的東西。從這以後，認識論逐漸成為了哲學的核心，哲學家們不再關心“世界因何而存在”等宗教性的問題，而是要重點思考“我們的理智究竟能不能夠正確認識這個世界？”“人類的知識起源於何處？”“要怎麼改進我們的認識能力？”等科學性問題。 培根與笛卡爾剝去哲學的樸素成分，將其建立在科學的方法之上
古代哲學逐漸淪為中世紀神學的婢女
古代哲學家一般都是有威望的人，他們積極研究世界的起源及萬物的本性。誠如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所說的，在這個時期，哲學是一門研究初始原因的學問。哲學家們試圖弄明白構成萬物的元素是什麼？宇宙發展的動力是什麼？世界因何而存在？究竟有沒有至善？等問題——也就是說“存在”是哲學的基本內容。哲學的核心問題在於“世界因何而存在？”以及“世界以什麼樣的形式存在著？”
對此，哲學家們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例如泰勒斯說世界是由水構成的，赫拉克利特說世界在本質上是一團火，德謨克利特則說世界以原子和虛空的形式而存在著。這些哲學家的觀點都具有樸素的特點，也就是說把理論建立在猜測之上，沒有對自己的觀點提供可靠的證據，它們都是獨斷論者。
古代哲學家們沒有意識到，關於宇宙的產生與存在方式的問題也是宗教的基本內容。所以，在基督教興起後，哲學就逐漸淪為宗教的婢女了。教士們用“上帝”來解答哲學家們的疑惑，他們說“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因上帝而存在”、“上帝就是包羅萬象的存在”，而
所謂的本體論就是論證上帝之存在的理論。在中世紀，哲學被宗教所吞併，托馬斯·阿奎那在《神學大全》中宣稱：“神學高於其他科學......神學可能憑藉哲學來發揮，但不是非要它不可，而是借它來把自己的義理講得更清楚些。”他認為哲學所提供的邏輯、概念和思維方式可以被神學所吸收，用來闡述宗教的教義。其中，被經院哲學家們運用得最成熟的就是思辨邏輯，教父們通過註釋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來發揮自己的神學思想。因此，要把哲學從神學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就得在邏輯思維領域進行一番革新，最先進行這種嘗試的人便是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1561-1626）從認識論入手來改造哲學，使其脫離神學的束縛
培根與笛卡爾對哲學進行清掃，重新確定方向
培根生活在文藝復興時期，那是一個把目光從天堂轉到人間的時代。人們從對上帝的匍匐膜拜中抬起頭來，開始注意到人的尊嚴與價值。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培根把興趣特別放在人的理智上面，因為人區別於動物的地方就在於擁有理智、能夠思維。所以，研究人類的理智就是發掘以及認識人的過程。
古代哲學家與中世紀神學家都把自己的哲學體系建立在猜測上，斷言世界應是什麼樣子、擁有何種本性、起源於何處。他們的這種成見代代相傳，變得根深蒂固。各派為了論證自己觀點的正確性，便把精力都放在了邏輯爭辯上，想在口頭上駁倒對方。對此，培根認為這種爭辯只是清談，毫無意義可言。他說給真理開闢道路的並不是辯論，而是實驗。在邏輯辯論中，人們為了某個分歧爭得精疲力盡，卻仍得不出一個共識來。如果讓一個泰勒斯的信徒與赫拉克利特的門生進行爭論，那麼他們會為世界究竟是水做的還是火做的爭到不能相容的地步，最後誰也駁不倒誰。而如果我們要求他們通過實驗來證明自己理論的正確性，那麼雙方都會立即變得啞口無言了。
培根深刻認識到邏輯思辨的缺陷，他說：“亞里士多德把他的自然哲學變成只是他的邏輯的一個奴僕，因而把它變成聚訟紛紜的東西，變成差不多是無用的東西了。”所以，他在《新工具》裡才對哲學的內容進行了一次清掃，把“初始原因”、“萬物本性”這些無法驗證的東西全部清除掉。在培根看來，哲學的目的就是教我們如何認識及掌握人類的理智，利用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等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以便正確地認識這個世界。
在我們斷言“世界是什麼樣子”、“世界因何而存在”之前，得先確保我們的理智能夠正確地認識這個世界，這正是哲學家們需要做的。
與培根一樣，笛卡爾從另一條路線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在講“我思故我在”時，說我們現有的一切知識都是不可靠的，它們要麼是別人從小灌輸進來的，要麼是感官欺騙了我們，唯一可以堅信不疑的只有“我思想，所以我存在”這個命題，應當把整個哲學大廈建立在這個命題之前，並運用正確的方法來發現真理。
笛卡爾（1596-1650），哲學要面向真理，不要搞無用的爭辯
洛克為哲學劃定範圍，不去爭論無意義的問題
在培根與笛卡爾之後，哲學家們對世界的本原失去了興趣，沒有人再去糾結於世界是水做的還是火做的等無法驗證的問題，他們把興趣逐漸轉向人類的理智上來。霍布斯在《論物體》中談到哲學的定義時，說它是一種能夠由原因推出結果，或者由結果倒推出原因的知識。理性思維是哲學的標誌，與感覺印象區分開。
然而，直到洛克出版《人類理智論》後，近代哲學的主題才正式揭示了出來。洛克第一次把哲學的主題確定為“理智”，他說理智跟眼睛一樣，使我們看見和知覺別的一切事物，卻不能注意到它自己。如果我們是一個色盲，那麼世界在我們的眼中就不會是五彩斑斕的；同樣，假如我們的理智存在缺陷，也將會對世界產生誤解。因此，對人類理智進行研究，乃是哲學的核心問題，要置於本體論之前。古代哲學家熱衷於討論世界的本性、萬物的起源，近代哲學家則把精力放到人類理智上，必須先要弄明白我們是如何認識世界的，然後才能正確地解釋世界是什麼樣子。因此，認識論逐漸取代本體論，成為哲學的首要問題。哲學家們的任務在於探索人類知識的起源，它的確實性與範圍，弄明白信仰、意見和同意的各種根據與程度等等。而不是一上來就大言不慚的講述宇宙的起源、萬物的本性。當我們奢談這些問題時，先要搞清楚自己有沒有能力去認識它們？這些問題是否超出了理智的合理範圍之外？
只有通過哲學研究，我們才能夠理清哪些問題對人類是無益的、徒勞的，哪些問題又是該集中精力去探索。要勸說忙碌的人心對超出能力範圍之外的事物保持謹慎，承認自己的無知，而不是自作聰明地去做無謂的爭辯。洛克曾形象地說，水手固然無法測量海洋的所有深度，但他弄明白測量線的用途還是有益的，因為他的目的並不是要知曉海水的深度，而是要避免船舶觸礁。對我們的認識能力與範圍進行研究也是如此，這樣能讓我們少走彎路，不去糾結於那些無益的疑問，把心思更多地放在有成果的研究之上。
洛克的《人類理智論》在哲學史上起了劃時代的作用
為什麼說近代哲學的核心是認識論？
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說：“洛克論證了bon sens的哲學，即健全理智的哲學”，他把哲學置於健全人的感覺與理智之上，不再像古代那樣基於樸素的猜測或者某種獨斷的教義。這種哲學出現之後，立即受到了形而上學家萊布尼茲的反撲，他寫了《人類理智新論》來駁斥洛克。然而歷史的潮流終究阻擋不住，在洛克之後，英國的休謨、貝克萊，法國的孔狄亞克、愛爾維修、霍爾巴赫，德國的康德、費爾巴哈都受到過他的影響。就連黑格爾也承認說：“
洛克的哲學是很受重視的，總的來講，它現在還是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哲學，並且在一定意義下，也還是德國人的哲學。”洛克的哲學摧毀了天賦觀念論，掃清宗教灌輸給人們的一切教義。證明我們的觀念都來自於感官，接著又一一追索人心的各種活動，研究人類的認識能力與範圍。這種哲學呼應了以“理性”為核心的啟蒙運動，鼓勵我們運用自己的理智去獨立思考，不迷信任何權威，反思從小就被灌輸而來的那些偏見，要使狂熱的信仰讓位給冷靜的理性。
洛克的哲學還引發了對人類理智的討論，近代幾乎所有的哲學家都曾牽涉其中，因而使認識論逐漸成為了哲學的核心問題。每個哲學家在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之前，都必須得先說清楚自己的認識方法與邏輯思路，要把哲學體系建立在可靠的出發點之上，不能超出合理的範圍，不主張無法驗證的東西。講話含糊和用詞生僻在過去曾被視為哲學的高深之處，然而在洛克之後，沒有人再敢這麼故弄玄虛了。洛克曾說自己與偉大的波義爾、惠更斯和牛頓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他“能充當一名打掃地面的小工，
清除阻塞通向知識道路上的垃圾，就足夠雄心勃勃了。”《人類理智論》成功的把哲學重心轉移到認識論上來，為哲學提供了科學基礎，從這點來看，他的成就絲毫不遜色於牛頓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