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軍團作戰中,是兵力優勢重要還是一個優秀的指揮官重要?

Mr相憲森


大軍團作戰應該是優秀的指揮官重要,為什麼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俗話說:打仗打將。納粹德國入侵前蘇聯,第一仗德國對蘇聯的發起進攻,開始於1941年6月22日,行動代號“巴巴羅薩”。德軍的閃擊戰在初期進行非常順利,蘇軍節節失利,許多蘇軍被包圍和俘虜。為什麼?主要是指揮官不行,一些優秀的指揮官,如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人都被清洗掉了。近一半蘇軍高級將領在這次“反間諜”運動中被殺。戰爭一開始就有三百多萬蘇軍成德軍俘虜。這種例子很多,後來我們的解放戰爭,指揮大兵團作戰的高手有彭德懷、林彪、粟裕,國民黨軍就缺少這樣的人才,蔣介石就不善於指揮大兵團作戰,他經常是把命令發到連裡,蔣介石器重的胡宗南、陳誠等人基本上不會指揮大兵團。以至於最後800萬軍隊被個個擊破,最終敗走臺灣。

那是近現代,當代恐怕要顛覆大家的觀念了。以後大兵團作戰可能不需要指揮官拿主意,而是一個指揮中心,將所情報歸類,由人工智能作決策。到了這個時候,大家認為是指揮官重要還是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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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決戰》第二部應該有印象吧,老蔣主持召開“徐蚌會戰軍事會議”,前面說了一堆什麼北伐時期率軍戰徐州如何拉風的廢話,最後的總結很說明問題:“無論怎麼樣,60萬對80萬,優勢在我”!儘管這兩個數字的準確性都有待商榷,但事實基本如此,在淮海戰役真正打響(注意時間點)的1948年11月初,蔣軍在徐蚌地區的兵力確實非常雄厚。


在各類軍史文章中,大多引用了淮海戰役我兩大野戰軍總兵力為66萬(另有民兵和地方武裝40萬)的數字,其實是不夠精確的。因為在大兵團(稱為大軍團太不專業了)作戰時,主要的交戰力量是“野戰軍”,它的裝備、訓練和素質不是地方部隊所能比擬的,所以決定淮海戰場軍事力量對比的,仍然要計算兩大野戰軍的實際兵力,而不能籠統地以“我軍兵力總數量”來表述。


1948年9月濟南戰役的勝利,是敵我“野戰力量對比”的一個轉折點,王耀武集團全軍覆滅後,蔣軍的正規軍數量(前方後方通通算上)下降到290萬人,而我軍總兵力上升到314萬人,這是一個分水嶺,但主要優勢仍然在東北地區。濟南戰役期間,華東野戰軍的兵力是大家熟悉的:攻城集團14萬人、打援集團18萬人,合計只有32萬人馬。


濟南戰役結束後,華東野戰軍其實來不及進行更多的整補就投入了淮海戰役,全部16個縱隊(12個步兵縱隊、魯中南縱隊、渤海縱隊、兩廣縱隊和特種兵縱隊)其實只有36萬餘人。所謂40多萬人的總兵力,那還要包括吳化文起義部隊、張克俠起義部隊和四個分區獨立旅,戰役期間前述起義部隊並未直接參戰,地方獨立旅則戰力有限,所以華野精銳仍然就是這36萬基本部隊。


中原野戰軍共投入了7個縱隊和3個獨立旅,總兵力不足20萬人,即便算上華東軍區的4個獨立旅,兩大野戰軍與敵人正面對壘的實際兵力是:22個野戰縱隊(其中三個不滿編)加7個獨立旅約56萬餘人,根本不足60萬之數。其他起義部隊和地方武裝,更多擔負外圍警戒、後方保障、戰役預備隊的角色,攻堅或者破敵時,不能起到主要作用。


而蔣軍在這一地區大多是黃埔嫡系部隊,比如杜聿明(邱前面是代理)、孫元良、李彌等兵團,唯一非黃埔生黃百韜也得算半嫡系,好歹也是陸大畢業的。在淮海戰役打響時,“徐州剿總”指揮四個機動兵團(邱、李、孫、黃)、三個直接參戰的綏靖區,其後李延年第九綏區改編為第8兵團、劉汝明第四綏區改編為第6兵團,共計六個兵團一個綏區,加上徐州的特種兵部隊,總兵力約65萬人。


真正使雙方兵力差拉大的,是黃維第12兵團的加入戰場,該兵團下轄第10、第14、第18、第85共四個軍以及配屬的第四快速縱隊,是全部美械裝備的12萬大軍,11月8日奉令從河南駐馬店地區開往淮海戰場。這樣戰區蔣軍總兵力達到了77萬餘人,即便去掉一些缺額、空額的部分,由南京統一指揮的蔣軍也應該有72萬人左右,在兵力上確實對我軍構成優勢。


我兩大野戰軍雖然是在“淮海戰役總前委”的統一領導下作戰,但就戰場實際情況和兵力佔比而言,華東野戰軍代理前委書記、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粟裕將軍的指揮份量顯然更大,與之配合的則是“軍神”劉帥指揮的中野各縱。56萬對72萬的劣勢兵力下,結果是什麼樣呢?蔣軍共有五個兵團、22個軍、56個師及一個綏靖區共55.5萬人被殲,殘部逃往江南。


而蔣軍的指揮體系是:代表老蔣督戰的參謀總長顧祝同,“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杜聿明,其中主要負責的是杜聿明和黃維兩個黃埔一期生(第12兵團不歸劉峙指揮)。在這場大決戰中他們也算盡力了,杜聿明的指揮能力也絕不是菜鳥,結果在優勢兵力下仍然完敗,兩個人最後相會在功德林。


所以結論很清晰,在大兵團作戰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高級將領的指揮能力,當然這事別抬槓,不能用10萬人去對付100萬人,得是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內。大兵團作戰指揮是非常複雜的工作,包括部隊調動、作戰部署、後勤統籌、情報分析、戰場判斷、戰役決心等等等等,真不是動動嘴下命令那麼簡單。


再比如在蘇德戰爭初期,蘇軍的西部軍區、基輔軍區和列寧格勒軍區的總兵力,並不少於德國的中央、南方和北方三個集團軍群,因為320萬德軍不可能一下子湧過邊境,結果由於戰術落後和指揮混亂,遭到德軍沉重打擊,僅被俘即達300多萬人,僅僅是兵多將廣有什麼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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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會戰潰敗下來之後,南京不能守,這就已經是國軍高級將領中的共識了。既沒有兵力來組織有效的防禦體系,南京也沒有多少防禦的軍事價值。所以,當時普遍認為應該迅速撤離南京,但委員長認為,南京是國民政府首都,又是中山先生陵寢所在,國際觀瞻所繫,不戰而走說不過去,還是應該打一下再走。

也就是說,當時的決定基本上就是打一下再走,並不是所謂的誓與南京共存亡。如果要死守,那麼就必須像長沙會戰一樣,第一是城中需要有足夠支持一段時間的防禦兵力,第二是必須有救援的能力,最起碼是必須要讓城中的守軍看到死守下去是有希望解圍的,否則士氣低落,也守不住,死守就變成守死了。

但從淞滬會戰潰退下來之後,國軍精銳已經全部殘破不全,能夠用於防守南京的兵力都已經只剩下了教導總隊(相當於一個軍)、87師、88師、74軍的兩個師、36師,連委員長最信任的胡宗南的第一軍都因為損失太大,不得不調往江北整頓補充去了。除了教導總隊沒有參加淞滬會戰之外,其他五個師全部是在淞滬會戰已經被打殘了的。


整個南京保衛戰留下來的部隊,就這些人,總計大約8到10萬人。後來粵軍有兩個軍,也就是66軍和83軍增援上來,也參加了戰鬥,但這是中途加入的,並不是一開始就確定留守城內的。所以,即便是從兵力來說,國軍在南京投入的兵力也是不佔優勢的,這還不用說日軍在火力配置上完全壓倒了國軍,而且已經奪取了制空權。

所以,誰都知道,這個仗沒法打了,只有撤走。問題就是看什麼時候撤退,打到什麼程度再撤退。到軍委會上開會討論南京守不守的問題的時候,基本上沒有人認為能打,也都普遍認為沒有必要再打,委員長詢問誰願意留下來守南京,各位國軍高級將領面面相覷,誰都不肯站起來應承這個差事。

在人選的問題上,一開始有幾個方案,以南京衛戍司令谷正綱為司令長官,但他是文官出身,不諳軍事,而留下來的軍隊全部是中央軍嫡系部隊,所以最合適的應該是他來掛名,然後指定一個具備一定指揮能力和水平的中央軍嫡系將領來實際負責作戰指揮。而這個實際負責作戰指揮的人選,一開始就是羅卓英,也還是可以的。


但最後為什麼又突然變成了唐生智呢?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有個解釋,他認為從1928年寧漢對立時唐生智被打垮之後,他就再也沒有機會實際掌握軍隊。這次別人都不肯領命守南京,他可能是想借機抓住一部分部隊,作為東山再起的本錢,所以,他想賭一把。看著別人都不肯借這個盤,他就自己站起來說,我願意。委員長就坡下驢,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他了。

李宗仁這個說法其實也不能成立。因為留下的部隊都是中央軍嫡系中的嫡系,而且是之前委員長投入巨資重點打造的所謂德械師,這些部隊只忠於委員長一個人,其他任何人都控制不住。唐生智失去兵權之後,長期在軍委會供職,自然不會不瞭解這一點,也不可能愚蠢到他想借這個機會來掌握這幾個嫡系中央軍部隊。

唐生智自己的回憶則給出了另一種解釋。他說,軍委會第一天的討論無果而終,他在這天的會議上是唯一一個同意委員長說的打一下再走的意見的高級將領,其他人都認為應該立即撤退,不必要繼續徒損兵力。唐生智這麼說,其實也在情理之中。因為他是當時在座的高級將領中,唯一一個沒有軍隊的,所以守城不管損失多少部隊,他都無所謂。


這天晚上,委員長夤夜來訪,和他討論了防守南京的問題。委員長說,現在看,要麼是你守,要麼是我守。委員長這個意思就很明顯了,就是要唐生智來守,而且幾乎是威脅了。因為這就等於說,如果你不承擔這個任務,那就只好我親自來了。但他卻不明說,而是把球踢給了唐生智,讓唐生智自己來選擇。這其實也是委員長的慣用技倆,屢試不爽。

唐生智看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自然不能不答應,只好說,委員長是萬金之軀,還要留著指揮全國抗戰,那就我來守吧。到了第二天再次開會的時候,委員長心裡已經有了底,就說了一些大話,說南京是首都,打是肯定要打一下的,本來應該我來守,但還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我去做,現在誰願意來守?唐生智略一思忖,就站起來應了這個差事。

在決定之後,唐生智就被任命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部長官,他召集舊部,組織起了指揮機構,長官部就設在他在南京的公館。這也是慣例,所有有自己班底的老軍閥在一旦獲得機會重新出山的時候,都會這麼做。但唐生智這樣做,卻有個問題,就是他指揮的部隊都是中央軍,而指揮機關全是他自己的舊人,這就容易造成上下脫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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