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相宪森
大军团作战应该是优秀的指挥官重要，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俗话说：打仗打将。纳粹德国入侵前苏联，第一仗德国对苏联的发起进攻，开始于1941年6月22日，行动代号“巴巴罗萨”。德军的闪击战在初期进行非常顺利，苏军节节失利，许多苏军被包围和俘虏。为什么？主要是指挥官不行，一些优秀的指挥官，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人都被清洗掉了。近一半苏军高级将领在这次“反间谍”运动中被杀。战争一开始就有三百多万苏军成德军俘虏。这种例子很多，后来我们的解放战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高手有彭德怀、林彪、粟裕，国民党军就缺少这样的人才，蒋介石就不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他经常是把命令发到连里，蒋介石器重的胡宗南、陈诚等人基本上不会指挥大兵团。以至于最后800万军队被个个击破，最终败走台湾。
那是近现代，当代恐怕要颠覆大家的观念了。以后大兵团作战可能不需要指挥官拿主意，而是一个指挥中心，将所情报归类，由人工智能作决策。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认为是指挥官重要还是不重要？
史泰虎虎
《大决战》第二部应该有印象吧，老蒋主持召开“徐蚌会战军事会议”，前面说了一堆什么北伐时期率军战徐州如何拉风的废话，最后的总结很说明问题：“无论怎么样，60万对80万，优势在我”！尽管这两个数字的准确性都有待商榷，但事实基本如此，在淮海战役真正打响（注意时间点）的1948年11月初，蒋军在徐蚌地区的兵力确实非常雄厚。
在各类军史文章中，大多引用了淮海战役我两大野战军总兵力为66万（另有民兵和地方武装40万）的数字，其实是不够精确的。因为在大兵团（称为大军团太不专业了）作战时，主要的交战力量是“野战军”，它的装备、训练和素质不是地方部队所能比拟的，所以决定淮海战场军事力量对比的，仍然要计算两大野战军的实际兵力，而不能笼统地以“我军兵力总数量”来表述。
1948年9月济南战役的胜利，是敌我“野战力量对比”的一个转折点，王耀武集团全军覆灭后，蒋军的正规军数量（前方后方通通算上）下降到290万人，而我军总兵力上升到314万人，这是一个分水岭，但主要优势仍然在东北地区。济南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的兵力是大家熟悉的：攻城集团14万人、打援集团18万人，合计只有32万人马。
济南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其实来不及进行更多的整补就投入了淮海战役，全部16个纵队（12个步兵纵队、鲁中南纵队、渤海纵队、两广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其实只有36万余人。所谓40多万人的总兵力，那还要包括吴化文起义部队、张克侠起义部队和四个分区独立旅，战役期间前述起义部队并未直接参战，地方独立旅则战力有限，所以华野精锐仍然就是这36万基本部队。
中原野战军共投入了7个纵队和3个独立旅，总兵力不足20万人，即便算上华东军区的4个独立旅，两大野战军与敌人正面对垒的实际兵力是：22个野战纵队（其中三个不满编）加7个独立旅约56万余人，根本不足60万之数。其他起义部队和地方武装，更多担负外围警戒、后方保障、战役预备队的角色，攻坚或者破敌时，不能起到主要作用。
而蒋军在这一地区大多是黄埔嫡系部队，比如杜聿明（邱前面是代理）、孙元良、李弥等兵团，唯一非黄埔生黄百韬也得算半嫡系，好歹也是陆大毕业的。在淮海战役打响时，“徐州剿总”指挥四个机动兵团（邱、李、孙、黄）、三个直接参战的绥靖区，其后李延年第九绥区改编为第8兵团、刘汝明第四绥区改编为第6兵团，共计六个兵团一个绥区，加上徐州的特种兵部队，总兵力约65万人。
真正使双方兵力差拉大的，是黄维第12兵团的加入战场，该兵团下辖第10、第14、第18、第85共四个军以及配属的第四快速纵队，是全部美械装备的12万大军，11月8日奉令从河南驻马店地区开往淮海战场。这样战区蒋军总兵力达到了77万余人，即便去掉一些缺额、空额的部分，由南京统一指挥的蒋军也应该有72万人左右，在兵力上确实对我军构成优势。
我两大野战军虽然是在“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下作战，但就战场实际情况和兵力占比而言，华东野战军代理前委书记、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将军的指挥份量显然更大，与之配合的则是“军神”刘帅指挥的中野各纵。56万对72万的劣势兵力下，结果是什么样呢？蒋军共有五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及一个绥靖区共55.5万人被歼，残部逃往江南。
而蒋军的指挥体系是：代表老蒋督战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其中主要负责的是杜聿明和黄维两个黄埔一期生（第12兵团不归刘峙指挥）。在这场大决战中他们也算尽力了，杜聿明的指挥能力也绝不是菜鸟，结果在优势兵力下仍然完败，两个人最后相会在功德林。
所以结论很清晰，在大兵团作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高级将领的指挥能力，当然这事别抬杠，不能用10万人去对付100万人，得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大兵团作战指挥是非常复杂的工作，包括部队调动、作战部署、后勤统筹、情报分析、战场判断、战役决心等等等等，真不是动动嘴下命令那么简单。
再比如在苏德战争初期，苏军的西部军区、基辅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的总兵力，并不少于德国的中央、南方和北方三个集团军群，因为320万德军不可能一下子涌过边境，结果由于战术落后和指挥混乱，遭到德军沉重打击，仅被俘即达300多万人，仅仅是兵多将广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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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溃败下来之后，南京不能守，这就已经是国军高级将领中的共识了。既没有兵力来组织有效的防御体系，南京也没有多少防御的军事价值。所以，当时普遍认为应该迅速撤离南京，但委员长认为，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又是中山先生陵寝所在，国际观瞻所系，不战而走说不过去，还是应该打一下再走。
也就是说，当时的决定基本上就是打一下再走，并不是所谓的誓与南京共存亡。如果要死守，那么就必须像长沙会战一样，第一是城中需要有足够支持一段时间的防御兵力，第二是必须有救援的能力，最起码是必须要让城中的守军看到死守下去是有希望解围的，否则士气低落，也守不住，死守就变成守死了。
但从淞沪会战溃退下来之后，国军精锐已经全部残破不全，能够用于防守南京的兵力都已经只剩下了教导总队（相当于一个军）、87师、88师、74军的两个师、36师，连委员长最信任的胡宗南的第一军都因为损失太大，不得不调往江北整顿补充去了。除了教导总队没有参加淞沪会战之外，其他五个师全部是在淞沪会战已经被打残了的。
整个南京保卫战留下来的部队，就这些人，总计大约8到10万人。后来粤军有两个军，也就是66军和83军增援上来，也参加了战斗，但这是中途加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留守城内的。所以，即便是从兵力来说，国军在南京投入的兵力也是不占优势的，这还不用说日军在火力配置上完全压倒了国军，而且已经夺取了制空权。
所以，谁都知道，这个仗没法打了，只有撤走。问题就是看什么时候撤退，打到什么程度再撤退。到军委会上开会讨论南京守不守的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认为能打，也都普遍认为没有必要再打，委员长询问谁愿意留下来守南京，各位国军高级将领面面相觑，谁都不肯站起来应承这个差事。
在人选的问题上，一开始有几个方案，以南京卫戍司令谷正纲为司令长官，但他是文官出身，不谙军事，而留下来的军队全部是中央军嫡系部队，所以最合适的应该是他来挂名，然后指定一个具备一定指挥能力和水平的中央军嫡系将领来实际负责作战指挥。而这个实际负责作战指挥的人选，一开始就是罗卓英，也还是可以的。
但最后为什么又突然变成了唐生智呢？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个解释，他认为从1928年宁汉对立时唐生智被打垮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实际掌握军队。这次别人都不肯领命守南京，他可能是想借机抓住一部分部队，作为东山再起的本钱，所以，他想赌一把。看着别人都不肯借这个盘，他就自己站起来说，我愿意。委员长就坡下驴，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
李宗仁这个说法其实也不能成立。因为留下的部队都是中央军嫡系中的嫡系，而且是之前委员长投入巨资重点打造的所谓德械师，这些部队只忠于委员长一个人，其他任何人都控制不住。唐生智失去兵权之后，长期在军委会供职，自然不会不了解这一点，也不可能愚蠢到他想借这个机会来掌握这几个嫡系中央军部队。
唐生智自己的回忆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军委会第一天的讨论无果而终，他在这天的会议上是唯一一个同意委员长说的打一下再走的意见的高级将领，其他人都认为应该立即撤退，不必要继续徒损兵力。唐生智这么说，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是当时在座的高级将领中，唯一一个没有军队的，所以守城不管损失多少部队，他都无所谓。
这天晚上，委员长夤夜来访，和他讨论了防守南京的问题。委员长说，现在看，要么是你守，要么是我守。委员长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就是要唐生智来守，而且几乎是威胁了。因为这就等于说，如果你不承担这个任务，那就只好我亲自来了。但他却不明说，而是把球踢给了唐生智，让唐生智自己来选择。这其实也是委员长的惯用技俩，屡试不爽。
唐生智看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自然不能不答应，只好说，委员长是万金之躯，还要留着指挥全国抗战，那就我来守吧。到了第二天再次开会的时候，委员长心里已经有了底，就说了一些大话，说南京是首都，打是肯定要打一下的，本来应该我来守，但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我去做，现在谁愿意来守？唐生智略一思忖，就站起来应了这个差事。
在决定之后，唐生智就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长官，他召集旧部，组织起了指挥机构，长官部就设在他在南京的公馆。这也是惯例，所有有自己班底的老军阀在一旦获得机会重新出山的时候，都会这么做。但唐生智这样做，却有个问题，就是他指挥的部队都是中央军，而指挥机关全是他自己的旧人，这就容易造成上下脱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