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橚[sù]，也是第一代周王，喜歡詩詞和醫藥，在詩詞方面，朱橚成就一般，但在醫藥方面，朱橚卻成就驚人，後世李時珍的劃時代鉅著《本草綱目》，就有很多內容來自於朱橚的研究成果。
朱橚成就最突出的一本著作是《救荒本草》，如果說朱橚其他著作，更多是整理前人成就的話，那麼《救荒本草》就開拓了新領域，共記述植物414種，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書中所沒有記載過的。
還有一個王爺，名叫朱載堉，是朱元璋的九世孫，鄭王一系的世子，親爹死後為了作為世子的朱載堉本該繼承王位，他卻七疏讓國，辭爵歸裡，潛心著書。
朱載堉最傑出的貢獻就是創立了“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十二平均律是現在全世界音樂界應用最普遍的一種律制，西方把它作為“標準律制”。
朱載堉被譽為“鋼琴理論的鼻祖“，中外學者尊崇他為“東方文藝復興式的聖人“。
明朝的這兩位王爺，在國內無人知曉，卻被西方公認為世界級科學家，真是一種諷刺啊。
宋朝的酒價遠高於明朝，酒價一斤20文，而明朝只有一斤5文，這還只是兩者前期的酒價，差異還不明顯。到了中後期，宋朝的酒價超過100文/斤，是明朝的10倍。（宋、明兩朝“斤”的差異較小）
宋朝酒業是國家專賣，酒業利潤全歸國家，而酒的利潤率非常高，20文酒錢中，12文的利潤給了國家，相當於60%的隱含稅率，而明朝徵收三十稅一的商稅，因此差了18倍。
宋朝每斤酒要交12文的稅錢，而明朝只需繳納0.17文，兩者差了72倍，加上明朝的酒稅歸地方徵收，存在大量貪汙受賄、逃稅漏稅的情況，這樣導致了宋朝的酒稅一年能收一千萬兩，明朝只收了五萬兩。
大明在國土面積、人口、耕地三方面都是宋朝時的兩倍以上，商業方面絲毫不弱於宋朝，然而商稅差距卻差了幾十倍。
鹽、酒、茶都是特殊商品，宋、明兩個朝代執行不同的徵稅政策，造成了巨大差距，其實說明不了什麼，三種商品的利益都在民間，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把利益收到朝廷手中罷了。
大明的稅率是宋朝的八分之一，卻仍然遭百官痛罵，真是厚顏無恥啊！
唐、宋、元、清四個朝代的農業稅率大約都在百分之七左右，而明朝的農業稅率卻始終保持在百分之四以下，明末時甚至低於百分之二，如洪武初年的農業稅為每畝交兩鬥到四鬥，後又減少至每畝交一斗，也就是十公斤左右，可謂在歷朝歷代鬥是非常之低了。
即便是如此低的稅賦，朝廷也常常不能保質保量完成，隨著明朝中後期，以皇族、王公、勳戚、官員為代表的大地主階層大肆兼併農民土地，大量農民從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階層又利用手中特權，千方百計少交稅甚至不交稅。
隨著人口和田地的增加，朝廷的稅收收入竟然不增反降，而國家的財政支出卻在不斷攀升，朝廷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財政困局。
大明幾代皇帝不願通過增加農民負擔增加稅賦，就只好在商業稅上有所作為，結果招來了文官們的大肆攻擊，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商稅更是三十稅一，然而真正收上來的卻是越來越少。
文官集團大多是地主兼任工商業者，他們逐漸淪為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正是在他們的極力“建議”之下，萬曆皇帝只得將商業稅率降低至了百分之一點五，即便這樣依然遭到大規模的抗稅抵制。
宋朝的酒價遠高於明朝，酒價一斤20文，而明朝只有一斤5文，這還只是兩者前期的酒價，差異還不明顯。到了中後期，宋朝的酒價超過100文/斤，是明朝的10倍。（宋、明兩朝“斤”的差異較小）
宋朝酒業是國家專賣，酒業利潤全歸國家，而酒的利潤率非常高，20文酒錢中，12文的利潤給了國家，相當於60%的隱含稅率，而明朝徵收三十稅一的商稅，因此差了18倍。
宋朝每斤酒要交12文的稅錢，而明朝只需繳納0.17文，兩者差了72倍，加上明朝的酒稅歸地方徵收，存在大量貪汙受賄、逃稅漏稅的情況，這樣導致了宋朝的酒稅一年能收一千萬兩，明朝只收了五萬兩。
大明在國土面積、人口、耕地三方面都是宋朝時的兩倍以上，商業方面絲毫不弱於宋朝，然而商稅差距卻差了幾十倍。
鹽、酒、茶都是特殊商品，宋、明兩個朝代執行不同的徵稅政策，造成了巨大差距，其實說明不了什麼，三種商品的利益都在民間，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把利益收到朝廷手中罷了。
大明的稅率是宋朝的八分之一，卻仍然遭百官痛罵，真是厚顏無恥啊！
唐、宋、元、清四個朝代的農業稅率大約都在百分之七左右，而明朝的農業稅率卻始終保持在百分之四以下，明末時甚至低於百分之二，如洪武初年的農業稅為每畝交兩鬥到四鬥，後又減少至每畝交一斗，也就是十公斤左右，可謂在歷朝歷代鬥是非常之低了。
即便是如此低的稅賦，朝廷也常常不能保質保量完成，隨著明朝中後期，以皇族、王公、勳戚、官員為代表的大地主階層大肆兼併農民土地，大量農民從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階層又利用手中特權，千方百計少交稅甚至不交稅。
隨著人口和田地的增加，朝廷的稅收收入竟然不增反降，而國家的財政支出卻在不斷攀升，朝廷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財政困局。
大明幾代皇帝不願通過增加農民負擔增加稅賦，就只好在商業稅上有所作為，結果招來了文官們的大肆攻擊，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商稅更是三十稅一，然而真正收上來的卻是越來越少。
文官集團大多是地主兼任工商業者，他們逐漸淪為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正是在他們的極力“建議”之下，萬曆皇帝只得將商業稅率降低至了百分之一點五，即便這樣依然遭到大規模的抗稅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