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1年的《雨，沙沙沙》引起文壇關注以來，王安憶的小說創作步入興奮期。隨著《小鮑莊》、《大劉莊》、“三戀”（《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及至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恨歌》的相繼問世，王安憶越來越成為讀者和文學評論家的關注焦點。
正如有學者所評論的那樣，王安憶從來都不屬於任何流派，卻永遠引領著文學新潮。王安憶塑造了一個又一個的令人側目的人物形象，大大拓展了當代文學的精神廣度。
《雨，沙沙沙》（1981）和《本次列車終點站》、《流逝》（1982）被視為王安憶初期創作的典型，她在小說中表現出來的細膩清純的心靈探索和對人生價值的思考引起了評論家們的注意。對女性心理和生存狀態的持續關注、對普通女性審美趣味的把握貫穿於她的作品中，加之王安憶筆下的故事多發生在上海，陸續有研究者稱其為張愛玲傳人。
王安憶本人對此說法並不認同，她多次談到自己不像張愛玲。通過對《香港的情與愛》的細讀，筆者發現，王安憶對香港的偏好和對“情義”的追求都是與張愛玲截然不同的。
王安憶
一、上海氣質與香港氣質
香港和上海兩個城市看起來很像，都是一衣帶水的港口城市，都是東西文化交匯之地。比起上海，王安憶對香港是有偏好的。作為一個“坐在一個痰盂裡進入上海”的外來戶，王安憶與上海一直存在某種疏離，她冷靜地觀察上海，描繪上海，刻畫上海的繁華舊夢，浮世人生，上海給予了王安憶豐厚的創作源泉，但她從未把文學理想寄託在上海的書寫中，王琦瑤也好，劉德生也好，不論是本地土著人還是外來戶，都沒能在上海綻放。
王安憶寫香港的作品不多，一篇散文加兩部中篇小說，分別是發表於1983年的散文《美麗的香港》，發表於1993年的小說《香港的情與愛》和發表於2017年的《紅豆生南國》。
她在《“香港”是一個象徵》中寫道，“我要寫一個用香港命名的傳奇，這傳奇不是那傳奇，它提煉於我們最普通的人生，將我們普通人生中的細節凝聚成一個傳奇。”
可見，王安憶對於香港的書寫是寄予了厚望的。雖然沒有真正地融進上海的底子裡，但多年的上海生活多少使得王安憶的上海書寫帶有個人化情緒，而香港對於王安憶來說是全新的，第一次遇見香港時，王安憶便敏銳地注意到了兩個城市之間的差異，這些異質性體驗在《香港的情與愛》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香港的情與愛》寫的是一對異鄉男女如何在香港相遇相知，又如何分手並離開香港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一個身無長技的女人逢佳，離婚後到香港，遇到經常穿梭往返與舊金山和香港兩地富商老魏。他們都已經不是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而是為了實利走到一塊的中年人。
逢佳想得到一張往美國的通行證，而老魏，則希望從她身上得到失去的青春，抓住人生快樂的末梢。他年過五十，已經沒有激情去和女人周旋，於是他選擇了直截了當的逢佳，雖然她大紅大紫、俗不可耐，卻渾身洋溢著真實的熱情、真實的蠢笨。
張旭東認為：“上海渴望由普遍現代性來界定自己的本質。然而它只能在有關現代性本質的一系列海市蜃樓般的幻影中去拼湊這座城市起源的神話。與巴黎或紐約的現代社會文化相比，上海的城市主要表現為物質、社會和政治意義都處於分裂狀態和脆弱的現代性。”
《香港的情與愛》
《香港的情與愛》中，凱弟總給老魏一種不實之感，哪怕後來老魏知道她說的一切都是真的，但他只能將她視為知己，成不了“他要尋找的那個契約性質的東西”。
凱弟和逢佳代表了兩種城市類型，凱弟是傳奇的，藝術的，飄渺的，“可將最世俗的東西戲劇化”，而逢佳是真實的，樸素的，可信的，“可將最戲劇的東西世俗化”。“凱弟是含混其詞，似是而非，事情和事情的邊緣都模糊成一片的。而逢佳則是一錘定音。她將自己交出去，老魏便得還她個美國，然後錢貨兩訖，大家走人；老魏要是給不出個美國，那麼就恩人變仇人，接下來，還是走人。一切都是乾淨利索，是一筆交易。”
凱弟出生於臺灣，卻有上海人的味道，逢佳出生於上海，卻稱不上典型的上海人，反而更靠近香港的氣質。上海是精緻的，充滿距離感的，對於上海女人而言，面子如衣，要時刻保持著體面和矜貴，她們有種滲到骨子裡的儀式感，像是《長恨歌》裡的王琦瑤，哪怕文革中生活落魄，也要關起門來過舊上海的奢靡生活。而香港是實在的，充滿人情味的，對於香港人來說，實利比面子更重要，《紅豆生南國》中的主人公，就曾被養母以“三百番薯絲”的價值比較而恐慌。
香港的表面如上海一樣繁華、精緻、傳奇，但內裡是平實的、樸素的、安定的。
王安憶這樣寫道，“他們爬上兩層的電車，看著街景。兩邊的招牌和霓虹燈幾乎擦著他們的肩膀，沿街樓房的二層窗戶，僅只一臂之遙，伸手可及。這些窗戶有著最懇切、柴米油鹽的生計，這是任憑水流三千、日月交替卻只永駐不動的生計。它們是香港燈火後面天和海一類的、海里的礁石一類的。它們是香港奇景的堅牢基石。這是最最平實的人生，香港的奇景有多莫測，它們就有多平實。”
二、對香港的偏好
“對於人生旅途已跋涉到疲乏的末途的老魏，他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以及情感去作周旋。那種周旋老魏年輕時還喜歡，現在他卻覺得是無謂的了，他也早已諳透了這種周旋的端底。他到了需要直接了當的年紀，這其實是一個令人傷感的年紀，是一個太過清醒，拆穿一切騙局的年紀，什麼都哄不了他了。他能看清一切真相，而人世上又有多少真相是好的，令人高興的呢？”逢佳是一種不好不壞的真相，她正好出現在老魏對假象厭倦而對真相抱歡迎態度的時候，因此說“香港是一個大邂逅，是一個奇蹟性的大相遇。”
老魏對香港一直是一種觀望的態度，他最愛做的事就是在九龍的麗晶大酒店，喝著酒隔岸看香港，他沒有定居在香港，卻“去了又來，來了又去沒個完的”，香港算是他臨時的家，是一種半島性質的曖昧的存在。多年來，他一直往臨時的家裡添置東西，但總感到還缺一樣什麼。
“多年來，老魏每次來好像都在找這件東西，卻找不到。他感到很深的困惑，甚至失落”，凱弟的出現沒有填補上這種失落，“後來，他遇到了逢佳，他便知道他找的是什麼了。”
一個真實卻自以為虛無的男人遇到了外表浮泛然而內裡堅固的香港，終於在發現之後成為了它的一部分。
凱弟的高雅氣質、精明世故、左右逢源對他而言是鏡中月水中花，只有逢佳的亂七八糟，錯漏百出才是實在的、真真切切的情。
她們倆都是有詩意的女人，不過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詩意。“逢佳的詩意是孩子氣的，是那種貪嘴肥胖孩子的孩子氣；凱弟則是女人氣的，優雅和夢幻。”
她們倆都是性感的女人，不過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感。“凱弟是骨頭裡的銷魂，逢佳是肉裡的銷魂。肉比骨頭更靈活易感，更真切現實；骨頭卻是帶有記憶性質的，是供以後回味的。”
她們倆都是淺薄的女人，不過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淺薄。“凱弟是聰敏的淺薄，逢佳則是稍有些愚鈍的淺薄。聰敏的淺薄是有虛晃的手勢，這手勢需要費些腦筋和猜測去破譯，結果卻不免會令人有些失望。愚鈍的淺薄卻是直截了當，一眼見底的一池清水，甚至偶爾水裡還會有些出乎意料的東西。”
上海氣質是可感而不可觸的，作為一個有點老派的男人，反而是踏實的香港氣質更適合老魏。
於是，兩個漂泊的旅人經過試探後開始了一段為期兩年的同居生活，麗晶酒店——北角出租屋—買房子。老魏一開始把香港看做他實打實人生的彼岸，一個輕盈的夢。她似乎只是燈紅酒綠、逢場作戲。沒想到竟然漸漸戲假情真。香港反而成了他的家。此後的日子雖然有些跌宕起伏，卻也風平浪靜，按合同辦事，他最終實現了對逢佳的承諾。
香港街道
三、對“情義”的追求
王安憶和張愛玲一樣，都承認人性的淺薄和人生的蒼涼，張愛玲擅長寫在情慾泥淖中墮落的男男女女，她樂於把玩這種虛妄，而王安憶則更入世一些，她認為人具有自我拯救的力量，雖然內核是蒼涼，但總有一些溫暖的東西在。
《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和範柳原最終締結姻緣，卻離心離德，《香港的情與愛》中的逢佳和老魏雖各奔東西，卻情義永在。
張愛玲的故事到了後來，主角們大抵都實現了的願望，白流蘇嫁給了範柳原，曹七巧主宰了她的世界，葛薇龍嫁給了喬琪。他們都在自己一步一步的計算中如了願，然後進入一早就已經預想好的陷阱。人生的蒼涼不就在於一步一步被自己埋葬嗎？王安憶的這個故事到了結局則是分離。然而這裡面卻分明是溫情、是無奈、是憐憫。
張愛玲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解是：人生原本是不值得過的，我們明明知道這一點，卻還得為了那些不值得的東西去計算、去浪費生命，結果再失望一回。
王安憶的這個故事則相反：人生好像在為種種無意義的東西在浪費生命，可是就在種種經歷之間，我們卻意外發現了生命。或許這與她們的時代有關，張愛玲在末世，她太早知道孕育她的那一種文化在逝去，她將無立錐之地；王安憶活在一個有希望的時代裡，起碼是一個給了我們可能的時代。所以她的小說人物帶著希望，即使是一個五十幾歲自認看破紅塵的老男人。
《傾城之戀》與張愛玲
相比起張愛玲執著的“情愛”，王安憶對“情義”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實際上這種溫情和良知很可能在一些外來的因素的衝擊下變得蕩然無存，理想化色彩過重了一些。張愛玲寫情愛，白流蘇和範柳原的愛是在遊戲與試探中形成的，王安憶則寫情義，逢佳和老魏在這場兩性交易中都相當直截了當。
逢佳始終目標明確，不被外在的物質所誘惑。老魏始終信守承諾，被逢佳的真情所感動，樂意為她實現夢想提供物質基礎。他們兩人都相當自覺地遵守遊戲規則，使得他們之間原本的交易性兩性關係向著以良心作保證的“情義”的方向昇華。
“最後一切談妥，逢佳又添一句道：反正大家憑良心。這句話是有人間冷暖的，老魏倒有點感動。雖是筆交易，可有了良心作憑，就有了些溫愛，也有了些相互的同情。”
在北角公寓度過一夜後，老魏從先前的在九龍看香港島，進入到島中心了，與逢佳的以良心作憑的交易給了老魏紮紮實實的在港的安定感。在關於買房子的討論中，老魏想將買房作為一項投資，逢佳起先不高興，最後還是說“你還是買房子吧，假如有賺頭，我也不至叫你虧得太多”。
“他們彼此都有真心善待之意，這善待之意在效果上甚至超出了愛情。因愛情是不講究實際，純精神的，善待之意則是從實際出發，又落到實處的；愛情是狂熱的，錯亂的，以恨為愛的，善待之意是清醒的，是非分明，愛憎有別的；愛情還是自私的，善待之意卻是為他人著想的。他們在內心深處，彼此都懷著一點憐憫的心情，憐憫不是太高尚的情感，但憐憫是最有用的情感。許多天長地久的關係，全是靠憐憫維繫的。許多刻骨銘心的關係，也是靠憐憫維繫的。憐憫可說是他們彼此的善待之意中的那個核。他們各有各的可憐之處，相互的憐憫便溫暖著彼此的心。“這是個錯中有錯的家，也是個錯中有錯的香港。在這家，老魏走到哪，碰到的都是錯，可是錯比對好，對的是道理，錯的才是情義。”
逢佳在情愛和情義中搖擺，她甚至動過放棄去美國的念頭，向老魏提出做他的小老婆，而老魏則一邊為逢佳的愛所感動，一邊又堅定地選擇了道理，也就是所謂的“對”。他很清楚交易就是交易，“邂逅本就談不上永遠，無始哪裡有終”，哪怕這過程中積起了很多說不清扯不平的恩怨，他和逢佳也不可能走到最後，必須在半途中分手。
老魏的“道理”本質是“情義”，把“情義”的“情”字去掉，便成為凝聚了中國五千年文明的“義”。老魏認為“愛，只是個小善，義，卻是個大善，愛只對人的，義卻是對道理的……
愛其實最不講信用，只要說一聲愛，什麼萬惡的事情就都有了原委，連良心也交代了，而義卻是篤信篤誠，沒有空子好鑽，也沒有便宜佔”。於是，故事的結尾，兩人和平分手，逢佳去了澳洲，老魏依舊在香港來來去去，雖各奔東西，卻情義永在。
王安憶在《男人與女人，女人與城市》中寫道：一個人，是非常容易將自己想象成另一種形象的，而女人又更加倍地多了這種誤入歧途的危險。女人比男人更愛惜自己的形象……她們如同編織著人生的理想一般精心編織著自己的形象，弄到頭來，她們竟然瞞天過海，將自己都騙了，以為那編織的自我，就是她們的自我，而事實上卻不是……
王安憶這種清醒冷靜的自我觀照意識，使得她的創作比其他女作家多了一份理性和剋制，而對“情義”的追求則是這種創作觀的表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