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的《雨，沙沙沙》引起文坛关注以来，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步入兴奋期。随着《小鲍庄》、《大刘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及至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的相继问世，王安忆越来越成为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关注焦点。
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那样，王安忆从来都不属于任何流派，却永远引领着文学新潮。王安忆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令人侧目的人物形象，大大拓展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广度。
《雨，沙沙沙》（1981）和《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1982）被视为王安忆初期创作的典型，她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细腻清纯的心灵探索和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引起了评论家们的注意。对女性心理和生存状态的持续关注、对普通女性审美趣味的把握贯穿于她的作品中，加之王安忆笔下的故事多发生在上海，陆续有研究者称其为张爱玲传人。
王安忆本人对此说法并不认同，她多次谈到自己不像张爱玲。通过对《香港的情与爱》的细读，笔者发现，王安忆对香港的偏好和对“情义”的追求都是与张爱玲截然不同的。
王安忆
一、上海气质与香港气质
香港和上海两个城市看起来很像，都是一衣带水的港口城市，都是东西文化交汇之地。比起上海，王安忆对香港是有偏好的。作为一个“坐在一个痰盂里进入上海”的外来户，王安忆与上海一直存在某种疏离，她冷静地观察上海，描绘上海，刻画上海的繁华旧梦，浮世人生，上海给予了王安忆丰厚的创作源泉，但她从未把文学理想寄托在上海的书写中，王琦瑶也好，刘德生也好，不论是本地土著人还是外来户，都没能在上海绽放。
王安忆写香港的作品不多，一篇散文加两部中篇小说，分别是发表于1983年的散文《美丽的香港》，发表于1993年的小说《香港的情与爱》和发表于2017年的《红豆生南国》。
她在《“香港”是一个象征》中写道，“我要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奇，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
可见，王安忆对于香港的书写是寄予了厚望的。虽然没有真正地融进上海的底子里，但多年的上海生活多少使得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带有个人化情绪，而香港对于王安忆来说是全新的，第一次遇见香港时，王安忆便敏锐地注意到了两个城市之间的差异，这些异质性体验在《香港的情与爱》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香港的情与爱》写的是一对异乡男女如何在香港相遇相知，又如何分手并离开香港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一个身无长技的女人逢佳，离婚后到香港，遇到经常穿梭往返与旧金山和香港两地富商老魏。他们都已经不是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而是为了实利走到一块的中年人。
逢佳想得到一张往美国的通行证，而老魏，则希望从她身上得到失去的青春，抓住人生快乐的末梢。他年过五十，已经没有激情去和女人周旋，于是他选择了直截了当的逢佳，虽然她大红大紫、俗不可耐，却浑身洋溢着真实的热情、真实的蠢笨。
张旭东认为：“上海渴望由普遍现代性来界定自己的本质。然而它只能在有关现代性本质的一系列海市蜃楼般的幻影中去拼凑这座城市起源的神话。与巴黎或纽约的现代社会文化相比，上海的城市主要表现为物质、社会和政治意义都处于分裂状态和脆弱的现代性。”
《香港的情与爱》
《香港的情与爱》中，凯弟总给老魏一种不实之感，哪怕后来老魏知道她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但他只能将她视为知己，成不了“他要寻找的那个契约性质的东西”。
凯弟和逢佳代表了两种城市类型，凯弟是传奇的，艺术的，飘渺的，“可将最世俗的东西戏剧化”，而逢佳是真实的，朴素的，可信的，“可将最戏剧的东西世俗化”。“凯弟是含混其词，似是而非，事情和事情的边缘都模糊成一片的。而逢佳则是一锤定音。她将自己交出去，老魏便得还她个美国，然后钱货两讫，大家走人；老魏要是给不出个美国，那么就恩人变仇人，接下来，还是走人。一切都是干净利索，是一笔交易。”
凯弟出生于台湾，却有上海人的味道，逢佳出生于上海，却称不上典型的上海人，反而更靠近香港的气质。上海是精致的，充满距离感的，对于上海女人而言，面子如衣，要时刻保持着体面和矜贵，她们有种渗到骨子里的仪式感，像是《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哪怕文革中生活落魄，也要关起门来过旧上海的奢靡生活。而香港是实在的，充满人情味的，对于香港人来说，实利比面子更重要，《红豆生南国》中的主人公，就曾被养母以“三百番薯丝”的价值比较而恐慌。
香港的表面如上海一样繁华、精致、传奇，但内里是平实的、朴素的、安定的。
王安忆这样写道，“他们爬上两层的电车，看着街景。两边的招牌和霓虹灯几乎擦着他们的肩膀，沿街楼房的二层窗户，仅只一臂之遥，伸手可及。这些窗户有着最恳切、柴米油盐的生计，这是任凭水流三千、日月交替却只永驻不动的生计。它们是香港灯火后面天和海一类的、海里的礁石一类的。它们是香港奇景的坚牢基石。这是最最平实的人生，香港的奇景有多莫测，它们就有多平实。”
二、对香港的偏好
“对于人生旅途已跋涉到疲乏的末途的老魏，他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以及情感去作周旋。那种周旋老魏年轻时还喜欢，现在他却觉得是无谓的了，他也早已谙透了这种周旋的端底。他到了需要直接了当的年纪，这其实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年纪，是一个太过清醒，拆穿一切骗局的年纪，什么都哄不了他了。他能看清一切真相，而人世上又有多少真相是好的，令人高兴的呢？”逢佳是一种不好不坏的真相，她正好出现在老魏对假象厌倦而对真相抱欢迎态度的时候，因此说“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
老魏对香港一直是一种观望的态度，他最爱做的事就是在九龙的丽晶大酒店，喝着酒隔岸看香港，他没有定居在香港，却“去了又来，来了又去没个完的”，香港算是他临时的家，是一种半岛性质的暧昧的存在。多年来，他一直往临时的家里添置东西，但总感到还缺一样什么。
“多年来，老魏每次来好像都在找这件东西，却找不到。他感到很深的困惑，甚至失落”，凯弟的出现没有填补上这种失落，“后来，他遇到了逢佳，他便知道他找的是什么了。”
一个真实却自以为虚无的男人遇到了外表浮泛然而内里坚固的香港，终于在发现之后成为了它的一部分。
凯弟的高雅气质、精明世故、左右逢源对他而言是镜中月水中花，只有逢佳的乱七八糟，错漏百出才是实在的、真真切切的情。
她们俩都是有诗意的女人，不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意。“逢佳的诗意是孩子气的，是那种贪嘴肥胖孩子的孩子气；凯弟则是女人气的，优雅和梦幻。”
她们俩都是性感的女人，不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感。“凯弟是骨头里的销魂，逢佳是肉里的销魂。肉比骨头更灵活易感，更真切现实；骨头却是带有记忆性质的，是供以后回味的。”
她们俩都是浅薄的女人，不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浅薄。“凯弟是聪敏的浅薄，逢佳则是稍有些愚钝的浅薄。聪敏的浅薄是有虚晃的手势，这手势需要费些脑筋和猜测去破译，结果却不免会令人有些失望。愚钝的浅薄却是直截了当，一眼见底的一池清水，甚至偶尔水里还会有些出乎意料的东西。”
上海气质是可感而不可触的，作为一个有点老派的男人，反而是踏实的香港气质更适合老魏。
于是，两个漂泊的旅人经过试探后开始了一段为期两年的同居生活，丽晶酒店——北角出租屋—买房子。老魏一开始把香港看做他实打实人生的彼岸，一个轻盈的梦。她似乎只是灯红酒绿、逢场作戏。没想到竟然渐渐戏假情真。香港反而成了他的家。此后的日子虽然有些跌宕起伏，却也风平浪静，按合同办事，他最终实现了对逢佳的承诺。
香港街道
三、对“情义”的追求
王安忆和张爱玲一样，都承认人性的浅薄和人生的苍凉，张爱玲擅长写在情欲泥淖中堕落的男男女女，她乐于把玩这种虚妄，而王安忆则更入世一些，她认为人具有自我拯救的力量，虽然内核是苍凉，但总有一些温暖的东西在。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最终缔结姻缘，却离心离德，《香港的情与爱》中的逢佳和老魏虽各奔东西，却情义永在。
张爱玲的故事到了后来，主角们大抵都实现了的愿望，白流苏嫁给了范柳原，曹七巧主宰了她的世界，葛薇龙嫁给了乔琪。他们都在自己一步一步的计算中如了愿，然后进入一早就已经预想好的陷阱。人生的苍凉不就在于一步一步被自己埋葬吗？王安忆的这个故事到了结局则是分离。然而这里面却分明是温情、是无奈、是怜悯。
张爱玲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人生原本是不值得过的，我们明明知道这一点，却还得为了那些不值得的东西去计算、去浪费生命，结果再失望一回。
王安忆的这个故事则相反：人生好像在为种种无意义的东西在浪费生命，可是就在种种经历之间，我们却意外发现了生命。或许这与她们的时代有关，张爱玲在末世，她太早知道孕育她的那一种文化在逝去，她将无立锥之地；王安忆活在一个有希望的时代里，起码是一个给了我们可能的时代。所以她的小说人物带着希望，即使是一个五十几岁自认看破红尘的老男人。
《倾城之恋》与张爱玲
相比起张爱玲执着的“情爱”，王安忆对“情义”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实际上这种温情和良知很可能在一些外来的因素的冲击下变得荡然无存，理想化色彩过重了一些。张爱玲写情爱，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是在游戏与试探中形成的，王安忆则写情义，逢佳和老魏在这场两性交易中都相当直截了当。
逢佳始终目标明确，不被外在的物质所诱惑。老魏始终信守承诺，被逢佳的真情所感动，乐意为她实现梦想提供物质基础。他们两人都相当自觉地遵守游戏规则，使得他们之间原本的交易性两性关系向着以良心作保证的“情义”的方向升华。
“最后一切谈妥，逢佳又添一句道：反正大家凭良心。这句话是有人间冷暖的，老魏倒有点感动。虽是笔交易，可有了良心作凭，就有了些温爱，也有了些相互的同情。”
在北角公寓度过一夜后，老魏从先前的在九龙看香港岛，进入到岛中心了，与逢佳的以良心作凭的交易给了老魏扎扎实实的在港的安定感。在关于买房子的讨论中，老魏想将买房作为一项投资，逢佳起先不高兴，最后还是说“你还是买房子吧，假如有赚头，我也不至叫你亏得太多”。
“他们彼此都有真心善待之意，这善待之意在效果上甚至超出了爱情。因爱情是不讲究实际，纯精神的，善待之意则是从实际出发，又落到实处的；爱情是狂热的，错乱的，以恨为爱的，善待之意是清醒的，是非分明，爱憎有别的；爱情还是自私的，善待之意却是为他人着想的。他们在内心深处，彼此都怀着一点怜悯的心情，怜悯不是太高尚的情感，但怜悯是最有用的情感。许多天长地久的关系，全是靠怜悯维系的。许多刻骨铭心的关系，也是靠怜悯维系的。怜悯可说是他们彼此的善待之意中的那个核。他们各有各的可怜之处，相互的怜悯便温暖着彼此的心。“这是个错中有错的家，也是个错中有错的香港。在这家，老魏走到哪，碰到的都是错，可是错比对好，对的是道理，错的才是情义。”
逢佳在情爱和情义中摇摆，她甚至动过放弃去美国的念头，向老魏提出做他的小老婆，而老魏则一边为逢佳的爱所感动，一边又坚定地选择了道理，也就是所谓的“对”。他很清楚交易就是交易，“邂逅本就谈不上永远，无始哪里有终”，哪怕这过程中积起了很多说不清扯不平的恩怨，他和逢佳也不可能走到最后，必须在半途中分手。
老魏的“道理”本质是“情义”，把“情义”的“情”字去掉，便成为凝聚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义”。老魏认为“爱，只是个小善，义，却是个大善，爱只对人的，义却是对道理的……
爱其实最不讲信用，只要说一声爱，什么万恶的事情就都有了原委，连良心也交代了，而义却是笃信笃诚，没有空子好钻，也没有便宜占”。于是，故事的结尾，两人和平分手，逢佳去了澳洲，老魏依旧在香港来来去去，虽各奔东西，却情义永在。
王安忆在《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城市》中写道：一个人，是非常容易将自己想象成另一种形象的，而女人又更加倍地多了这种误入歧途的危险。女人比男人更爱惜自己的形象……她们如同编织着人生的理想一般精心编织着自己的形象，弄到头来，她们竟然瞒天过海，将自己都骗了，以为那编织的自我，就是她们的自我，而事实上却不是……
王安忆这种清醒冷静的自我观照意识，使得她的创作比其他女作家多了一份理性和克制，而对“情义”的追求则是这种创作观的表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