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意大利羅馬，孩子們將寫著“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的橫幅放在他們公寓的窗外後揮手致意（美聯社）
自從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世界正處於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一切都將不再一樣。
現實主義者在思考，而（新）自由主義者在哀嘆強勢國家的迴歸、民族主義的興起、中國的崛起以及全球治理的失敗、全球化的退卻，以及“統一的歐洲”內部日益加劇的分歧。
事實上，隨著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肆虐，國家和地方政府已經承擔起了指揮抗擊疫情的責任，人們可以想象，大流行的定義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採取行動。
人們正與政府團結一致，在生活的各個領域擴大自己的權力，而一旦疫情結束，幾乎或根本沒有立法監督或放棄這些權力的前景。
聯合國秘書長稱這次疫情是“聯合國75年曆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全球衛生危機”，但聯合國最強大的機構聯合國安理會卻對此保持著可怕的沉默。
但考慮到它的構成，它的沉默可能是因禍得福。期待目前的聯合國安理會支持一個團結、健康、和平的世界，就像期待阿盟支持民主和人權一樣。
包括七國集團、G20和歐盟在內的其它全球治理機構也被邊緣化，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工具性國際組織的效用和有效性受到了最大捐助國美國的質疑，雖然它們的表現好於預期。同樣，中美的非正式G2特殊關係也出現了動搖。
就連全球化也被認為受到了威脅，因為它加速了全球疫情的蔓延，促使各國政府關閉邊境，實施旅行禁令，並宣佈宵禁。
全球一致認為，再也不會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了，但似乎還沒有就全球應對這一疫情達成一致。
所有這些都回避了一個問題，作為疫情的結果，世界將如何改變，或者應該如何改變？
後自由主義的世界
那些認為迴歸國家和民族主義的興起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副產品的人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為了“回來”，國家和民族主義已經無處可去。
事實上，在後冷戰時代，雖然全球化不斷深化，新自由主義不斷擴大，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從俄羅斯蔓延到巴西和印度，但國家的恢復能力卻越來越強。
東歐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西歐人對歐盟計劃的幻想也越來越破滅，英國人甚至打算退出歐盟。與此同時，美國人變得越來越孤立，他們把票投給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者唐納德·特朗普。
在全球南方，這個國家經歷了無數的戰爭和動盪，雖然有少數例外，但基本完好無損地崛起了。與此同時，中國和俄羅斯在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面前，積極捍衛國家主權。
在美國發生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之後，在全球範圍內，“安全國家”在新的全球安全環境的統治下出現得越來越多。與此同時，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在世界各地紮根，“市場國家”的擴張以“社會國家”為代價。
這兩種趨勢都導致了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加劇，而這反過來又推動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興起。
後美國的世界
特朗普的總統任期既是副產品，也是世界各地極端民族主義反全球主義進程的加速因素。
在他2018年的聯合國演講中，這位“自由世界的領袖”警告成員國，不要讓全球治理威脅到他們的國家主權，建議他們效仿他的“美國優先”策略，擁抱他自戀的、不顧一切的民族主義。
自那以來，美國放棄了許多國際責任和承諾，背棄了國際條約和機構，築起了高牆，建立了實體和隱喻，關閉了邊境。
幾十年來，無論是在氣候變化，還是武器公約方面，只有美國能夠塑造和領導一場真正的全球性努力。
沒有更多的國家。
作為全球最重要的超級大國和世界自由秩序的守護者，美國的“美國優先”政策損害了全球治理，破壞了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集體行動。
法國召集G7會議討論新冠肺炎疫情，沙特召集G20會議，而非美國，不出所料，兩者都無果而終。
正如瑞典前首相卡爾·比爾特所哀嘆的那樣，這是後美國時代的第一次大危機。聯合國安理會不見蹤影，20國集團掌握在沙特王儲的手中，而白宮多年來一直在鼓吹“美國優先”和所有人的利益。只有病毒是全球化的。
全球化與隔離
至於全球化的終結或倒退，這聽起來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作為資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動和信息的自由流動，全球化無疑是充滿活力和生機的。儘管各國政府採取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但世界仍在繼續進行貿易、交流和協調。
如今關閉的邊境和旅行禁令是臨時措施，在新冠肺炎疫情開始減弱後，這些措施將被放鬆，並最終取消。
矛盾的是，雖然他們都居家隔離，但由於科技的發展，如今人們的聯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緊密得多。
同樣，全球衛生準則和解決方案的標準化正在進行，尋找治癒方法和疫苗的集體科學和醫學努力正在進行，仍然是消滅這種病毒所不可缺少的。
總而言之，國家、社會、民族和全球化之間的拉鋸戰仍在繼續，並不會隨著疫情而停止。
疫情後的轉折點
在我看來，世界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有一個選擇：向右轉還是向左轉。繼續沿著導致目前這場災難的老路走下去，既不現實，也沒有吸引力。
這兩次轉變都涉及更多相同的國家和全球參與者，但真正的改變將來自自下而上的民眾運動和壓力，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指令和陰謀詭計。
隨著抗擊疫情的戰爭逐漸結束，人們開始計算疫情造成的人員和經濟損失，他們可能會接受民族主義、孤立主義和自私主義，也可能會選擇一種更人道、更開放、更有同情心的方式來對待我們的共同命運。
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迫近，數以億計的勞動者可能失去工作，變得更加貧困，民眾憤怒、種族主義、宗教偏執和徹底的新法西斯主義主導公眾情緒的可能性不應被低估，特別是如果疫情持續下去的話。
過去20年裡，極端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文化已經在推動這種轉變，憤世嫉俗的民粹主義領導人很容易利用這種文化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一切都意味著更不開放、更不自由、更不繁榮的國家體系。
事實上，從印度到歐洲和美國，種族主義和偏見的新表現形式已經在成倍增加。
利用人們的恐懼以及他們在健康和經濟上的不安全感，是一個古老的政治伎倆，許多民粹主義者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於此。這可能導致擴大和加強安全、監督和警察國家。
特朗普、普京、莫迪、杜特爾特和博爾索納羅等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者的權力鞏固或連任，將對世界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
如果你認為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只會是第一個任期的重複，那你就錯了，這十分困難。
一個被證明是正確的勝利的特朗普已經顯示出了威權主義傾向，很可能會終結民主，正如我們在美國和其他地方所知道的那樣。
但如果以史為鑑，人們也可以向左轉。
認識到該病毒對窮人和被剝奪公民權者的影響大於富人和享有特權者，認識到無論其國籍、宗教、階級、性別或種族，任何人都可能感染和傳播該病毒，這可能促使人們堅持更深層次的人權和團結。
這意味著以日益私有化的“市場國家”為代價，改革、民主化和擴大社會“福利國家”，或許可以借鑑備受吹捧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式，在不妨礙私營企業的情況下，每個人在某些基本層面上都過得很好。
一旦人們得出結論，認為全球化健康和全球的健康不可分割，而疫情都是需要全球各國解決的全球性問題，如全球變暖和全球安全，他們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範圍的國際團結、普遍做法和集體戰略。
他們可能會將隔離政策視為一種必要但暫時的策略，以遏制新冠肺炎的傳播，但為了減輕痛苦，並提供長期的補救措施，他們也會接受全球合作。
前進的道路
簡而言之，我們需要的願景必須考慮個人、社區、國家和國際需求，找到雙贏的戰略來實施。這些戰略必須結合個人和公共的能力，在當地解決全球問題和普遍解決人權問題。
這意味著改革必須是自下而上的，從而減少專制，提高透明度，增強問責性和民主性。
它還意味著更人性化的經濟，不僅注重統計增長，還注重更環保、更公平、更文明的企業，將公民的需求置於企業的貪婪之上。
這意味著政策要少關注武器儲備和股票市場，多關注人力資本，獎勵足球運動員和演員，同時獎勵護士、教師和科學家。
當然，沒有一個理性的人會真的相信，連通性、旅遊或貿易越少，世界越好，但或許我們應該讓這些努力更有質量，而不僅僅是數量上的努力。
這就是可持續性，這需要目標的統一。
說“團結就是力量”可能是一種傲慢的陳詞濫調，但陳詞濫調往往是正確的。
它就是它。
這一切都會過去。
最後會好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