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點：沒有張居正的萬曆皇帝，親政之初大有作為，可惜此景猶如曇花一現
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史皇弟，今天給大家聊的是明末萬曆怠政。當張居正逝世時，萬曆帝已是年屆二十的成年人了。張居正任內閣首輔的十年，是萬曆帝受其嚴加管束的十年。這十年間，張居正以首輔兼帝師的身份，嚴厲管束萬曆帝的學業及生活，萬曆帝身為一國之尊，要時常忍受張居正不時居高臨下的訓誡。太監馮保也仗李太后之信任而有恃無恐。張居正死後，萬曆帝長期被壓抑的自尊與憤怒，以及帝王的獨裁心理，終於得以宣洩。
張居正
太監馮保首當其衝，張居正逝世後不到半年，馮保便被抄家謫居。隨後，張居正也被抄家奪諡，家人慘遭厄運，長子被迫自殺，次子、孫子等被髮配邊疆。馮、張的被貶斥，使得宦官、內閣勢力大大削弱。終萬曆一朝，萬曆帝始終對宦官控制甚嚴，除被他派到各地充當礦監稅吏的宦官較有勢力外，其餘大都沒有多大勢力。閣權也大為降低，繼張居正之後的各任首輔，大多要看皇帝臉色行事，絕無張居正對皇帝居高臨下的態度。朝中內外大權基本為萬曆帝所掌握。
明神宗
大權在握，適逢年輕氣盛，萬曆帝正好可以大幹一番，有所作為。萬曆帝親政之初，也確實想有一番作為，從萬曆十一年（1583）至萬曆十四年（1586），一度出現過勵精圖治的景象。當時他不辭辛勞，勤於政事，關心百姓疾苦，委派官吏興治京畿水田。在官吏的選拔上，也比較注重文武官員的實際才能，選拔任用了一批有實踐經驗的文武大臣，還常常和臣僚討論國事，磋商政務。
申時行
萬曆十三年（1585）四月，北京地區有半年多沒有下雨，萬曆帝親率百官，步行往返二十里，去南郊祈雨。這對一個平日恃輦而行的皇帝來說，實屬不易。目睹此舉的臣僚及京城百姓，無不為之動容。後人一度稱這一時期為弘治朝後的又一次中興時期。但可惜的是，這一過程持續的時間太短，猶如曇花一現。萬曆帝親政後不久便出現了消極怠政的局面，這一點嚴重影響了萬曆一朝的政治，使得明政府一步步地走向崩潰。
明神宗
張居正在任時，雖有擅權之嫌，但由於其過人的政治才能，朝中大小諸事基本上都能應對處理，萬曆帝相對要清閒輕鬆得多。張居正死後的下場，令繼任者們深以為戒，他們不再像往日一樣直言諫諍，勤勉敬業，而變得小心謹慎，唯唯諾諾，做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要能夠應付皇上和同僚，也就得過且過。張居正身後被清算導致內閣地位下降，閣臣權勢減弱。而倒張運動最直接的負面效應便是文武官吏對於閣臣的彈劾日益頻繁，甚至出現了消極批評勝過積極建議的趨勢，辦事的官員動輒就遭彈劾。萬曆帝自己便不得不面臨複雜而繁瑣的大小政事。
張居正故居
繁雜的朝政令萬曆帝煩惱不已，也越來越沒有耐心。往日悠閒的時光令他無比留戀，宮中的安逸享樂更讓他難以捨棄，加上他個人的冊妃立儲等諸事都不順心，於是從萬曆十四年（1586）下半年以後，便以身體不適為藉口開始怠政。他不常上朝，不見大臣，不搞經筵日講，甚至不參加祭祀太廟的大典。對於臣下的軍政奏摺，也不及時處理，常常讓它們躺在宮中睡大覺，稱之為“留中”。而他自己則每天沉醉於後宮，吃喝玩樂。
太廟
張居正的逝世，馮保的被黜，使朝廷內外一下子失去了兩個令人望而生畏的鐵腕人物，長期受壓制的官員們如釋重負，頓時活躍起來。而萬曆帝的怠政，則使朝臣之間缺少了一個強有力的權力中心，故而不可避免地出現派別互相彈劾，爭鬥不已。
馮保
對於萬曆帝的怠政，起初還有一些以氣節自許的朝臣上疏直諫，但萬曆帝則是充耳不聞，常常將這類奏摺擱置不理。按照明代慣例，身為臣僚，一旦被科道官彈劾後，為了表示自己不貪戀官位，一般都是自動離職；再加上勸誡皇帝而杳無迴音的大臣，對朝政也深感失望，常有憤而辭職者。到萬曆後期，皇帝不理朝政的情況日益嚴重，明政府官員離職的情況也愈演愈烈，明朝政日益鬆弛，連正常的官吏任免都處於停滯狀態。由於在職的官吏不能正常升遷，空缺的職位也不能得到及時補充，一方面是“人滯於官”，另一方面是“官曹空虛”，整個政府機構幾近癱瘓。
官員（現代）
總結
大凡皇帝怠政，往往會出現權臣擅權專政的現象。如正德時有劉瑾專權，嘉靖時有嚴嵩柄政。萬曆時代，一方面，由於萬曆帝本人權勢欲極強，他不能容忍大權旁落；另一方面，自張居正死後，內閣再無一名內閣首輔可與嚴嵩、張居正相比，內閣首輔們深以張居正的下場為鑑，誰也不願意重蹈張居正的覆轍，對怠於朝政的萬曆皇帝也大都採取明哲保身的消極態度，行使權力時，不願、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故而萬曆一朝自張居正之後，即便在萬曆帝怠政時期，也沒有出現權臣擅政的局面。萬曆帝經常稱病不視朝，不見內閣臣僚，內廷與外朝的溝通只能通過司禮監太監來進行。但以萬曆帝的個性，他自然也不能容忍再出現像劉瑾、汪直那樣專橫跋扈的太監。他既要依賴他們溝通內外朝，同時也對他們嚴格約束，一旦他認為太監們越過了他所認定的界限，便毫不客氣地予以翦除。這樣，自太監馮保被黜之後，萬曆一朝再也沒有出現宦官專權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