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字宗子，晚年自號陶庵，又號蝶庵。紹興山陰人。是由明入清的著名散文家、史學家和藝術理論家。岱自幼生活在鐘鳴鼎食的江南詩書旺族，“
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然其功名蹭蹬，一生未仕，以遺民身份入清，晚年生活潦倒，遁隱山林，修史著書，著成《石匱書》、《石匱書後集》、《快園道古》、《夜航船》、《琅嬛文集》、《琯朗乞巧錄》等文史著作，其中尤以回憶舊朝生活和故園風物為主要內容的《陶庵夢憶》和《西湖夢尋》（簡稱《兩夢》）兩部小品文名著流傳最廣。
張岱獨特的人生經歷和生活體驗使《夢憶》、《夢尋》中所展示的散文風貌獨具一格，別開生面。作者穿梭往來於前塵往事的風月繁華和舊朝故國的黍離之感之間，少年富貴的榮華、廣泛涉獵的愛好、遍及吳越的遊歷、由奢而衰的家境、仕途命運的蹭蹬、晚年生活的潦倒……一一展現在這兩部回憶性的散文集中。撫今憶昔，如夢似幻，一生不仕的平民生活和風雅廣博的文人情趣交相疊映，從而使張岱的小品文呈現出不同一般的藝術魅力。
江南自古繁華。縱觀張岱一生，他絕大部分時間的活動範圍都沒有超出江南吳越之地。張岱生於斯，長於斯，除了少數的幾次北上山東探訪在魯藩王府當差的父親之外，他的足跡幾乎一直都在太湖兩翼的南京——揚州——鎮江——無錫——蘇州一線和杭州——紹興——寧波一線流連。這兩條線恰好把吳地和越地的絕大部分重要城市都涵蓋了進去，這一區域內河湖眾多、水網密佈，向來是物產富足的魚米之鄉，又極利於商品的生產流通，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南來北往、商賈雲集的繁華之地。
在經過明朝前期的休整復甦之後，自正德開始，江南地區再度煥發出榮光，“
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由此更是造就了經濟的繁榮，明清時期，糧食、絲綢、染料、木材、紙張書籍、銅鐵及銅鐵器、食糖、菸草等都已佔據著江南地區商品貿易的舞臺，同時，這一地區的海外貿易已初具規模。“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商業市鎮的興起，在江南地區更是普遍與突出的現象；經濟結構在此起了大變化，初期的資本主義業已萌芽發展”。更是催生了城市的進一步繁榮，南京、蘇州、揚州、杭州、紹興都是明代中後葉極為繁盛的工商業城市。有明一代，浙江和江蘇的人口總量分居全國第一和第三，人口密度則分列前兩名，而兩省之中，顯然又以太湖周邊和杭州灣地區的人口最為稠密。如此密集的人口，為城市的持續擴張和繁榮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太湖沿岸——杭州灣一線，經由大運河的串連維繫，也一躍成為了明代中後葉全國經濟文化最為繁榮發達的地區。 城市的繁榮、市民群體的壯大，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市井風俗。張瀚《松窗夢語》中說：“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於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於三吳。”吳越民風之奢褥，具體到張岱的《兩夢》之中，更是顯而易見——天啟壬戍六月二十四日，張岱至蘇州城外的荷花宕：
見士女傾城而出，比集於葑門外之荷花宕。樓船畫舫至魚攭小艇，僱覓一空。遠方遊客，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蟻旋岸上者。餘移舟往觀，一無所見。宕中以大船為經，小船為緯，遊冶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倩妝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紗。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集，男女之勝以溷，藃暑燂爍，靡沸終日而已。荷花宕經歲無人跡，是日，士女以鞋靸不至為恥。袁石公曰：“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蓋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躲閃，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在張岱的家鄉紹興，原本莊重肅清的掃墓活動，竟一度被演繹得鮮花著錦，繁縟之風絲毫不輸吳地：
越俗掃墓，男女袨服靚妝，畫船簫鼓，如杭州人遊湖，厚人薄鬼，率以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幘船，男女分兩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輩謔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後漸華靡，雖監門小戶，男女必用兩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歡呼暢飲。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遊庵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園。鼓吹近城，必吹《海東青》、《獨行千里》，鑼鼓錯雜。酒徒沾醉，必岸幘囂嚎，唱無字曲，或舟中攘臂，與儕列廝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溢國，日日如之。
由此可見，生活的城市中的人們開始有目的有條件地為生活創造更多的娛樂元素，許多千百年來的傳統民俗如賞荷、掃墓都被人為地引向更為充滿娛情和閒適的方向，甚至逐漸被演繹成了一項娛樂活動而被表現的淋漓盡致、踵事增華。伴隨著城市經濟的持續繁榮和市民生活的日益成熟，以及市民成分的不斷細化，人們對娛樂活動的需求日益凸顯並展現出來，並由此生髮出城市中特有的娛樂文化。明代中後葉，江南一帶城市中的娛樂文化活動空前繁榮。參與的人數越來越多，動輒 “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士女潮湧，撼動蠡城。 ”“蟻附蜂屯，蠢蠢欲動。”娛樂活動的種類也趨於多樣化。最常見的如雜耍百藝：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記》之《役南瑣記》正月十七日載曾於紹興家中“設傀儡觀之”、《祁忠敏公日記》之《棲北冗言》七月十九日又說：“觀小戲如弄瓦等技，皆神絕，為之解頤。”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裡曾記載了一種叫做“竿技”的雜耍表演：
觀中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於庭，高可三丈，一個攀緣而上，舞蹈其顛，盤旋上下。有鴿子翻身、金雞獨立、鍾馗抹額、玉免搗藥之類，變態多方。觀者目瞪神驚，汗流浹背。而為此技者，如蝶拍鴉翻，遽遽然自若也。
《萬曆野獲編》中則有關於設局鬥蟋蟀的記載：
我朝宣宗最嫻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個。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棄，聞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虜功，得世職者。今宣窯蟋蟀盆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盆也。近日吳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
類似的記載在《陶庵夢憶》中也是屢見不鮮。張岱自雲“天啟壬戌間好鬥雞，設鬥雞社於龍山下”，並與其仲叔張爾葆、秦一生等人“仿王勃《鬥雞檄》”，作檄文結“鬥雞社”，甚至在鬥雞過程中還發生過因“餘雞屢勝之”而引起“仲叔忿懣”的插曲。
因處於江南水鄉，吳越之地的水上娛樂活動也十分普遍，如水燈、競渡、弄潮等。這一點在張岱筆端也多有體現：“看西湖競渡十二三次，己巳競渡於秦淮，辛未競渡於無錫，壬午競渡於瓜洲，於金山寺 ”，可見江南競渡之普遍與頻繁，競渡活動的範圍覆蓋了杭州、南京、無錫、鎮江等吳越名城；競渡的舉辦地點則包括了西湖、秦淮河，長江等水域，可謂各具風姿：“西湖競渡，以看競渡之人勝，無錫亦如之。秦淮有燈船無龍船，龍船無瓜州比，而看龍船亦無金山寺比。”越地近海，故此多產“弄潮兒”，這大概可以追溯為早期的“衝浪”運動：“伺潮上海門，則泅兒數十，執彩旗，樹畫傘，踏浪翻濤，騰躍百變，以誇材能”弄潮活動常常還雜以“優人百戲，擊球關撲，魚鼓彈詞，聲音鼎沸，蓋人但藉看潮為名，往往隨意酣樂耳”像這樣大規模的、融競技運動和娛樂活動為一體的勝會，顯然是與當時城市的市井化和市民的多樣化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上相對比較傳統的市民娛樂活動以外，在明代中後葉，也湧現出了一些與時代緊密相關的新興的、或是伴隨明後期的城市繁榮而同步釋放出生命力的文化娛樂形式。如盲詞、彈詞、寶卷，說書等講唱表演，這些表演常常與城市中的節俗或者聚會相伴，如上文所述弄潮與之相應的“魚鼓彈詞”。《陶庵夢憶》中也多有涉及於此，如清明時節“老僧因果，瞽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揚州清明》）；甲戌十月，張岱攜朱楚生前往杭州不繫園看紅葉，眾友來訪，遂“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不繫園》）；晚明最負盛名的說書藝人非柳敬亭莫屬，吳偉業、黃宗羲都曾為其作傳，張岱亦與之相交，稱其說書“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柳敬亭說書》）
另外，清唱、戲劇演出以及市民文學的傳播也在明代後期的江南城市中盛行開來，成為常見的市民娛樂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