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倒閉,培訓機構今年為什麼慘?

“表相不是真相,所有的限制都是來自我們的認知。目前教培業發展的阻礙不是外在的各類限制,而是內心的恐懼,還有方向的迷茫。”

目錄

一、新政真相

二、中大型機構出路

三、小微型機構出路

四、結語

真相不是表相,我們想要的真相在哪裡?

2019年下半年,教培機構不平靜。

韋博事件中被放大了的教培機構跑路;教育部門從上到下暗訪嚴查,部分培訓機構關門;教育機構無論大小集體“失語”,行業風聲鶴唳,人人自保,寒意逼人。

而從市場供需關係來看,目前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不足,小學素質教育課程受限於師資及投入在體制內學校推進緩慢,初中生能夠升入高中的比例在60%左右,國際教育人數繼續猛增勢力很好,低齡化留學人數也在增加,家長對於孩子全面發展及多樣化教育需求旺盛。

恰如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體現在教育上,主要表現為人民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與優質教育供應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校外教育在滿足多樣化需求上,顯然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是目前校內教育的有益補充。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教育是實現身份流動的捷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身份轉換方式依然為民眾津津樂道,全民重教不僅僅是一種成長的需要,校外教育與校內教育一樣,承載著基於生活、職業與名望等多方面複雜的的訴求,讓中國的教育並不輕鬆。

從整個亞洲情況來看,在儒學思想佔主導,科舉制作為主要傳統選官用人制度的亞洲國家,整體對應試教育的重視程度高於全球其他各國,而且畢業學校與學歷與就業收入強相關性,更進一步加強了國民對於教育的高度重視,校外教育培訓的火熱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單純地用減少學業數量與難度的方式去減負很難奏效,從民眾對於此次減負的激烈反應【南京家長瘋了】到11月14日教育部的正式做出回應,都不否認“認真學習、勤奮學習、刻苦學習”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不吃苦中苦,難成人上人”是一種公平的學業競爭關係,更是推動人類進化與社會發展的動力。

因此,新政不應過度解讀為打壓教育機構與減少學業數量,而應從維護公共利益的角度去看待此次政府治理,冷靜分析國家“行政”之本意,核心是要重建教學新秩序。因此想到了我在2015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香港大學聯合出版的《以公眾利益規範私人補習》的一段表述:

私人補習對陣課堂教學:保護最窮的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研究私人補習的方法。在年度《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的刊物中有所體現。2014年版的報告特別標註了老師的工作,幷包括了一個題為“私人補習對陣課堂教學:保護最窮的人”的章節( UNESCO2014a:271-272)。該報告聚焦需要監管的維度,報告(p.271)指出:“私人補習如果沒有被審査和控制可能會對學習結果造成破壞,尤其對於付不起學費的最窮的學生。不管政策制定者對私人補習有什麼觀點’都需要有管理政策以確保老師按要求的課時完成’並涵蓋全部教學大綱要求的內容,這樣私人補習才不會擾亂或代替課堂教學”。

所以,聲勢浩大的中國教培行業新政治理的真相是:明晰校內與校外的邊界,校外教育機構要遠離與公辦學校的合謀(渠道公關與兼職老師的使用),把課堂教學還歸校內,體制內的老師心無雜念地把課上好,重樹師德;而校外教育機構則在專題教學、學習能力、素質提升、學業規劃諮詢服務施展手腳,相得益彰。

這一方面,日本、韓國、新加坡與臺灣、香港地區都經過類似治理並走向成熟,校外教育與校內教育各安其位,共同為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各盡其才。

中大型機構的出路:健康發展

10月31日,《中國經濟週刊》一篇文章《教育培訓還是好生意嗎?》在網上熱傳,不僅業外人士擔心,各地中大型教培掌門人也開始擔心,我們下一步路在何在?

其實大可不必擔心,教育好壞歷來都不是以投資多少與規模大小而定的,如果這樣,地產商與金融機構是最容易做成最大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教育是時間的產品,需要師資人才的打磨,需要教學產品的打磨,不是靠錢可以堆出來的。

但在已經歷經多年發展“上位”到頭部機構的上述各家卻遭遇滑鐵盧,可惜之餘確實值得我們警醒:新政條件上,教育培訓業也要從單純地追求規模的增長轉變對顧客價值的尊重與尋找,我們最初辦培訓機構是為普及英語,為學生尋找更快更便捷更有效的語言學習方式,為他們出國增添成功機會,但當這一切過度商業化、單純以追求經濟利潤為目標,不斷給家長增加支出還是變成學生的負擔,被顧客拋棄是遲早的事情,我們都需要進行反思。

此次新政治理風暴,短期內對行業會有影響,輿論與體制內機構引導會導致家長意向下降,生源獲取成本上升,場地利用效能下降,再加上相應的場地改造成本,完備證照的規範行政成本,利潤率會有所下降。但長期來看,對中大型機構發展有利的,市場規範,標準建立,會減少惡意競爭,降低招生成本,更符合顧客需求的教學產品被研發,行業整體管理水平提升,行業形象提升,這些對堅持下來的中大型機構,顯然會迎來一個好時期。

而在這個過渡緩衝階段,“向榜樣學習”,借鑑成功者已經走過的路,結合自己的情況來優化,是一條穩妥務實的路(可參看中大型教育機構“四化”健康發展之路)。

小微機構出路:從教學中心到學習中心 逼出來的教育進化

2018、2019年的培訓業最熱的詞是“辦證”,辦學許可證與教師資格證,但以前者最為重要,但對於廣大小微機構來講,限於基礎條件(消防問題與面積問題),未來多數與“證”無緣。

那麼這些無證的小微機構有多少?

據美團截止2019年9月30日的數據,美團點評收錄教育機構134萬個。

大批倒閉,培訓機構今年為什麼慘?

據天眼查的數據,教育機構的數據是150萬家;2018年政府摸排的數據是40萬家。

我們無從考證這些數據之間的關係,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未辦證的機構數量一定是巨大的,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高歌猛進的年代,也有不少人懷揣教育夢進入教育培訓業,今年因消防安全、場地面積被拒在辦證大門之外,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正如教育機構好壞與投資量大小無關,教育機構好壞與面積大小也無關,面積不應該成為辦學者的一個門檻。筆者有機會到韓國考察,非常詫異他們的教育機構面積之小與數量之多。

圖一:韓國培訓機構類型,分為學習房,教學所,學院,其中學習房僅限一名員工,類似於國內的個人工作室;教學所員工不超過3人,這兩類機構多數在社區居民樓內或社區附近商鋪,管理有序,也無擾民。

大批倒閉,培訓機構今年為什麼慘?

圖二:教培機構數量是27萬所,70%是中小型機構

大批倒閉,培訓機構今年為什麼慘?

眾所周知,我們今天的新政很大程度借鑑了韓國在2014年對教培業治理政策,但對於小型機構的硬件條件限制是韓國政策中所沒有的,是我們延續了最初把培訓機構等同於全日制的條件要求,但不知是否可以考慮:在5000萬人口的韓國,27萬家機構中70%都是小型培訓機構,在韓國愈來愈擁堵的城市為家長提供更便捷的教學服務,似乎我們不能把小微機構視為“散亂差”而另眼看待?

在滿足就近求學,降低家長教育負擔、滿足多層次培訓需求方面,小微機構發揮著無可替代的功能,再小的機構,做的也是教育,同樣值得我們尊敬。

12月2日泛亞聯盟教育大會,除了在開幕式上為小微機構解讀韓國小微機構運營模式,還特設專場,為近百萬與“證”無緣的機構同仁共謀未來“小而美”機構生存發展的破局之路。

結語: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

一個能給教育培訓業支持、並能保證教培機構教育質量的監管制度是保證教培行業長期穩定發展的政治保障與社會保證。民眾對教培機構教育質量的正面認可需要時間驗證,但也很容易被破壞,任何來自教培機構的的負面報導會損害整個行業聲譽(2019年是教培機構行業聲譽嚴重受損的一年)。而“新政”整頓的核心是建構支持教培業規範發展的長效機制,從這個角度來講,新政意味著會給行業長期發展帶來新機遇。

因此,經歷十年快速發展的教培行業發展遇到規範與調整,情理之中,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這個行業正從初期的市場認可(有需求)到家長認可(有付費)到國家認可(有規範),這是一個行業正在走向成熟的標誌,走向規範成長的標誌,如果還保持初創階段的非規範發展的習慣與思維,受傷總是難免的,與時俱進,及時學習與調整發展思路,是這個非常年代我們必須要去做的。

近期,世界銀行發表的《2018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有億萬青少年學生將面臨在成年後失業和低收入的局面,原因是中小學未能給予他們獲得人生成功的教育。該報告警告說,全球教育面臨“學習危機”,這一學習危機正在擴大社會差距,上學卻未學到知識,這不僅是浪費發展機遇,也是對全世界兒童和青少年的巨大不公。

中國也在此列,此次新政治理減負是為了教育,但教育不是為了減負,我們不僅僅剔除“強化應試、機械刷題、超前超標培訓等造成的不必要、不合理的過重負擔”,我們也應鼓勵發展多樣化素質教育主體,更要為創新型、拔尖型人才的成長留出一片天地,讓每個孩子都有人生成功的教育機會,不留遺憾。

畢竟——

民族創新、國家富強、個人成長要靠教育;

從人口大國到人力資源強國,更要靠教育。

不忘初心 , 牢記使命,

教育發展,匹夫有責。


分享到:


相關文章: